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10岁以前，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龙门乡下度过的。那是一段典型的乡下小孩的生活：帮助大人耕田、放牛，和带着泥土香味的伙伴们玩耍嬉戏，当然免不了也要接受家传的基础教育。

这十年，在龙门西南方的都城长安，发生了一系列对这个国家有重大影响的事件。景帝崩，窦太后属意梁王即位，年仅16岁的太子刘彻在云谲波诡中登上皇位，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来临。这时候的司马迁只有五六岁。一个五六岁的小孩根本不知道皇帝是个什么东西，就算知道了，他也万万不会想到，自己长大后，竟然就在皇帝身边做事，而且为这位皇帝做事，还真是“伴君如伴虎”。刘彻是一位大有作为的皇帝，一生传奇，却又充满矛盾。他即位后曾自称平阳侯，微服出巡。好笑的是，他曾被当作小偷，淋了一身尿。他为遏止社会上流行的战国养士之风，果断地杀了关东大侠郭解。为了替祖宗雪耻，他下令集全国之力痛惩匈奴，但却怕死怕得像个没见过世面的小村妇，任一些方术之士玩弄于股掌之间，然后“且战且学仙”。他常叹人才不足，可是又往往因一点小过就滥加杀害。他常常因一时失察而酿成巨大惨案，尔后又很后悔。

司马迁的一生，就是跟这样一位皇帝相始终的。汉武帝登基后建立了中国帝王的第一个年号，叫“建元”。这个名词和“始皇”似乎有些异曲同工之妙。汉武帝和秦始皇嬴政一样，统一四合，万人之上，尤嫌不够，还要在历史纪录上拔得头筹。事实上，根据司马迁的描述，秦皇汉武还真有不少相似之处。

我们知道，秦始皇有一个一直被后人所诟病的行为，就是焚书坑儒。他这一把火烧掉了大量的先代典籍，这给司马迁写《史记》造成了很大不便。尤其是“战国七雄”中其他六个诸侯国的历史，更是被秦始皇一把火烧得干净。所以《史记》中有关秦的事情，记述得最为详尽，可以说秦在司马迁的笔下复活了。同样的，秦的尚武尚法精神也在司马迁有生之年复活了。

说到这里，我们又要谈到统治思想了。一般而言，我国古代社会的统治思想不外乎三种——法家、道家、儒家。这三种思想在司马迁的少年时期发生了激烈的遭遇战。

早在司马迁出生前二三十年的文帝时代，在当时的大商业城市洛阳，出现了一位天才，名叫贾谊。他主张，用礼乐教化树立良好的习惯，摒弃不好的风俗，多分封诸侯以削弱地方权力。这些主张一时受到了统治阶级的青睐，原有的道家统治思想被削弱，儒家学说大有渐渐抬头的迹象。同时人们也忽然发现，汉初所谓的无为而治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味地因袭秦朝的制度，最明显的就是继承了秦朝遗留下来的法律。秦朝以法家学说为主要统治思想，推崇严刑重法，而汉初与其的差别只在于那些刑罚不常用。没事时，百姓自然过着清静的生活，真有事情发生，惩处也是非常严厉的。原来汉初的道家外表下，还是藏着法家的内里，只是不常亮相而已。

贾谊的主张一出现，马上引起了一些守旧大臣的恐慌，可是他们又提不出具体的办法，也不能从理论上反驳贾谊，只能大骂“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然后给了他一个“洛阳少年”的贬称。这个称号在今天看起来好像还挺好听的，事实上，当时的意思是说贾谊是个在洛阳这种商业大城市中不守规矩的小混混，带有轻视鄙夷的意味。贾谊就这样被那批人隔绝于都城之外，无法亲近皇帝以施展抱负。

这是儒、道、法三种统治思想交战的第一个回合，儒家思想失败了。可是，逐渐庞大的帝国从无为到有为的需要，使得这类冲突不断发生。

到司马迁少年时，统治思想之间的冲突更为激烈，这其中有一些有趣的巧合和冲突：

第一，逐渐庞大的帝国必须要有所为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这个时候，汉武帝登基了，他是位雄才大略、求变求新的君主。这是时与人的巧合。

第二，汉武帝好大喜功，登基之初就渴望有所作为。在各家学说之中，那一直隐藏在黄老之治外衣下，不曾发挥出来的法家学说绝对是他认为最合适不过的。可是，秦朝崇尚法家，使人民疲累不堪，终而速亡的前车之鉴摆在眼前，汉朝那些曾受秦暴政**的百姓的后代子孙自然不会提倡法家之治。这个民意，汉武帝也没有胆量加以违背。这种想要又不敢说，想放弃又舍不得的心情，是汉武帝个人的内心冲突。

