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家族这位重操远祖旧业的司马谈无疑是真正引导司马迁走向伟人伟业大道的关键人物，同时，他对司马迁的思想也有很大影响。

《史记》中关于司马谈的故事并没有详细的叙述，也许是司马迁不愿在私人事迹方面多费笔墨。因为这样，司马谈的生年无法考证，只知道他死于公元前110年，即司马迁36岁那年。他在汉武帝建元年间担任太史令，确切年代不知，大概是在汉武帝登基后一两年内，也就是司马迁六七岁的时候。不过，《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录了一篇他写的论文，这篇文章非常有名，也非常有价值，叫《论六家之要旨》。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谈所推崇的思想学说。他把春秋战国以来的学术整理出一套系统，井然有序地对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学说做简要而一针见血的总评。他最推崇的是道家学说，而批驳最多的则是儒家学说。他认为各家都有个通病，就是过于褊狭，无法在实际生活中灵活地运用，只有道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而且“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换句话说，司马谈认为道家学说最具有综合性、最富于弹性。在他眼中，道家学说就是集儒、名、墨、法、阴阳等各家学说之所长的哲学，他盛赞道家“无为而无不为”，批评儒家“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因此“博而寡要，劳而少功”。

司马谈的这套思想对司马迁影响很大。《太史公自序》究竟写于哪一年已经不可考，但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我们却可以分析出来。

汉初的君主推崇道家学派中的黄老之治，黄老之治是以黄帝时期的政治清明及崇尚道家思想中的清净俭约作为主要内容的政策方针，反映在汉初的具体政策大纲就是“与民休息”“轻徭薄赋”“清净俭约”。到汉武帝盛年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司马谈正是生活在统治思想大变革的过渡时期，而且，他显然是沉湎于过去的黄老之治的代表。司马迁承袭了他父亲评六家的学风，但是他的见识和评判已远超他父亲。他对孔子以及百家学说的评价中肯而客观，直到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人们对百家学说的评价大体还如他的意见一样。

司马迁生活的年代虽然全部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武帝时代笼罩下，但实际上，汉武帝的尊儒只是做了表面功夫而已，所以司马迁实际上也生活在一种思想转型的空气中，不过是比他父亲更靠近儒家学说而已。

汉代所谓的儒者，老实说，大多并不纯正，他们披着一色的外套，内里却是五花八门，连那位被认为是儒者、曾以极浓厚的儒家色彩作《过秦论》的贾谊，以及始倡“罢黜百家”的大儒董仲舒都难免在儒者的外套下藏有各种各样、令人眼花缭乱的内里。这是过渡时期无法避免的现象，不足为奇。不过，后世却每每为司马迁的思想究竟是“尊儒抑道”还是“夺道抑儒”而争论不休，双方都可以在《史记》中找到一篓筐一篓筐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看法。

《史记》中曾说司马谈向一位叫唐都的方士学过天官，天官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研究日月星辰等天文学的人；还说他曾向杨何学《易经》，《易经》是一门具有道家色彩的儒学；又向一位姓黄的先生学习道论，这个人大约就是司马谈道家学说的授业老师。

这样一位对道家学说感兴趣的父亲，却让司马迁接受了儒家教育，因为那是一个从百家争鸣逐渐过渡到提倡儒学的时代，普及儒家教育是一种潮流，也是中央政府的政策，而司马谈在中央政府任职。

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有这样一位父亲的安排**，司马迁的思想也许无法按后世的标准加以评定。说他是什么家，或是偏重什么家，这个问题永远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最重要的是，他是个史家，他用好奇的眼光观看任何他能看到的事情，而这些就是他思想泉源的一部分。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对他影响很大，但绝不是他的全部。一个成功的史家往往具有敏锐的直觉，然后才会有准确的反应和反响。司马迁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他个人的生活体验是极为重要的。所以，我们还是从头说起，先谈谈他的少年时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