2011年5月

高中同学会的第一次通知提前一年多就到了：诚邀您于2011年5月14―15日，参加白原市高中1961届毕业生50周年庆典。我无视了这个邀请，因为对于以前的事，我记得的太少了，而且那时我的心理已经失常。然而，杰姬对我说，想要从创伤中真正康复，我需要重回过去的地方，去面对那些不愉快的场景。我需要重新定义自己与过去的关系—要在我努力想要消失的地方控制住自己，坚强而骄傲地站在那里。我知道杰姬是对的。高中的记忆对我来说几乎一片空白，因此回去是有意义的，我可以去看看能够找回些什么。尽管如此，当我看到医院记录上，那个眼神空洞的阴郁少女时，仍然吓了我一跳。

“先把它放在议程上吧。”我跟杰姬说，“我现在还不能决定。”

几个月过去了，学校的邀请函不断寄来。我抵触的情绪有些松动。

有天晚上，吃过晚餐，我们正准备收拾桌子，我跟比尔说了我可能会去参加同学会的事。“听起来不错。”比尔说，“我们什么时候去？”

“如果我想自己一个人去，你介意吗？”我把盘子放进水槽，说道。比尔递给我另一个盘子时，我侧过脸瞄了他一眼，看看他有没有表现出生气或失望—挑眉？拉下脸？“我需要向自己证明我能够应付得来。”

比尔神色如常，他笑了起来。“哦，好的。”他说，“我宁愿待在家里给你精神支持。”几年前，我已经和高中的两个最好的朋友萨拉和苏重新取得了联系。苏有一次出差到纽黑文，于是我们约了一起吃午饭。我们聊了许多，聊到不想说再见。我去看望过萨拉，她热情地欢迎了我的到来。我们一起坐在她家的沙发上喝茶吃点心，但我对她所讲述的我们的过去，完全不记得。可怕的记忆空白横亘在我们之间，过去如同泼出去的水一般，再也无法收回。对我而言，无法记起我们共同做过的事，让我无法忍受。而对于萨拉，情况可能更糟。从此以后，我们互相都没再正式联系过对方。

萨拉不去参加同学聚会，还好我认识苏，但是如果苏临时有事而去不了，那可怎么办？如果我到时不认识其他人怎么办？更糟糕的是，如果有人直接问我过去的事，而我却丝毫没有印象怎么办？不过，到了我们这个年纪，许多人都开始抱怨自己的记性不好。也许我可以以此为借口搪塞过去。

但首先，我要先写一篇简短的个人简介：同学会的委员要求每个参与者做一段半页纸的自我介绍。如果我告诉他们事实会怎么样？如果我必须隐瞒事实，那为什么还要去参加？我厌倦了假装，厌倦了伴随秘密而来的孤独。

我先从自己的成就开头：拿到了耶鲁大学的博士学位，目前是心理医生。这样好让他们觉得，现在的我应该还算正常。我花了很长时间琢磨剩下的内容。我不想吓到任何人或导致关系疏远。

高中二年级行将结束时（1960年5月），我离开了学校，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一年后，我重新回到学校，但在高中毕业之前，我又一次住院了。我在两家精神病医院总共度过了五年多的时间。最终，通过接受颇具技巧性的心理治疗，我康复了。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综合教育学院学习时遇到了我的丈夫。结婚后，我跟他搬到了纽黑文。我们育有一子一女，而且都已成年，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两个孙子。

除了家人和几个亲密的朋友外，我没有对他人说起过我的精神病史。住院早期，电休克治疗让我丧失了人生前20年的记忆。我尽量回避早年生活里的所有人，因为无法记起他们，我深感惭愧。10年前，我看到了关于自己的医院记录，它又唤起了我原以为已经丢失的那部分记忆。

我第一次看到那些医院记录时所出现的强烈症状，虽然不是全部，但大部分都已经消退。多年而缓慢的恢复过程证明，心理创伤的恢复期实际远比我设想的要长得多，我甚至几乎忘了原本的计划。“我想，不管遇到什么问题，我都有一整个夏天来进行消化处理。”医院的包裹到达前，我这样跟比尔说。现在想来，这个想法是多么天真。

