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生日的前几个月，我们全家从恩格尔伍德租的车库公寓，搬到了纽约州白原市。对我来说，这是第14次搬家，也是我父母第一次拥有他们自己的房子。这栋旧都铎风格的房子看起来有些破旧，但是它共有三层，有门廊，有角度奇怪的房间，有大到可以躲在里面的壁橱，以及许多楼梯。对我和里奇来说，这里简直是个天堂。

房前的草坪上，生长着巨大的紫丁香灌木丛和杜鹃花丛，有些杜鹃花已经快要开了。大橡树下，绿油油的富贵草长得郁郁葱葱。父亲把这片草坪叫作“本土40州”。相比之下，小小的后院却十分荒芜，大部分地方都长满了杂草。

1953年春

我们跪在崎岖不平的地上，身旁放着一套茶具，我把一只茶壶举到我们之间的半空中。

“要为您倒点茶吗，亲爱的莱妮女士？”

“我肯定那一定美味极了。”莱妮举起她的杯子。

“能不能请您把手指饼递给我呢？”给我们两个都倒好茶后，我说道。我们互相挥动着手指饼，咯咯地笑起来。我爱我的新朋友！

一周后，我浑身长满了奇痒无比的红疹。妈妈看到被我抓得流血的皮肤时，吓了一跳。我不停地胡乱抓挠，因为一开始发痒，你只想挠，根本不会去想其他。原来，我和莱妮是在一堆毒藤上喝的下午茶。

妈妈很担心，她带我去看了医生。“我们现在就去医院。”从里德利医生的诊所出来，她说。“我真的很抱歉。”她眼睛看向一边说道，好像她做错了什么一样。“在医院他们会好好照顾你的，别担心。”她解释说，治愈像我这样的毒藤感染，需要接受几天的直接静脉注射。“医院”这个词让我不寒而栗。我还记得上次肿瘤的事。

我们的车停在一栋红砖建筑物后面墙上有个牌子，上面写着“圣艾格尼丝医院”。那时，我感觉脸上火辣辣的，好像被揭下了一层皮，我脑子里似有上百个发动机在嗡嗡作响。来到前门时，我伸手去拉妈妈的手，但是她躲开了。我心里的黑洞越来越大。然后我想起来，人们不能触碰感染毒藤的人。妈妈再次向我道歉，并让我走在前面。

人们只要跟我打个照面，就慌忙躲远，有些人像看到鬼一样看着我。我尽量不做任何表情，生怕再吓到别人。

妈妈在里面跟一位身穿修女袍的女士说话。那袍子是白色的，而不是黑色的。“在天主教医院，护士都是修女。”妈妈说。这位女士带我乘电梯来到四楼，在长长的走廊尽头，我看到很多孩子待在那里。在去往病房的路上，她把一间有很大玩具屋的游戏房指给我看。

我们来到我的房间，我望着我即将要睡的床，胃就一阵难受，脸上的肌肉都在抽搐。我感觉自己好像又变成了小宝宝，害怕得想要找妈妈。另一名护士过来让我跟她走。我说不出话，我多想跟她说“我不想去”，却发不出一点声音。妈妈站在大厅里，看起来很难过。她，也什么都没说。

“高兴点儿，亲爱的。”护士用明快的声音说，“你妈妈会把你的东西拿过来的。现在我们先换上睡袍吧。”她开始脱我的衣服，我的耳朵里一阵耳鸣。这房间看着真奇怪，好像我以前就在这里待过一样。她拿起后开襟的薄病号服给我穿上，全程我都好像一个玩偶，任她摆布，我觉得我的四肢和身体似乎已经不是我的了。

“天哪，这可真糟糕！”她高声说道，“你一定是在那有毒的东西上打滚来着。”

她以为我是故意弄成这样的吗？这个想法令我震惊，我不是故意的！紧接着身体又开始痒了，我真想把手臂撕下来。

“千万不要碰那里，亲爱的。”护士抓住我的双手，把它们从手臂上拿开。“我们会把这里都包起来，这样你就抓不到了。”她说，“你知道不停地抓只会感染得更严重，而且会让它扩散的。”

