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阅读西方“蓝眼睛”们写的关于政治权力属性的书本时，发现他们与我们“黑眼睛”所看到的迥然相异。

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认定政治公权力是中性的。若圣贤为天子，譬如尧舜禹等，定是朗朗乾坤、清明盛世，那就是好政治；若昏庸暴君当帝王，譬如夏桀商纣秦始皇等，必国无宁日、民不聊生，那就是坏政治。因此，数千年来中国人有个集体潜意识：祈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碰上个好皇帝治下的好政治生态。

西方最早的政治学著作当是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但最早涉及政治权力价值属性的是意大利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1513年成书）。《君主论》主张一个君主为了达到自己的统治目的，不要怕留下恶名，要敢于使用暴力手段解决那些非用暴力解决不了的事。在守信义有好处时，君王应当守信义；当遵守信义反而对自己不利时，或者原来自己守信义的理由不复存在的时候，任何一位英明的统治者绝对不能、也不应当遵守信义。它还告诉君王，“必须学会将这种品格掩饰好”，习惯于混充善者，敢做口是心非的伪君子。因此，有人说马基雅维利写了一本“恶棍手册”。马基雅维利是第一位站出来为权力之恶的正当性正名的人。他认为纵使是英明君王的公权力，天经地义、理直气壮地应该为“恶”的。

17世纪的英国霍布斯，他认为人类天性自私、暴戾、孤独，为了建立共同需要的契约秩序，要有一个如利维坦[1]似的威权来维护，以恶制恶。霍布斯从人性“性本恶”的前提来判断，得出“权力之恶绝对必要”的结论。

到了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提出了一个“人非天使”的假设，诠释了政治权力的基本性质。他说，人非天使，由人组成的政府当然也不是天使组群。人的本性决定了权力的本性会导向背离天使的邪恶。人必须有外在的制约，政府更必须有外在的控制，否则，就会从“必要的恶”转向“必然的恶”。他又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会休止。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孟德斯鸠从“人非天使”的假设，得出了政府是必须受制约的“必要的恶”的推理。

20世纪的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在他的政治哲学中把君王、政府换成了同义的国家，他认为：“国家尽管是必要的，但必定是一种始终存在的危险或者（如我斗胆形容的）一种罪恶。因为，如果国家要履行它的职能，那它不管怎样必定拥有比任何个别国民或公众团体更大的力量。虽然我们可以设计各种制度，以使这些权力被滥用的危险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我们绝不可能根绝这种危险。”波普尔在这里说的是民主制国家。他表达了无奈，权力滥用之恶是无法根除的。

一言以蔽之，400多年来的西方思想家对政治权力的假设完全不同于东方。他们认定国家或政府的公权力其本性不是中性的，而是邪恶的。这便是他们提出分权制的理论前提。

然而，从孟德斯鸠到波普尔，他们只是说“权力会被滥用”而定性权力为邪恶，可是为什么不彻底铲除这个邪恶，反而说这个邪恶是必要的呢？

在法国仰慕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我，一直思不出个头绪来，满脑子是一堆理还乱的乱码。

[1]在基督教中的利维坦即恶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