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经历过血雨腥风，同样都挑战过威权的神坛，英国人回到了“向善”轨道，而我们在哪里呢？
在格拉斯哥，第一个用汉语向我打招呼的人并不是中国大陆人，也不是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或海外侨胞，而是一个英国传教士。
我去学校报到那天，正走在林荫道上，一个老外目光炯炯，笑容灿烂，迎上前开口就是一句“你好吗？是中国人吗？”汉语发音比“大山”要生硬些，但很清晰，听懂没问题。我的惊讶变成了惊喜，回答道：“你好，我是中国人。”他兴奋地点着头，伸出手。“我叫John，很高兴认识你。”“我叫Andrew，你的汉语真好！”我一边同他握手，一边啧啧赞叹。
“没有，没有，一点点。”他摆了摆手，顺手拿出一本小册子。他指了指册子的封面，一字一顿地念着标题：“你—信—上—帝—吗？”然后又对我笑了笑。真是没有免费的问候，第一次接触，意识形态的碰撞就开始了。
John见我没有说话，马上又补充道：“不过这个没关系。我在教堂工作，你有兴趣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我看了看他送上来的材料，也是中文的，上面还有教堂详细的位置示意图。
梧桐树的落叶从我肩膀滑下去了，我一时有点莫名的紧张，眼前的这个人不会是……我忽然警觉起来。是邪教？还是和平演变？或是传销？西方的渗透真是无孔不入啊！我的狐疑并没有影响他的兴致，“周日欢迎你来。谢谢你。再见。”John走后，梧桐树下恢复了安静。而我的心绪开始起伏了。
John并不像是利玛窦那样穿着宗教仪式的袍子、胸前悬挂十字架的传教士，西方的“敌对势力”估计已经换用了新的手法了。要知道，利玛窦可是一度被定性为“西方文化侵略的工具”。
起初我并没有很在意，后来遇到的传教士越来越多，“手法”也大致相同，基本上都是为中国人“定制”的宣传模式。不过倒并没有让我厌烦的感觉，不像在国内景点“不买东西不许走”那种近乎恐怖的推销方式。
后来，在Motherwell工作期间，Anna闲谈时说起她周末与平时工作一样忙，主要是两项“任务”：一个是接待或看望她那12个孙子、外孙、孙女、外孙女，这也要排个时间表，一年到头很少有间隙。另一个就是去教堂了，不一定每周都去，但也很频繁。
她忽然若有所思地问我，信不信上帝。我坚定地回答：不信，我只信自己。这种“气节”是怎么出来的，至今我也弄不明白。受唯物主义教育多年，又深受共产主义思想洗礼，但我竟没有什么信仰，只是觉得权威或偶像多半是人造的，顶礼膜拜了半天，有什么用？
上帝能改变什么？我的至亲曾住在阴冷、潮湿的大杂院里（后来有了新名词，叫棚户区），盼着拆迁；真拆了，又得不到好的补偿，还得挤在新的大杂院里。而留下的土地上，盖起了四合院小区，上亿元一个大宅院，住进了达官显贵。上帝是谁的上帝呢？
Anna惊异地点着头，仿佛遇到了陌生人，盯着我看了许久。在一个宗教盛行的地方，没有信仰是异类。我揣摩着Anna眼神中的困惑不解，为自己的异类身份有些局促不安。
Maybe you are right. Who knows.（也许你是对的，谁知道呢。）Anna若有所思地说道。
过了一会儿，她点了点头，脸上的疑云被风吹走了，露出了本来的微笑：
I believe in God. But I still have lot of problems unsolved. It doesn’t seem that useful, does it?（我信上帝，但我仍然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看来不那么管用是吗？）
说着，Anna大笑起来。Anna点出了我的信仰——功利主义，但并没有讽刺的意味，因为在她看来这无所谓，信与不信都应该得到尊重。
Motherwell最高的建筑除了Council Building（政府公共廉租房）之外，就是那座镇上的教堂了。我喜欢教堂建筑的恢宏气势，总能联想起当年在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里那种宏伟、深邃。
在教堂门口，我遇到了Ken和Margaret夫妇，他们已经快70岁了。攀谈中，他们得知我为这里带来了第一批中国学生，便忙不迭地问起这些孩子是否需要帮助，还特意邀请我到他家里做客，聊聊中国的事，聊聊英国的事，像爷爷奶奶那样对人友善、宽容。