头痛、噩梦、侵入性的画面和破坏性的冲动不再困扰我。我不再用自我贬低来折磨自己。让我不能正常工作和生活的焦虑大部分都消除了。尽管日常生活中，我仍然有解离的症状表现—也许那已经嵌入了我的人格—但更多时候我都活在当下，而不是沉浸在过去无法自拔。我做事可能永远都有点缺乏条理，并且还有点强迫症，但慢慢地我能够平和地看待这些小怪癖，也变得自信了。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害羞。每天早上醒来，我都更加乐观地看待这个世界。

然而，有时我也会被那久远的悲伤所控制：这个经验丰富、身兼改变世界使命的专业人士，也有不为人知的脆弱，她心里住着一个能搞砸她事业、毁掉所有人际关系的可怕女人。**与精神病院遗留下来的耻辱感，对我造成了难以想象的打击，它把恐惧深深植入我的心里。它附着在我的骨头里，在我身上的每个细胞里扎根。它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没有它，我都怀疑自己还是不是自己。

来电显示电话是从佛罗里达打来的。又是电话推销吧，我想。“你好。”我用一种冷冷的、我不会买任何东西的语气对着听筒说。

“你好，安妮塔。你是在白原高中上学的那个安妮塔吧？”

我一下子蒙在那里，无所适从地用手捋着头发，良久才意识到我应该回答对方的话。“是的。”我说道，仍然认为这个人肯定是打电话来推销东西的，“请问你是哪位？”

“我是你的高中同学佩吉啊，不过我现在改名叫梅格了。你还记得我吗？我看了你的个人简介。你真是个勇敢的女孩！”

“我想我记得你，我当然知道你的名字。”我努力回忆，想获得一些有关她的记忆。由于我参加同学会的信息已经在线公布，现在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它找到我。我的生活已经暴露给所有人。“你能打电话来真是太好了。”我这样说着，不无真心地说，“你是第一个打电话来的。”说着，我开始来回踱步。

“我不像你跟你班里的朋友那样聪明，但是，如果没有你的倾听，我可能连高一都读不完。”梅格说道，“我们还到彼此的家过过夜。打死我也不相信你会被送去精神病院。你母亲人真的超好，但我的确觉得你父亲很吓人。我这么说你介意吗？”

梅格跟我说了她高中毕业后的生活：她的婚姻，她丈夫的早逝，以及那之后的痛苦岁月。她说她的髋关节有问题，但被医生误诊了，还说了去看她孙子的事。她让我帮她带一条口信给一个我不认识的朋友：“请一定帮我转告艾尔，他的友谊对我来说意味着整个世界。”

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就到了该做家务的时间了，但我已经精疲力竭。她的故事很吸引我，我真想听她继续说：“真不想挂断电话，但今天只能先说到这里了。”

“有空来找我玩吧，亲爱的。”梅格说，“我随时都欢迎你。”

这个电话让我不再对说出真相感到忧心忡忡。我很感激能认识佩吉，也很遗憾，没能记得她提到的那些事：在她家和我家过夜、她父母的分离给她的痛苦，以及她相信我能保守秘密。我一直记得佩吉的名字，但我不记得我们之间的友谊，这令我感到心痛。

正午时分，我来到白原市的皇冠假日酒店。我心烦意乱、焦虑不安地想，我为什么要同意参加一个高中同学安排的午餐。几天前，我还对同学会充满着期待，但今天早上离开家的时候，我又想取消这个行程。站在酒店外面，我只想逃跑。记住，你现在是个成年人，你能行的。我深吸了一口气，推开了门。

入口处挤满了身穿沙漠迷彩服的男人女人，还有很多其他成人和儿童。B公司刚刚从伊拉克回来，公司员工和他们的家人正一起吃午餐。多么美好的年轻人啊，我心里这样想着，穿过散发着芥末和冷切肉味的午餐区和喧嚣的聚餐人群。一丝愤怒在脑中一闪而过。那来自创伤，我狠狠地摇了摇头，好像这样就能把那些想法甩掉一样。

