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廷玉和鄂尔泰同为雍正宠爱的大臣，但各有不同，鄂尔泰受雍正重用后，忠心耿耿，敢作敢为，以济世为己任，常以诸葛亮自命，想要大展宏图，垂名青史。这二人，一个恭廉默做。一个进取不掇，但都忠于雍正。雍正也能很好的驾驭他们，让他们各尽其所能。也体现了雍正不拘一格用人才的思想。

张廷玉，安徽省桐城县人，他的父亲是大学士张英。康熙三十九年，二十八岁的张廷玉中进士，开始走上仕途，之后便一路高升，先后辅佐康熙、雍正、乾隆，成为三朝元老。雍正继位不久，就命张廷玉协办翰林院掌院学士，晋为礼部尚书。此后因勤于政事，官职屡有升迁。七年，任军机大臣，加少保，八年赐轻车都尉。雍正临终前，与鄂尔泰同为顾命大臣，并遗诏命他日得享太庙。整个清代中，仅张廷玉一名汉大臣得配享太庙，可见其深为雍正宠信。

张廷玉身兼数职，工作繁忙，雍正有时一天之内三次宣召张廷玉，并且习以为常。每次宣召又几乎是刻不容缓的要事。从内廷出来，也一刻不得闲。下属官吏请求指示和批阅文件的，常常有几十甚至上百人。他经常在轿中，马上都得听取汇报，批览文书。晚上回到家里也不能休息。“燃双烛以完本日未竞之事，并办次日应办之事，盛暑之夜亦必至二鼓就寝，或从枕上思及某事某稿未妥，即披衣起，亲自改正，于黎明时付书记缮录以进。”张廷玉办事勤劳，谨慎用密“尤为上所倚”。雍正对这一切一清二楚，所以曾说张廷玉和鄂尔泰二人“办理事务甚多，自朝至夕，无片刻之暇。”张廷玉确实是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雍正所交给的各项事务中去了。所以雍正称誉他为“赞猷硕辅”。

尽管如此，张廷玉没有什么显赫政绩，供人称颂，只有两三件小事有记载，一是棚民处理问题；当时广东、福建有一些无籍失业之人，流徙到浙江和江西一些地方，人山垦殖，搭棚居住，但一些不法分子四出抢劫扰民，造成社会的不安定，不加管理，必生祸患，张廷玉奏请皇上，敕令有关督抚，选派得力官员，对棚民进行疏导管理，另一件是关于旌表寡妇守节的问题。过去民间妇女在三十岁以前守节，至五十岁以后，就可以请求旌表，张廷玉考虑到，若该妇享年不永，未足五十而亡，就令她的苦节泯没不闻，深堪可怜，因此请求把旌表条件的五十岁改为四十岁，获得雍正的允准。仅因为这两件事，张廷玉不可能得到雍正的器重。张廷玉的主要贡献在于两方面，一方面是他的文字工作，如：如承谕旨，草拟诏令，等等；而一方面是创设影响深远的军机处制度。

雍正办事效率极高，常常面谕大臣诸多事情，有很多大臣不能逐一记清楚，于是传达和执行时不能准确体现雍正的意图。雍正在召见地方大臣时，时常命他们在回任时给本省或路过地方的官员转述旨意，这些人聆听时，有的听不清楚，有的甚至遗忘，而雍正又不好责怪他们，这样的问题严重影响着政务的开展，雍正为此费尽脑筋，终于发现张廷玉草拟的圣旨，很精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本意。于是张廷玉便承担这一重要的文字工作，而且十分出色，屡获雍正的表扬。

张廷玉长于文字工作，颇有家传之意，其父张英就是康熙时屈指可数的词臣，曾长期供奉内廷。康熙临幸南苑及巡行四方，都必以张英随同前往，当时的许多诏令，都是他的手笔。雍正也很早就发现张廷玉文字方面的特长。所以刚一继位，就特命张廷玉协办翰林院文章之事。那时“凡有诏旨，则命廷玉入内，口授大意，或于御前伏地以书，或隔帘授几，稿就即呈御览，每日不下十数次。”及至他被任命为军机大臣时，“西北两路用兵，内直自朝至暮，间有一二鼓者”。张廷玉这时可能是在圆明园内军机处值房中工作，雍正不分昼夜召见，面授谕旨，让他草拟诏令，以至到凌晨一二点钟才能返回值房。当时，他“遵奉密谕，筹画经理，羽书四出，刻不容缓。”八、九年间，雍正身体状况不太好，又“凡有密旨，悉以谕之”。

