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在法国的感性加理性的观察，又生发出一堆让人惊愕不已的乱码。

法国私营企业的运行制度竟然全是典型的君王独裁制。理由有三：一、老板的权力与君王一样是终身制，他可以天经地义地一直干到死才撒手放权；二、企业帝国最高权力的移交是世袭制，儿子天经地义世袭当老板；三、一言九鼎的老板任免所有职员，与“皇帝朝廷命官制”别无二致。这样，就迫使法国人以及所有在民主体制下的公民，生活在“一国两制”的尴尬中。在政治生活中享受民主自由（可以像温蒂那样自由地骂总统），但在经济活动中被迫接受专制独裁（如温蒂那样一骂老板就丢饭碗）。

专制与民主，如同水火交加于同一个人，精神岂能不被撕裂？

纳闷的是，西方历代思想家们，没有见到他们批评老板的独裁制，没有听到他们指出老板“并非天使”因而会滥用经济权力而导致邪恶，更没有看到他们开出分权而治的药方来驱邪。

倘若用利益攸关程度来衡量，对于每个个人来说，老板远远重于总统。总统是虚，见不着。老板是实，可能天天要面对。总统出错，关系到的是一个阶层或者整个国家的负面效果，个人未必有切肤之痛；可老板不喜欢你，就立竿见影地针对着你与你的家庭的“民以食为天”的生计了。经济自由是人的第一自由，比政治自由更为重要。

不由得要问：西方启蒙运动思想家们在颠覆政治专制而设计现代民主制时，为什么没有扩展到颠覆经济领域的专制独裁制？更值得玩味的是，第一位提出公权力要分权的洛克说了一句广为引用的名言：“财产不可公有，权力不可私有，否则人类必将进入灾难之门！”按照洛克的说法，老板的财产权是万万不可剥夺或“公私合营”分权的，不然人类将会大难临头。

回到东方，我们虽然从不说政治权力是邪恶的，但鲜明地贬抑商人的经济权力是不义的。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自战国开始就提出“重本抑末”（重农而抑商）的政策，整整延续了1000多年。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竟把商人当作犯人关起来，他说：“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做（即从商）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亚圣孟子说：“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中国民间谚语称“为商必奸”。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对商人的勾画是“商人重利轻别离”，即这等人全都是重利轻义之徒。按照中国的人文预设，老板乃是彻头彻尾的邪恶之徒。中国人的仇商恨富心理，像盼好皇帝一样是民族的集体潜意识。

不过，在西方的思想家中有一位认定老板是邪恶的，他就是曾被人类热烈拥戴过的马克思。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就提出一个共产主义的原则——剥夺剥夺者。资本家（老板）被他定义为邪恶的剥夺者。资本家在剥夺小生产者的生产资料过程中，原始积累了染血的资本。他们又残酷地剥夺工人阶级的剩余劳动价值以无限扩张资本，因此“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些剥夺者受贪得无厌地攫取利润欲所驱动，会大规模地盲目生产，造成生产过剩而发生一次次经济危机，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社会溃败而导致最先进的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接着马克思开出了一个“剥夺剥夺者”的济世药方：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后，必须剥夺资产阶级的全部生产资料，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由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来代表劳动者的利益管理公有制。其美妙前景是，生产力的发展是“一天等于二十年”，物质财富如洪水般涌现，人人过着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并有个体充分自由的共产主义天堂生活。

然而，半个多世纪轰轰烈烈世界性的红色实践，马克思的预言未能实现，东欧、苏联治下的人们选择了走回头路——总统依旧，老板依旧，而中国选择了“改革开放”。

此外，几千年的经济史一再证明，重商主义是国家崛起的秘笈。经济学泰斗人物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论证，老板在自由市场中获得私利时会派生出一只“看不见的手”，同时为社会谋取福祉。

更扑朔迷离的是，经济领域只适合独裁式管理。所有私人企业的绝对权力不仅不导致绝对腐败，反倒非常具有竞争活力。以法国为例，凡受国家、工会等掣肘而被弱化了绝对权力的法国国有化企业，个个半死不活，肾虚亏损，远远不如私人企业。

唏嘘，老板的专制独裁与自私重利不仅无可厚非，而且要奋力维护！

乱码，又遭遇更乱的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