大堂外面，有十几位年龄稍长、衣着讲究的人正聚在一起聊着天。这些人我好像一个都不认识。我本没想盯着他们看，但我肯定我这么做了。

一个身穿绿色亚麻运动衫的大胡子男人注意到了我。他脸上瞬间布满了笑容。“安妮塔！”他边说边伸出双臂给了我一个温暖的拥抱，我也拥抱了他，同时也松了口气：我找对了地方。“见到你真高兴。”他说。他身边的其他人微笑着跟我打招呼。欢迎我的这位“陌生人”随即转向大家：“那么我们去吃饭吧！”他带我们走进一间小而简单，但很整洁的餐厅。一张可以容纳大约20个人用餐的狭长桌子几乎就占满了整个空间。

他示意我坐在他身旁的位置。我感谢了他，并坐下来。那时，我猜想这个人应该是午餐的组织者艾伦。我等待着，直到听到他说了两次自己的名字，我才把梅格的口信说给他听。大大的笑容溢满了他的脸。

“介意我坐在这里吗？”一位茶色头发的友善女士在我身边坐了下来，“见到你真是太好了，安妮塔。我永远也忘不了你在《萨勒姆的女巫》里的精彩表演。”她非常高兴地说道。他们似乎都还记得那个过去的我，对此我很意外和惊讶。她的热情卸下了我的防备。我没有想到自己会如此快地回归到集体中。

“可能角色本身太贴近事实了。”我半开玩笑地说道，“当时我也在几近失控的边缘。”

四点半时，正如我们事先约定的那样，我在大厅里见到了苏。现在至少有个理解我有多紧张的人了，如果有需要，她会和我坐在一起聊天，这样我就不会只是一个人傻坐着。令我惊讶的是，苏也是这样想的。

两个小时后，在我酒店的房间里，我又一次检视着镜中的自己：瘦小的身材，扁平、一点不蓬松的灰棕色头发；身穿黑色休闲裤，青绿色亚麻衬衫，戴着我最爱的那条丝巾—带深蓝、鲜红和青绿色斑点的丝巾。为了这次聚会，也在杰姬的特别要求下，我买了一件黑色外套来搭配休闲裤。它花了我很多钱—对于花钱我仍然很计较，但它穿起来合身极了。一对绿松石耳环和一条蛋白石吊坠项链—那是儿子詹姆斯和儿媳送我的礼物，为我的装扮平添了几分光彩。为了图个好运，我戴着詹姆斯为我做的螺旋银戒指，外套的翻领上别了杰西卡为我做的花篮胸针。

当我走下楼时，对话的低语声以及一股诱人的香味扑面而来。很多人已经聚集在铺有地毯的宽敞大厅里。一个我不认识但很友善的矮个子男人将我引到登记台。

人们都在互相打招呼问候，他们喊出对方的名字，惊喜、拥抱和大笑。我盯着手中的胸牌，放大的年鉴照片上，那个梳着刘海的大眼睛女孩，在我以前的名字上方对我微笑。我想要对她表现得亲切些，甚至如果从陌生人的角度来看，我能感觉到她的吸引力，但我必须努力说服自己不去鄙视她。我习惯于认为她是个懦弱的胆小鬼，一个因为恐惧而顺从的乖乖女。她竭尽全力成为她认为应该成为的人：她连笑都是出于对别人的期待。但那时的我真的如此糟糕吗？她也曾因为相信而笑过，就像我仍然相信的：生命是孤独的，但有了微笑，一瞬间便可以超越任何界限，把两颗心连在一起。但为什么经过了这么多年，我想和她建立联结这么难？我获得治愈的最后一步，就是能拥抱她—那个曾经的我。

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我转过身。一位身穿黑衣服，黑眼睛的小个子女士示意我过去。她握住我的手。

“我们刚刚还说起你呢。”她对站在旁边的高个子男士点头，“看到你的个人简介，我们很高兴。高三时你跟我们在一个英语班上课，但后来你就不来了。”她紧握着我的手，眼睛搜寻着我的双眼。她的朋友握住我的另一只手。

“没有人告诉我们你去了哪里。”他说，“我们都担心你是不是死了。”

我站起来，紧紧握住他们的手，他们担心忧伤的面孔令我动容。我想紧握住他们的手，永远也不松开。

尽管有些同学说得好像他们真的认识我一样，而事实怎样，我并不知晓，不过有些人我还是很容易就认出来了，因为至少我知道胸牌上的名字。我不停地从一组人群辗转到另一组，大部分时间都在倾听。我发现很多同学之间都保持着联系，原本关系好的朋友如今依然非常要好；50年前的高中情侣，有许多都和当年的恋人结了婚。我努力把心里的不安和由于错过太多而生出的嫉妒放到一边。不要去想。你怎么敢……

