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一场发生在巴黎的关于现代艺术的大争论中才恍然大悟。原来在19世纪下半叶西方画家遭遇到了两个最可怕的克星，其杀伤力就像当年让恐龙灭绝的撞击地球的小行星！

第一个克星是照相机的发明。1839年法国学者达盖尔（L. Dageurre）发明了银版照相法，宣布了人类第一架照相机的出生。发明伊始只有极少数人弄这个玩意儿，而且照出一张清晰度很差的照片还要花很长时间，所以西方画家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安。然而到了1891年，美国伊斯曼柯达公司发明了胶卷并生产普及型照相机，这时西方画家感到大难临头了。西方绘画一直是以在二维平面上精确地画出人类三维视觉经验为最高美学标准的。为了做到二维精确表现三维，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们为此建构了四个“学”——透视学、色彩学、光影学、艺用人体解剖学，由此把西方惟妙惟肖的写实绘画推到了顶峰。没想到，一个在工厂流水线上成千上万生产的照相机，不管什么人只需拿它“咔嚓”一下，就把所有伟大画家的写实“武功”给废了！是啊，纵使你是画界泰斗，你也绝不敢说画得比照相更像、更准确。于是画家们仰天长叹：今后我们还怎么画呢？

“怎么画”，就成了一个西方写实主义绘画存亡的大问题。

另一个克星是德国哲学家尼采宣布“上帝死了”。这使得从柏拉图哲学到基督教伦理的西方形而上体系濒临崩溃。这个形而上体系一直是历代西方画家表达形而上精神的根基与灵泉，是“画什么”的全部“什么”。当你走遍西方博物馆和教堂，就会感受到满目皆是基督教教义的题材。就算是提倡人本主义、反神权的文艺复兴三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他们所画的全部作品都与上帝相关。当尼采把上帝“弄死”之后，19世纪末的西方画家们无比迷茫与失落，痛苦地发问：今后还能画什么呢？

“画什么”，也成了一个西方造型艺术生死攸关的问题。

被两个克星弄得惶惶不可终日的西方画家们，重新探索形而上的追求（画什么）和形而下的表达（怎么画），在痛苦彷徨10多年之后找到了对付两个克星的无奈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