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牌与名校的示范效应，实实在在地影响着崛起中的中国中产人群。

社会精英阶层的沽名钓誉，是上流社会有意无意的暗示。这个幻象搭建了中国高考之外的另一座独木桥——留学去名校。

英国华威大学前任中国首席代表郑文强老师曾说过，对于中国市场来说，英国大学大致分为两类：一类叫牛津、剑桥，另一类叫其他（或者非牛津、剑桥）。这个概括很风趣，其内涵也很丰富。

当然，英国的名校并不仅仅是“牛剑”，但毕竟是少数，在美国、澳洲、加拿大，道理也是一样。

名校就像LV的包，质量上乘，在绵延的历史中，散发出经久的魅力。

牛津、剑桥，还有被历史尘封的巴黎大学、博洛尼亚大学等，都有着近千年的宗教和岁月传承，像手持斧凿的匠人，从中世纪前夜就开始千锤万击地打磨。

那个时候，全世界范围里，大学还是个罕物，凤毛麟角。即使在今天，英国的大学总数也不过一百二三十所，迎合了人们匮乏感的心理需求，于是教育中的名牌渐渐诞生了。

当然，品牌的传播还是会受到地域和时代的影响。据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回国，拜见当时清政府的封疆大吏曾国藩时，大谈自己在美国名校的经历，曾国藩对“耶鲁”不以为然（很可能是毫不知情），对这个夸夸其谈的所谓“名校”毕业生并无好感，不过鉴于当时去过美国的中国人还不多，便让容闳跑跑腿，督办引进美国技术、建造兵工厂（这就是后来的江南制造局）。

要知道，曾国藩的时代，中国正处在被迫对外开放的初期，先进国家的教育品牌也才刚刚进入。

最近四十年来的主动开放时期，中国人对国外“名校”和“名牌”的认同感大大提升，而这种认同很快变成了挥之不去的**。

国内名牌的匮乏和名校的贬值，很大程度上导致对LV们和“牛剑”们的神话。

同时，名牌与名校的示范效应，实实在在地影响着崛起中的中国中产人群。

我在诺森比亚大学的英国同事Jamie曾说，“虽然我不会汉语，但我能感觉到，你们中国领导人的口音是多种多样的。而听一听英国历届首相的演讲，你会发现，他们的口音都一样。为什么？他们都是英国贵族学校出来的。”

毫无疑问，社会精英阶层的沽名钓誉，是上流社会有意无意的暗示。这个幻象搭建了中国高考之外的另一座独木桥——留学去名校。

我个人对教育之外的名牌没有太多概念，后来听我爱人说，LV的材质竟然不都是全皮的，有革的、有帆布的，于是我这个比较看重“质地”的消费者，立刻对LV产生了怀疑。

这就好比对学校的选择，品牌固然重要，但还需要深入到肌理，看看是否符合自己的真正需求。

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没有选择斯坦福，而是去了里德学院（Reed College）。

把乔布斯的理念化作实实在在的iPod、iPad、MacBook、iPhone、Apple Watch的大设计师乔纳森·艾维（Jonathan Ive），当年也没有去名校，而是选择了工业设计方面很有影响力的英国诺森比亚大学（Northumbria University）。

名校就像LV的包，万众瞩目，有档次，有面子，但如果名校成为迷信和神话，我担心就会像抚摸一件不是真皮的LV的包，产生失落和尴尬。

当然，更实在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能承受名校的压力？据说美国的一些名校开始驱逐成绩不好、表现不佳的中国学生。靠金钱、权势、手段通往名校令人不齿，不齿于教育的庸俗化。美国名校的举动，让世界看到了教育名牌真正的价值和底线！

名校和名牌傲立在那里，而我们的解读可能会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