我们聊了很多，除了数不清的成就和子女多优秀外，还聊了关于髋关节手术、滑雪事故、年迈的父母和离婚的配偶。在友好开放的氛围里，畅聊孙辈的趣事、如何侍弄花草、发展了哪些兴趣爱好，以及终于可以去实现推迟多年的梦想。有抱怨关节疼痛和记忆减退的，该退休了却还不得不工作的，失业的成年子女又搬回家住的……我不是唯一在糟糕、混乱的世界里卑微生活的人。

也许这更多的是我的主观臆断，而不是事实，但总的来说，我们好像已经能放下所谓的骄傲，坦然面对一切。五十年后，生活的不易和不公，以及人生的经历将我们联结在一起。老朋友们说起自己年少时的梦想，还有自己当年做的一些宁死也不肯承认的傻事，逗得大家开怀大笑。

我记得鲍比，他的妻子也是我的同学。我跟他站在一旁喝葡萄酒时，他说起初中时曾暗恋我。“我骑车去送报纸时总会故意绕到你家门前，希望能在你家院子里看到你。”他说，“我最喜欢看你朝我挥手、给我一个大大的微笑的样子。”

我从来没有把鲍比的骑车路线跟早恋联系在一起。

“安妮塔，我是罗杰。请允许我向你介绍我的另一半。”一个说话轻柔的男子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在介绍他妻子前报上了自己的名字。我和罗杰也是初中同学。从他那里我了解到，他们夫妻二人跟我们的另一位同学约翰，住在同一个大学城。约翰曾是一位古典文学教授，如今已经退休。他们今天是一起来参加同学聚会的。

“约翰自己不好意思直接跟你说这事。”罗杰笑着说他这位朋友—我们的同学，“但他说我可以告诉你，他在五年级时看了一场你演的舞台剧，然后就深深迷上了你。你是他的初恋。”罗杰停顿了一下，挠了挠头。“当然，我也不是无辜的。”他笑着继续说，“当时我们说起自己的初恋，我们俩都说出了你的名字。我对你的暗恋是从初中开始的。我加入了舞台道具组，这样我就能看你排练了。你经常冲我笑。”

“我真是受宠若惊！”我笑了起来，真希望自己能至少有点印象。他们也都是我当时很崇拜的男孩，约翰是我们学校公认的最聪明的人。希望我当时感受到了他们的关注，但我对此毫无印象。

我走到墙边，慢慢地喝着一杯白葡萄酒，回想他说的话。小时候，他们喜欢过我。那我肯定不是一个可恶又可耻的生物。尽管我十分内向，但他们眼里的我善良而又聪明。

餐厅里的人越来越多，年轻漂亮的服务生身穿黑白色制服，端着托盘在人群中蛇行穿梭。他们手中的托盘中放着小芝士挞、油亮的蘑菇头蛋糕、能一口吃下的辣味香肠比萨，以及各种油亮亮的美味珍馐。当他们从我面前经过，我便从托盘里拿一点。奶酪和葡萄酒的醇香混合着迷情香水和欧仕派香水的芳香，弥漫在空中。食物的烘烤香引起了我的食欲，我有点饿了。

过了一会儿，我一个人站着时，罗杰向我走了过来。他看起来很严肃。

“我看了你的简介。”他眼睛看着我的眼睛说，“我想跟你说的是，我在纽约医院做过几年暑期工—就在我们称为布卢明代尔之家的地方—也就是这里的精神病医院。”他继续悄声说道，“高二那年的暑假，我先是到一家面包店打工，接下来三年的暑假我都在那家医院打工，包括大学期间。”

“当时我就在那家医院。”我脱口而出，打断了他的话，“你在那里做什么？”

罗杰小心翼翼地斟酌用词：“我从未在那儿见过你，我不知道你是在那里住院。后来的两年，我在男病人楼层做护工。送病人去进行各种治疗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我也曾协助他们去做电休克治疗。”

我的大脑里像有一团火在烧。我用手摸了摸头发，然后摆弄着围巾。“我们能否找个时间，详细谈谈电休克治疗的事？”我停顿了一下后，努力让自己听上去理性、专业，“对于发生的事情，我有自己的看法，但是并不能确保我想的就是对的。”

