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对曾、吕之案的“出奇料理”。的确显出了他的过人的识见和魄力，但雍正对付读书人的手段，从吕留良到曾静，不只是残酷，同时还是残忍。他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终于转移了一代士风，大大加强了奴性。
雍正以奇思处理完曾静、吕留良案后，并没有就此罢手。这位勇于革新的皇帝，做出了又一惊人之举，谕旨刊行自己与曾、吕公开辩论的书籍《大义觉迷录》。雍正此举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清除反清思想，为清朝统治的合法性辩护，二是洗刷自己身上的脏水，还自己清白之名。
清朝初年，吕留良借“夷夏之防”阐发民族大义，自然具有反抗清朝民族压迫的一面。在评选时文时，吕留良主张首先要分清是“华”是“夷”，然后才能讲君臣之间的伦理关系。用他的话讲，就是“华夷之分，大过于君臣之伦。”这话比较隐晦，但细加品味却大有文章。照吕留良的逻辑，皇帝如是汉族人，才能讲臣民对君主的忠顺；言外之意，现在的皇帝是“满洲”，“满洲”是“夷狄”，“夷狄”近禽兽，你看该怎么办？曾静读了吕留良的评选的时文，由“夷夏之防”推出了清朝入主中原是“夷狄盗窃天位”，并导致了反清的实际行动，责任应当曾静自负；但追本溯源，雍正也很合乎逻辑地得出了“曾静之反清，惟吕留良是问”这样的结论。雍正再往深处想去，吕留良的思想既深且广，他批过的时文，凡参加科考的士人难免要拜读，今天有一个曾静被蛊惑作乱，今后就可能有十个，百个曾静。这样想来，曾、吕案就不单是一个湖南人受吕氏思想的影响而去策动别人造反的偶然事件了，它关系到以“夷狄”为皇帝的清朝对中国的统治是否有理论根据这样一个带根本性的大问题。
对雍正本人来说更为严重的是，关于他用鬼蜮伎俩篡夺皇位，以及“谋父”、“逼母”、“弑兄”、“屠弟”之类的流言也传到了像曾静这样具有反清思想的汉人耳朵里，益发印证了“夷狄”确实是“禽兽”这样的传统观点。这又是对雍正是否有资格为人君的尖锐挑战。
无论出于为清朝统治者合法性进行辩护的“公愤”，还是为洗刷旁人泼在自己身上的脏水，维护个人私德的清白，雍正都觉得忍无可忍，退无可退，决意迎接挑战，正面还击了。他将曾静投书中所列的关于清廷统治“不合理”，以及雍正为人君“不合法”的论点逐条摘出来，加以的驳斥，并要曾静重新认识，自我批判，肃清“流毒”。当然，雍正也深知头脑简单，反复无常的曾静远不足以为交锋对手，他只不过借曾静为靶子而实则对阴魂不散的吕留良其人其文大加口诛笔伐。这就是千古奇书《大义觉迷录》的出台。
《大义觉迷录》全书四卷，内收雍正“上谕”十道，曾静口供四十七篇，张熙等中供二篇，后附曾静《归仁说》一篇。曾静的供词以雍正问，曾静答的形式记录。曾静的口供虽占了很大的篇幅，但内容千篇一律，意思不大，都是按照雍正的口径进行的自我批判，口口声声“罪该万死”，值得注意的是，雍正批判吕留良其人的几道“上谕”，颇有令人寻味之处。
雍正的手法绝妙之处，在于首先打掉吕留良的明朝遗民头衔。雍正利用吕留良曾考中过清朝的秀才这一事实，认为吕留良和清王朝君臣之份早就定了，再行反复将不齿于士类。雍正说，吕留良“于顺治年间应试，得为诸生，……是吕留良于明，毫无痛痒之关，其本心何曾有高尚之节也。乃于康熙六年，因考校失利，妄为大言，弃去青衿，忽追明代，深怨本朝。后以博学鸿词荐，则诡云必死；以山林隐逸荐，则剃发为僧。按其岁月，吕留良身为本朝诸生十余年之久矣，乃始幡然易虑，忽号为明之遗民。千古悖逆反复之人，有如是之怪诞无耻，可嗤可鄙者乎！”