他们不会说中文，却说得出孔子、庄子，还把英译本的《论语》和《庄子》给我看，赞叹中国古人的思想伟大、精深。Ken还特意说起，这些先知教人向善，算得上是中国的上帝了。
中国的宗教基本上是外来的，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本土上帝，没想到让Ken用英国人的感悟这么一解读，倒让我觉得儒、道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虽然没有“领导”至高无上，但也称得上是灵魂导师了。
Ken和Margaret邀请我到镇上的教堂听唱诗。教堂里除了宽敞，就是一种弥漫在身边的热情，每个人都亲切地打招呼，像是家里人的聚会一样。当穿袍子的人（这个有点像利玛窦了）宣布开始后，所有人都毕恭毕敬地坐下。寂静中，偶然听到小孩子的哭闹，人们可能侧目，但都是善意地一笑。我随着大家翻开椅子上预留的歌本，大家跟着管风琴和唱诗班一起吟唱。
旋律有的舒缓，有的庄重，有的高亢，有的低沉，不过主题都是歌颂上帝的伟大。我只是哼着曲调，滥竽充数，而头脑里却回响着“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这类的旋律。
一个是西洋音乐，一个是中国民歌——天哪！异曲同工！《圣经》难道就是“红宝书”？英国教徒餐前默念的“咒语”难道就是“早请示、晚汇报”？那一刻我真觉得自己应该读个博士，好好研究一下这个东西方共有的课题——信仰与神坛。
同样经历过血雨腥风，同样都挑战过威权的神坛，英国人回到了“向善”轨道，而我们在哪里呢？
我住在爱丁堡的日子里，结识了在英国的至交——Stephanie和Ross夫妇，他们同样是传教士。Stephanie是清洁工，Ross是屋顶修理工，他们都没有上过大学，听说我硕士毕业，都称羡不已。他们觉得中国人学习很努力，成绩超群。他们不知道的是，中国人读书就是饭碗，与其他无关。他们说，当地人十七八岁离开家后，一切都是自己决定。很多人，像他们一样，选择了开始工作，做力所能及的事，挣了钱再做些自己更想做的事。他们的最大理想是传教，重修一座在社区内的教堂。
他们的工作谈不上体面，比较辛苦，但收入和生活没有问题，一样银行按揭住独门独栋的大House（不过是在郊区），一样出国旅游，只是需要精打细算才行。尽管有些拮据，他们仍乐此不疲地做志愿者。早些年去非洲的马拉维为当地人修房子、开英语课、做医院护工等，余暇时间就传教。我们每次见面，他们都会带一些中文的小册子给我，上面的中文还特意配上拼音，他们凭着拼音朗读中文。每次我这个伪教徒没有真正聆听上帝的呼唤，却深深被Stephanie和Ross所打动。他们的故事让我看到了朝圣之路，他们的微笑让我找回了那份久违的温暖。
我可能终了一生也不会信教，我赞赏克里希那穆提的那句名言：“一个有爱的人是没有信仰的——他只是去爱就够了。消耗在心智活动力的人往往会有各种的信念，因为头脑总是不断地追寻安全感和保障。他永远在躲避危险，所以会不断地建立概念、信念和理想来保护自己。”但这并不是说，我与克氏一样，要否定宗教的意义。从另一个角度看，正是宗教成全了爱。信仰可能是“有爱”的前传，“有爱”之前，我们通过信仰来培养爱。
我们始终保持着联系。其间还发生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2007年，我邀请Stephanie和Ross来北京参加了我的婚礼，之后一起去爬长城，回来后，Stephanie便感觉很不舒服，吐了好几次，估计是在路上吃羊肉串不消化。送他们上飞机前，我一直有些遗憾，第一次来中国，因为细节上的疏忽没能尽兴。过了一个月，Stephanie和Ross发来邮件说Stephanie的呕吐并不是病变，而是怀孕的征兆，他们的小孩儿也不知不觉地随着父母游历中国！没想到我们的友谊传到了下一代身上，中国也成全了Stephanie和Ross这对晚育模范（Stephanie怀孕时已经快40岁了）。
新年到了，我记得Stephanie和Ross是不过圣诞节的，因为那是玛利亚的受难日。我总是很注意这个细节，所以特意选择元旦，提起笔，给他们写了贺卡，连同我和爱人、孩子的照片一起寄往爱丁堡，每年都如此。我还提醒自己要促成一两个奖学金项目，资助中国学生去英国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