第三，姑且不论汉武帝内心的冲突，他贵为一国之尊，想要有所作为时，照理没人可以阻挡他。可是不论什么学说都无法改变的“君臣父子之礼”是他不得不遵守的，他的父亲景帝已崩，但他的祖母窦太后还在。如果窦太后是个不管事的也就罢了，偏偏她是窦氏外戚集团的首脑，诸事都想过问。更令汉武帝烦恼的是，窦太后坚决支持黄老之治。

景帝时，窦太后曾经请教过一个博士。“博士”这一称谓始于战国，是政府中的知识分子，属于顾问性质，不担任实际的职务，但工作内容很复杂，包括卜卦等。窦太后因为喜欢老子的书，有一天召一个博士去问问题。这位博士说：“老子的话不过是童仆之言而已！”窦太后闻言大怒，命他“入圈刺豕”。豕就是猪，这里应该是野猪。这有点像罗马人一种惩罚兼娱乐的方式，被惩罚的人在一个围成圆圈的场子里和猛兽搏斗，胜了，算是走运，可以免罪；输了，就让猛兽吃掉。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里描写了这个故事：景帝认为这个博士实在没什么罪过，不过是直言冒犯了太后，就命人偷偷给他一把非常锋利的刀，结果他的运气不坏，一刀就刺进野猪心窝，从而免除了罪责。不过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看出窦太后对黄老之治的推崇和坚持。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实在无法公然忤逆祖母，大刀阔斧地改革。这是人与人的冲突，也是道、儒、法的交锋。

这三个巧合和冲突使得汉武帝的改革十分棘手，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处理的。

汉武帝一上台就下令大臣们负责推荐保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言明“申韩（法家）苏张（纵横家）之言，乱国政者”不在推荐之列，黄老之治则碍于窦太后，暂时不敢列入禁止范围。结果，董仲舒等儒者被任用了，可是为了顾忌窦太后，只好先把他们安置在地方政府，董仲舒被分派到诸侯国里。我们前面说过，汉武帝心里真正希望推崇的是法家学说，但出于种种考虑不能明目张胆地推行，至此，他对自己内心的冲突已经找到了妥贴的化解办法，那就是用相对温和的儒家学说做幌子。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汉武帝时，有个诤臣汲黯，他曾批评汉武帝是“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这句话可谓一语道破汉武帝尊儒学的真正动机，他想利用高谈王道且重礼制的儒家学说来掩饰他“多欲”的内心，一方面可获得重仁义、行王道的美名，另一方面可以避免天下人对法家学说的排斥，方便行尚武、尚法之实。这句话能够流传下来真要感谢司马迁的秉笔直书，把骂当世天子的话也照实记录下来，否则，后世人要如何知道汉武帝尊儒学的真正目的呢。

建元五年，即公元前136年，司马迁十岁的时候，窦太后眼疾严重，体弱力衰，逐渐开始不管事了。于是，汉武帝开始进行他的第二个步骤。他在手下的顾问组织里设置了五经博士，换句话说就是“儒学博士”。不过，顾问组织里本来就有的其他各家各派博士仍然存在。

第二年，窦太后逝，祖孙俩的个人冲突完全解除，汉武帝将顾问组织中其他各家的博士全部予以遣散，这就是有名的“罢黜百家”。从此，儒学成为中央政府正式标榜的正统学说，而博士的职务也加以制度化，成为专门研究历史和政治，能够“通经致用”的学者的代称。他们没有实际政务，但可以参加廷议，开创了学者步入仕途、参与政治的通道。

不管汉武帝内心是怎样的想法，他是不是诚心地尊崇儒家学说，这个制度都是一个建设性的制度。后来在博士之下，设有弟子员50人，每年加以考核，通过考核的，就可以委派适当的官职，成绩好的则可以成为郎（天子侍从）。这打开了由读书通往从政的道路，为公平的选举人才创造了一条较为合理的通道。

也许就是受到这种划时代的背景的影响，崇尚黄老的司马谈也配合政策环境，让司马迁接受儒家教育。司马迁自己说他10岁的时候开始学习古文。古文就是指秦代篆书以前的文字，在当时已经废弃不用。司马迁学习这种文字与这个背景有没有间接关系，不得而知。一般认为，司马迁七八岁时，他的父亲司马谈开始担任太史令，13岁时他跟着父亲到黄河、渭水一带收集史料。这对司马迁来说应该是史学上的第一次启蒙，他的古文基础和日后考订史料的能力就由此开始。

建元三年，即公元前138年，司马迁八岁时，汉武帝派特使张骞出使西域，目的是要联络大月氏，夹击匈奴。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大汉帝国已经准备舒展筋骨了。司马迁马上就要进入一个热闹、令他目不暇接的场面中，他为之兴奋，并对前途充满憧憬。但与此同时，他也在向着他一生中最悲惨的遭遇，一步一步地靠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