此外，张廷玉负责编纂的《圣祖仁皇帝实录》，甚合雍正之意，为先帝编写历史是极为复杂的事，文字需要反复斟酌，一字有差就有性命之忧，而张廷玉却很好地完成了这项工作，并得到雍正的赞赏。在雍正的眼里，张廷玉的作用主要是“纂修《圣祖仁皇帝实录》宣力独多，每年遵旨缮写上谕，更能详达朕意，训示臣民，其功甚巨。”长期从事文字工作的张廷玉，不可能建立创新的大功业。但是在皇权高度集中的情况下，张廷玉很出色地完成了他的职责，所以得到雍正的宠爱。

张廷玉另一方面的功业，在于他创设了军机处的规章制度，使军机处成为中枢机关，影响了清代历史。雍正七年军机处设立，张廷玉同怡亲王胤祥，大学士蒋廷锡一起担任军机大臣，军机处的一切规章制度，主要由张廷玉制定。“廷玉定规则：诸臣陈奏，常事用疏，自通政司上，下内阁拟旨；要事用折，自奏事处上，下军机处拟旨，亲谕朱笔批发。自是内阁权移军机处，大学士必充军机大臣，始得预政事。”自雍正开始，皇帝召令的传达“密且速矣”。“其格式乃张文和所奏定也。”

张廷玉把黄山谷的“万言万当，不如一默”奉为安身立命的原则，也是他的为官之道。他以人主之意旨为意旨，默默地照着去做，绝不张扬表白，事情做成了归功于主人，失败了则由自己承担。与保持缄默相联系，他主张对人实行恕道，他说：“待人好为责备之论，由于身在局外也。恕之一字，圣贤从天性中来。”与保持相联系，他相信并宣扬宿命论的思想。他说自己身为宰辅并兼管吏部，常常见到皇帝想重用的人，或遭到奏劾，或因得病和死亡，终于没有受到重用；而一些皇帝原本不想使用的人，或因有人大力保举，或因一时没有别的适当人选，结果终于被使用了，所以人生的荣辱进退，不全在君主，更不决定于他人，而是其中“有一定之数”，因此他要人们“以义命自安”，而不要千方百计地去营求。雍正对此很欣赏，赞扬他“器量纯全，抒诚供职”。

雍正视张廷玉为股肱大臣。有一年张廷玉身患小病，雍正对近侍们说：连日来朕臂痛，你们知道吗？近侍们吃惊地问缘故。雍正说：“大学士张廷玉患病，非朕臂病而何？”这句话道出了雍正与张廷玉的君臣关系。

雍正给了张廷玉优厚的酬劳，以赏其功，笼其心。雍正五年，赐给他一所价值三万五千两的典铺。八年又赏银二万两，张廷玉辞谢不受，雍正对他说：“汝非大臣中第一宣力者乎！快快领赐，不要谦让了。”

每逢雍正身体不舒适时，凡是有密旨，雍正都让交张廷玉办理，事后雍正感慨地说：“彼时在朝臣中只此一人。”确实，在怡亲王胤祥死后，鄂尔泰加入军机处之前，张廷玉在所有朝臣中，是雍正最信赖的。雍正曾御笔亲书“赞猷硕辅”的匾额赐给张廷玉，以表示对他的褒奖。十一年，雍正命发帑金万两，为张廷玉之父张英于本籍建祠，并让张廷玉回籍祭祖，启程前一日，赐他玉如意，祝福他说：“愿尔往来事事如意”，同时赐给他冠、带、衣裘、貂皮、人参，以及内府书籍五十二种。《古今图书集成》只印了六十四部，而独赐给张廷玉两部。张廷玉返京时，雍正又命内务府大臣海望于芦沟桥迎劳他，并赐其酒膳。雍正还赐给张廷玉春联一付，其词日：“天恩春灏**，文治日光华。”这付对联是雍正与张廷玉君臣关系的真实写照。张家获此皇恩后，年年都把它作为春节的门联。此联后来为官民所普遍袭用，以表达歌颂圣上和希冀皇帝赐恩的愿望。

张廷玉和鄂尔泰同为雍正宠爱的大臣，但各有不同，鄂尔泰受雍正重用后，忠心耿耿，敢作敢为，以济世为己任，常以诸葛亮自命，想要大展宏图，垂名青史。这二人，一个恭廉默做，一个进取不掇，但都忠于雍正。雍正也能很好的驾驭他们，让他们各尽其所能。也体现了雍正不拘一格用人才的思想。

张廷玉虽受到雍正的格外恩宠，但鄂尔泰人阁后就居其上，使张廷玉心有不服。以至乾隆时形成鄂、张两党之争。雍正自己反对朋党，却因自己的不慎，而使朝中出现党争。这正是历史对他的嘲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