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任用的官僚，不像乃父，康熙对人比较宽厚，官僚队伍相对稳定，任职较为长久，雍正时人事变动频繁，一些官员来去匆匆，有的微员骤升大僚，而一些大吏被逐出政治舞台，这些看似混乱，其实亦有章法。

康熙末年，康熙皇帝认为自己已经功成名就，因而失去了他早年那种积极进取、变革图新的精神。加之晚年身体衰弱，太子问题耗费了他大量精力，使他倦于政务。康熙五十年时，他曾说：“今天下太平无事，以不生事为贵，兴一利，既生一弊。古人云多事不如少事，职此意也。”又说：“治天下务以宽仁为尚。”

康熙这里所说的“不生事”，就是尽量维持现状，一切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不生事，维持现状只是康熙个人的主观愿望，实际上，康熙晚年的社会积弊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严重。其中最主要的是朋党之争和官吏的贪脏不法。只是康熙在“不生事”和“宽仁”政策指导下，对这些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

雍正即位后，力图革新前朝积弊，在政治上开创一个崭新的局面。但积弊太多，太久，该从哪里入手呢？雍正选择了一个最关键也是最根本的方面——用人。

雍正认为，“治天下惟以用人为本，其余皆枝叶事耳。”他把用人看作是治理天下的根本大事，而把其他方面都看作是枝叶。自古以来，帝王将相们都十分注意理财，认为理财最关于国计民生，只要仓廪充实，百姓各乐其业，国家自然会太平无事。但雍正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有一次，他对诸王大臣们说：从古以来帝王治理天下，都说理财、用人两件事最重要，但是朕认为用人的重要性，更在理财的上面，如果能够做到用人得当，还担心财政整不好吗？其他政事办不好吗？他在署理江苏巡抚尹继善的奏折上曾批写说：朕的责任，不过是提拔任用你们这样的几个总督巡抚。

雍正依据他的政治革新思想，确定了新的用人方针，他对用人的准则、方法官员的考核，反复慎重考虑，形成了他的用人风格和特点。他任用的官僚，不像乃父，康熙对人比较宽厚，官僚队伍相对稳定，任职较为长久，雍正时人事变动频繁，一些官员来去匆匆，有的微员骤升大僚，而一些大吏被逐出政治舞台，这些看似混乱，其实亦有章法。雍正三年，他在向诸王大臣解释用人变化迅速的原因时说：“事无一定，又不可拘执，有时似若好翻前案，不知其中实有苦心，总欲归于至是，是故或一缺而屡易其人，或一人而忽用忽舍，前后顿异，盖朕随时转移，以求其当者，亦出乎不得已”。

“总欲归于至是”，想把事情办好，因而在用人上颠过来倒过去，以求人和职结合得当。这是一般地讲用人原则。雍正五年，他说得就更清楚了：

朕现今用人之法，亦止堪暂行一时，将来自仍归于圣祖畴昔铨衡之成宪。朕缘目击官常懈驰，吏治因循，专以积累为劳，坐废濯磨之志，不得不大示鼓舞，以振作群工委靡之气。俟咸知奋勉，治行改观时，自另有裁处之道。

雍正要清除康熙末季积弊，使雍正改元出现新气象，与这个政治方针相适应，确定用人的原则：造成一个振作有为的官吏队伍，去革新图治，因此破坏常规的任用官僚办法，反对因循腐败的吏治。在这个总原则下，探讨用人的具体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