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我们像兄弟姐妹般地交谈。”一次一位苏联作家询问我对苏联的印象时这么说，我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表达头脑中复杂的感觉，我便很外交地回答：我对你们国家的印象很好。想不到对方怀疑地扬起了眉毛：“很好吗？可是我们商店里的东西远远没有你们的丰富呀。我到上海看到马路上有那么多的东西，简直惊讶极了。”苏联同行的直率与坦诚使我汗颜。

在基辅与乌克兰的作家们座谈，我们问起比较敏感的“归来文学”的问题，他们直言不讳地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苏联作家中被流放的有一半是乌克兰的作家，现在差不多都平反了，我们的杂志都积极地发表流亡在外的侨民作家的文章，对我们的事业来说，敌人越少越好，不能再自己制造敌人了！”我们又问，平反有什么原则吗？他们说：“过去的原则是谁不和我们在一起就是反对我们，现在我们的原则是只要不反对我们就是我们的朋友。”

在阿拉木图，我们去参观哈萨克民间歌手江布尔的纪念馆，陪同我们前往的纳赛姆对江布尔很不以为然，他说：“江布尔很幸运，他这么受重视是因为他写了许多歌颂列宁斯大林的诗。有的歌手比他好，却不受重视。”团长老朱是诗人，读过江布尔的许多作品，他不同意纳赛姆的看法，反驳说：“江布尔歌唱人民，歌唱人民的革命斗争，他拒绝为沙皇歌唱而遭受迫害，我觉得他不愧为伟大的诗人。”纳赛姆听了思索片刻，爽朗地大笑起来，承认老朱的看法比较全面。

在普斯科夫，没有安排我们与作家会面，经我们一再要求，临时来了两位作家，都是五六十岁参加过卫国战争的中年人。原以为他们说话会比较稳妥，没料到他们尖锐地提出在作家中也有官僚主义者的问题，他们直呼苏联作协一位领导人的名字，并且知道这位领导人曾经访问过中国，与中国许多作家是好朋友。他们说这个领导人在位十年，利用职权为自己出了200本书，印数达1400万。而一般作家出书却很难，一部稿子在出版社一放几年。作协的领导们都有自己的评论家，一有作品就组织评论，而绝大部分作家的作品得不到重视。他们说所以作协的章程必须改革，作协的领导不能终身制，作家应该写作品而不是利用职权来出名。

苏联作协的负责同志告诉我们，全苏作协的新章程草案正在讨论之中， 目前苏联的作家都关心国家的改革并投身于改革，甚至已影响了他们的创作，作品显然少了，但他认为这是桩好事。我以为，改革已成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每个公民的事情了，一个事业一旦成为全体人民的事业，那么它终究会有成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