床边的金属架上，倒挂着一个药水瓶子。它下面伸出一根细长的管子，管子尽头的针扎在我的手臂上。我手上缠绕着厚厚的纱布，像戴了个厚厚的手套。他们还用一些纱布把我的手轻轻拴在旁边的金属架上。我不知道如果我想上厕所，该怎么办。

我没有哭，我知道妈妈希望我勇敢。我的脸也不疼，因为我什么都感觉不到。我的灵魂似乎抽离了我的身体，飘浮在屋顶上俯视着自己。我不是真实的。

爸爸半夜起床时，他的床会发出吱吱的响声。经过我的房间去厨房时，我能听到他拖鞋踩在地板上发出的沙沙声。他去厨房，会喝一小杯加冰的威士忌或伏特加。回来时，他走得非常轻，并且有时会打开我的房门。我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假装已经睡着了。他站在我床边，慢慢解开他的浴袍和睡衣，我惊恐地不知如何是好。我的心颤抖着，努力说服自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有时候，他低声说我是他的女孩、他爱我，但更多时候他什么都不说，而我就一直装睡，但能感觉到肚子里那种模糊的焦躁不安感。我在一个混沌不清的梦里，一个我不会记得的梦。即使我记得它，但只要我努力把它看作一场梦，那它就只是一个梦。我会忘记它，因为那只是一个梦，而梦会消失。

清晨，我醒来得很早。很高兴我还能看到阳光，但我的牙齿在不停打着战。

我的父母希望我快乐，那我就向他们微笑，但这张皮囊下的身体早已腐烂不堪。我是一个坏女孩，他们应该仇视我、恨我、杀死我。而当一个人的时候，我总忍不住哭泣。

妈妈说我总是动不动就哭。在我大约3岁的时候，全家还跟外祖父母和詹妮住在一起，我就总是哭。在幼儿园尿裤子了，我哭。住在帕克弗雷斯特时，我也哭。那时我6岁，妈妈说，有一次看完《绿野仙踪》，我跟珊莎—我当时最好的朋友，哭得停不下来，后来不得不去医生那里注射镇静剂。我们两个都认为巫婆会来抓我们。我们被吓得一连几个星期都是白天哭，晚上在噩梦中尖叫。

我弟弟里奇也总爱惹我哭。他故意把我弄哭，然后取笑我。他偷走我最喜欢的洋娃娃弗朗西斯，威胁我要把她头朝下扔进马桶。他也的确会那样做。我乞求他不要那样做，他就笑我。我尖叫着喊妈妈，想告诉她里奇干的坏事，但我只是满含着泪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摇摇头走开了，“你们两个要把我累死。”她说。

精神病学研究院 心理评估报告

罗夏墨迹测验第四张卡片上，形似阴茎的区域被描述成“怪物”，但是当患者被要求从解剖学上对其进行识别时，她说“那只是他的一部分”，这表明尽管她恐惧地说了出来，但她拒绝谈论性。

另一次，做13MF测试卡时，她讲述了一个故事。一位丈夫希望与妻子同床，在遭到拒绝后，他便报复性地要掐死她。性和谋杀被紧紧联系在一起……性是禁忌，因为它总是与攻击联系在一起，所以她认为性会导致谋杀。此外，由于没有成功地隔离自己的攻击冲动，以及她投射到周围人身上的攻击性威胁，因此她的知觉呈现出惊人的生动性。例如，在第五张卡片上，她看到“一个男人正爬起来，你知道，他在穿衣服，偷偷摸摸地”。另外，除非是结束时让她把罗夏测试卡翻过去，否则她拒绝碰触那些卡片，这显示了她对近距离接触的病态恐惧。