我们约好第二天早上共进早餐。

一想到真相即将大白，我就激动不已。我虽然在微笑、问好，但是我的思绪早已经飞回了50年前的纽约医院，努力地想要记起些什么。但在同学们的欢声笑语，以及美食的**下，又成功地把我拉回当下。

餐厅里，我看到苏和她丈夫坐在一些我不认识的人当中。原来，他们都曾是橄榄球队的成员。看到彼此的胸牌后，我们友善地跟对方点头微笑，没有进一步攀谈。在一片喧闹之中，很难听清别人在说什么。

晚饭后，有人做了一段演讲，还放映了一组老照片。对于演讲中提到的事，我已经都不记得了。我心不在焉地听着，之后乐队开始演奏起音乐。有人走过来热情地与我握手，我认出了其中的几个人，但谈话过程仍然很艰难。跟我希望的恰恰相反，我记得的人远比知道我的人要少得多。大约11点钟，我离开了。

上了楼，我在酒店房间里不安地踱步，神情倦怠，但躁动不安让我睡不着。他说的话，对我来说，信息量太大，它们在我大脑里横冲直撞。我想从纷飞的思绪里，理出个头绪。“为了忘记被虐待，你选择忘记过去的自己。”杰姬向我解释说。为了消除创伤，就消除一切，没有别的选择。在杰姬的帮助下，我能体会小时候经历的那些感觉，我意识到，我人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充斥着羞耻感和自我贬低，特别是在童年和青春期阶段。现在，我能更加公正地去看待年轻时的我，以及别人是如何看待我的。

这里的人记得安妮那个女孩，他们喜欢她，有的人还爱过她。我从他们脸上能看出，他们尊重她、想念她。这与我极力想要摆脱她，跟她划清界限的做法完全相反。

我集中精力，借助同学们给予我的精神力量—热情、友好和慷慨，努力唤醒他们所认识的那个我。我努力不去针对她，而是以悲悯的心情来看待她。当我借用他们的眼睛，来审视他们认为勇敢的女人，我感到有一扇窗户为我打开了。这时，我明白了：是的，诚实需要勇气，因为每个人对有精神病和精神病史的人都存有偏见，视其为一种耻辱。而一旦暴露，这个人将面临失去尊重和地位的威胁。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但他们仍然欢迎你的到来，见到现在的你，他们很高兴。我尽量公正地想。

第二天早餐时间，我和罗杰简单聊了一下电休克治疗的事，但随后其他人来了，我们就不得不放下这个话题。当然，我原本就猜到会这样，我努力掩饰自己的失望。

罗杰却把此事放在了心上，回家后他把他所了解到的东西写了一封电子邮件发送给我：

……另一种控制的形式，是冷湿裹法（cold wet pack）或叫“CWP”，主要用于电休克治疗（EST）。我后来非常精通这种技术，用温湿的床单把患者像木乃伊一样包起来，为接受治疗做准备。大多数患者在接受治疗前都非常紧张，但在治疗后就会丧失那部分记忆……

患者被包好后，上面盖一层干床单，然后排好队等候治疗。事实上，被包裹起来后，患者经常就会放松下来或者打瞌睡，直到他们被送到电击室。

在电休克治疗中，患者由一名医生、一名护士和一两名护工进行协助。医生负责为患者做检查，护士负责给患者注射一定剂量的东莨菪碱作为肌肉松弛剂，并将电极连接到患者的太阳穴。

接着“木乃伊”包裹会被拆开，患者嘴里会放一个护口器，护士和护工按住患者的腿和肩。然后电击开始，患者将会出现一段持续不超过30秒的**。

接下来，我们会给患者盖上干燥的床单和温暖的毯子，然后把他们送回病房。

我急于把整封信读完，就囫囵吞枣地看了一遍。起初，我惊讶于自己突如其来的愤怒。你说“放松”是什么意思？但我也确实知道很多人依靠现代电休克疗法来抑制重度抑郁症的发作，不是每个人都跟我一样将其视为可怕的经历。