在打掉吕留良是具有民族气节的明朝遗民的头衔，强加其“千古悖逆反复之人”的称号之后，雍正就集中笔墨来对“夷夏之防”这一反清思想的核心内容，进行“针锋相对”的批驳。雍正说：“在逆贼之意，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为讪谤诋讥之说耳。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盛德乎？”可见，雍正对“华夷之辨”是有其独到之见解的。他认为所谓华夷，有不同时间和地域的概念。远古时代，虞舜是东夷人，文王是西夷人，指的是其出生地而言，犹今人之籍贯。“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有苗、荆楚、（+严）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等到清朝入主中土，蒙古极边诸部落都归入版图，幅员辽阔广远，“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况且，舜与文王，并不因他们是东、西夷人，就不能做古代的贤君，圣经贤传，“皇天无亲，惟德是辅”，“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有德者才有资格做皇帝，民族、地域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逆贼吕留良等以夷狄比于禽兽，未知上天厌弃内地无有德者，方眷我外夷为内地主。若据逆贼待论，是中国之人皆禽兽之不若矣，又何暇内中国而外夷狄也？自骂乎，骂人乎？”雍正的驳辨显得颇为理直气壮。
雍正从维护自身统治出发，用地域观念偷换民族观念，掩盖清朝满洲贵族对汉族和其他民族实行的压迫政策，借以消弭汉族反对异族统治的斗争。把一个死了几十年的读书人拉出来声讨，为大一统清朝统治包括他本人嗣位的合理性服务，强词夺理，成一代奇书《大义觉迷录》，亦可谓“千古绝唱。”别的皇帝是绝无如此“胆识”敢为和能为的。
雍正的《大义觉迷录》编成之后，下令颁行天下，经使“各府州县，远乡僻壤的读书士子并乡曲小民共知之”，并命各地学校均须贮放一册，以便“人人观览知悉”，若各种读书人有一人未见此书，经雍正查出，“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又特赦曾静、张熙不予追究。命刑部侍郎杭奕禄带曾静至江宁、杭州、苏州宣讲自己的罪过及悔悟之情，讲毕之后选至湖南巡抚衙门，将曾、张当堂释放。雍正在七年十月七日的上谕说：“前拘曾静到案，逐事开导，伊始豁然醒悟……而深悔从前之误听，尚有可原之道。……朕赦曾静，正欲使天下之人，知朕于改过之不罪，相率而趋于自新之一途。”与此同时，吕留良的诗文作品雍正特别交待不加毁，其它一些讽刺时政的书籍也听之任之。礼部侍郎钱以垲拍马屁，建议雍正把所有私著家刻的书籍版片统统劈毁烧掉，敢藏匿，从重处治，却遭到雍正的痛斥：“此奏识见卑鄙，似此弭谤之举，朕不为也。”雍正说，国家如有可谤之处，禁书焚书“能消灭天下后世之议论”吗，如果没有可谤之处，吕留良之辈捏造妖妄、肆意攻击又有什么用？雍正的“自信”真令人叹服！他在钱以垲的奏折上作了百余字的朱批，表示坚信清朝取天下之正，坚信自己治下“海宇承平，万民乐业”，坚信可以从理论上，事实上彻底击败汉族源远流长的“华夷之别”的观念。不能否认，雍正对曾、吕之案的“出奇料理”。的确显出了他的过人的识见和魄力，但雍正对付读书人的手段，从吕留良到曾静，不只是残酷，同时还是残忍。在诸多文字狱中，雍正“贡献”了许多别具一格的“经验”如组织大批判、大辩论，如利用“反面教员”、“自我认识”、“现身说法”，如对有“反骨”的读书人“辱而不杀”，如在士人中搞“立场表态”、“人人过关”等等。他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终于转移了一代士风，大大加强了奴性。为清朝的统治扫清了思想上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