——G.弗瑞德博士

1955年夏

我在房前的草坪上除草。我蹲在地上，搜索必须清理的杂草。汗水从我的前额不停地往下滴，膝盖也因为蹲久了有点酸痛。我正努力查看的这块地方，丛生的杂草总是比别的植物长得更茂盛。

爸爸说，拥有自己的房子，就意味着每个人都有责任维护家里的一草一木，所以每个人都必须帮忙。过去的两年中，我已经把除草当成每周六的例行劳动。我已经成了一名除草专家，能一眼认出哪个是洋葱草，哪个是蒲公英。草坪上需要除的基本也就这两种。

洋葱草的颜色比普通的草要更深。它们的茎只长出地面一两段，叶子幼圆，不像草坪草的叶子那样呈刀片状。如果近前的草地上长着洋葱草，没风的情况下，我甚至能闻出它们的味道。可惜我对洋葱草没啥好感，我觉得真正的洋葱才好吃。

蒲公英会围着中心长成圆圈状。它们会开出醒目的明黄色小花，花落后，就长出蓬蓬的灰白色蒲公英团，非常容易看到。爸爸告诉我们，不能像小孩子那样吹蒲公英，因为那会把它们的种子弄得到处都是。所以，这项劳动的唯一一点乐趣也没了。

要把整棵蒲公英连根除掉，就必须挖得很深。有时候我也会不认真，所以除根除得不干净。我假装没注意，但其实我知道这样做，蒲公英很快又会长回来。

我弟弟干活更潦草。大多数时候，我在草坪上找杂草，父亲就剪草坪，里奇则跟在他身边，或身前一点，负责捡起碍事的树枝或石头。爸爸不想让割草机碾到它们，那样会使刀片变钝，还可能会让石头乱飞打到人。如果里奇漏捡了一根树枝或一块石头，爸爸就大声吼他，叫他看仔细点。里奇表现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但如果爸爸也那样吼我，我会很难过。我猜其实里奇心里也不好受。

这会儿，我已汗如雨下，从鼻尖滴落的汗水流进了我的上衣里。我热得像被蒸了一样。说实话，我不喜欢这种炎热，但我强迫自己喜欢，有时候我自己都几乎信以为真。我专心对付着杂草。啊哈！我看到一棵蒲公英，在整齐的草丛里它是那么显眼。“受死吧，邪恶的杂草！”我像一名骑士一样拿着我的锄草之剑，在坏人杀死我之前，我必须先下手为强，杀死这些顽固的杂草。一棵蒲公英被杀死了。“还有你！”又杀死一棵洋葱草，然后又杀死一棵。

我不停地刺下、拔出，刺下、拔出，汗水模糊了我的视线，我恍惚中看到蒲公英和洋葱草比之前更多了。无论找了多少，挖了多少，当我转过身看另一个地方时，又有几十棵出现在那里。我永远也摆脱不掉它们。

作为一个12岁的孩子，我在某些方面还算聪明：虽然明知道我的活儿永远也干不完，但我仍然去做。而对于父亲，我却永远也想不到拒绝。

就在我快要累得没一点力气时，妈妈喊我们回屋吃午饭。她做了我喜欢吃的香肠三明治。爸爸两块，我和里奇每人一块。如果我们喜欢，她还会在面包上抹上蛋黄酱或芥末酱。父亲喜欢吃一种特别的芥末，叫盖瑞波旁，但我不喜欢那种味道。我还是比较喜欢黄色的法式芥末。泰泰在楼上午睡，虽然已经3岁半了，但他还没跟我们一样，一天三餐地吃东西。

泰泰睡醒后，我们要开车去海滩俱乐部游泳。我不是特别想去，因为那里的人我都不认识，但那里有妈妈喜欢聊天的一些女人，而里奇总是有朋友一起玩。他认识很多孩子，即使是不认识的孩子，他也能跟人家玩到一块。我真希望自己也能有这样的交际能力。我要帮妈妈照顾泰泰，希望没人注意我是因为太害羞而不敢跟别人交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