我又把罗杰的邮件看了一遍，他的描述与现实很吻合！他写下的东西跟我记得的一致，包括一些细节，如把患者像木乃伊一样包起来，以及排队等候的过程等。现在，内心一个质疑的声音跳了出来，我不是个骗子，我的记忆是可靠的，是真实的。但这意味着什么，我还需要时间去消化思考。

星期天，临近中午的时候，天空下起了瓢泼大雨，我们的烧烤架从室外搬进了高中食堂。排队等餐的人很多，我跟队里的其他人聊了几分钟后，决定去大楼的其他地方逛逛。我想看看这里，特别是走廊，是否能激起我的某些记忆。也许我印象中的那排长长的储物柜还在。

学生的艺术作品和色彩鲜艳的海报点缀在工业墙上，但这并没有减少几十年来我印象里的冰冷感觉。走过漫长而空**的走廊时，我听着自己脚步的回声，并努力想象着自己又回到了少女时代。储物柜也与记忆中的样子相差不远。虽然没能回忆起什么具体的事件，但我理解了那个在崩溃边缘的少女，她挣扎求生，即便拼尽全力，却仍止不住下沉。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又悄然消失。

回到食堂吃午餐时，其他同学跟我说起了他们的高中生活，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令我应接不暇。有个非常漂亮、很受欢迎的女孩，我记得自己当年很羡慕她，但只是远远地见过，连招呼都不曾打过。她告诉我，她一直觉得我很聪明，很欣赏我，然后她停顿了一下，声音有点哽咽地说，很感谢我如今的诚实。那一刻，我们在心灵上有一种深深的共鸣。我认识的另一位同学，奥黛丽—她也亲眼见过1960年那个脆弱的安妮塔，当时她的母亲快要去世了。

当年的奥黛丽也在苦苦挣扎，她努力想保住自己的家，同时又要在班上继续做耀眼的好学生。跟我一样，她把高中时的那段创伤一直藏在心里。在那个年代，将伤痛示人就等同于精神上的软弱，癌症、精神疾病、离婚都被看作耻辱。于是我们把它们藏起来。由于同是受过伤的人，奥黛丽是少数几个能体会我的痛苦的朋友之一。虽然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但她的故事减少了我的孤独感。我知道，有人理解那种摇摇欲坠的感觉，这令我感到宽慰。

我从前的同学们待我真挚诚恳，这让我深感惊讶，他们没避开我或鄙视我，他们坦然接受了我的病，他们尊重我：若要打败羞耻感，势必先要诚实。

真相往往伴随疼痛而来。公开这一切令我感到自豪，但被迫接受伤痛也让我觉得不公。我心里百感交集。我愤怒、悲伤、遗憾、感激，还夹杂一丝丝喜悦。我再次调动自己全部的爱心和宽容，来接受安妮，并从正站在食堂里微笑着、接受赞赏的我身上汲取温暖。

年少时，我怕同学们对我有偏见，而实际上那是我自我贬低的一种投射。一些同学对我当时的疏远感到困惑，有的还很担心我。至少有一位朋友，也许还有其他人，把我的解离状态理解为清高或傲慢—她认为我是在故意保持距离。但大多数人都很尊重我，甚至爱我。当我在努力隐藏自己的脆弱时，他们也在做同样的事：许多人都有过自我厌恶的想法，他们还列举了有哪些想法。我们那时还只是少年啊！

开车回家的路上，挡风玻璃上的雨刷来回摆动着，雨水不停地敲打着车顶。这条路，我走了无数次，可以驾轻就熟地避开路上的水坑。小时候，每个周日我们都要去看望祖父母，跟他们，还有姑姑一起吃晚餐，来去都会经过这条路。成年后，从纽约回白原市看望父母时也会经过这里。我坐在温暖舒适的车里，开车爬过陡坡，穿过老桥，经过被雨打落花瓣的树。我回想自己的一生，特别是高中时代和刚刚的聚会。我很遗憾，因为很可能并没有人孤立或害怕我，而我却浪费了那么多的精力在孤独和羞耻上，不知道自我隔离、游离世界之外多少年了，又错过了多少真挚爱我的人。但至少，我也离原谅自己更近了一步。

我的人生还是有那么多空白。

但，往事不可追。而前路漫漫，未来可期。我所经历过的那些悲伤，终将成为滋养我生命的精神美食，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我仿佛看到十几岁的安妮正坐在我身边，我伸出手臂，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