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罗素的提示，这西方文明的第一道法门是由一连串拱门组成的。这些拱门的名称是：古希腊文学（主要是悲剧，也有喜剧）之门、艺术（最高成就是雕塑）之门、哲学（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师生三代为代表的哲学）之门，还有一个最令人费解的“纯数学”之门。

哦，当真灵验，当我读了几本关于古希腊的书，进得门去（再看现实中的法国，再看欧美各国），立即获得了“解码”，不仅读出了西方文明中诸多其然，还读出了所以然来。

走进拿破仑三世建造的金碧辉煌的阶梯形巴黎歌剧院，一眼就辨出其“基因”是古希腊因地制宜依山而建的露天阶梯剧场，只是加了一个豪华的“罩”而已。民主制的古希腊剧场出于公民应平等观赏的理念，那时就在追求并有了天才的声学设计，即无论前排还是后排的观众所听到的声效是基本一样的。巴黎歌剧院沿袭下来的声学设计，不过是声音在室内条件下传播的均衡性更加精确罢了。对比我们千年来（从唐玄宗的梨园算起）的中国戏台（从乡野草台到皇宫戏台）是迥然不同的。中国戏台高于或站或坐的观众，在一个较小的空间里其声效无须特别设计而能求得前后差别不大。因此，我们就没有独立创立声学这门学科。再接着在巴黎歌剧院看上演的歌剧《卡门》，会发现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引申出来的戏剧三一律——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同一事件——在这里一脉相承，这与中国戏曲的虚拟场景、地点即时转移的戏剧规则迥然相异。由此可见，只要通过古希腊文化的法门，便能便捷地抵达西方文明的某处堂奥。

再来到罗浮宫。三件镇馆之宝——断臂的维纳斯、无头的胜利女神、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前两件都是古希腊的雕塑，第三件《蒙娜丽莎》的写实主义美学也是秉承了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论”。有人说，西方哲学发展了2000多年，不管走多远，只要一回头就见到柏拉图；西方艺术又何尝不是如此？换一种说法，如果想进入西方艺术，只要从古希腊艺术的法门进入，你就不会迷失在数千年的西方艺术的迷宫里了。

那么，罗素说的古希腊的“纯数学”是什么意思呢？前面说了，凡尔赛花园里剪修成的几何形树木、花坛，就是古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万物皆数”理论的感性显现。数，在古希腊成为哲学的本体论。柏拉图学院的大门口就写着“不懂几何学的人别进来”。中国的孔子办学以及后来各个朝代的书院从来没有提过对数学的要求。古代中国著名数学家商高发明过“勾股定律”，他在《九章算术》中写道：“若勾三，股四，则弦五。”即直角三角形的两个直角边，一条是三，另一条是四，那么斜边一定是五。其实这不是数学定律而是经验公式。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定律才是“纯数学”，他的定律是抽象出来的几何线条间的数的关系——a2+b2=c2，与具体数无关。我还从“纯数学”联想到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提出的一个设问：为什么西方发明了交响乐，而中国没有？他的回答是因为西方是基督教伦理，中国是儒家伦理所致。因为儒家伦理主张大一统，所以不会让音乐有多声部。我却从罗素提出的“纯数学”找到了另一个属于音乐本身的答案。古希腊人发明了多弦的竖琴，十个手指是完全解放的，在同一个时间里可以演奏一个音也可以演奏多个音。这就催化出毕达哥拉斯对于同时演奏两个音的和谐度的纯数学研究。他发现，两个音的弦长之比越单纯，听起来越和谐，反之亦然。正是毕达哥拉斯这个纯数学理论，才可能有后来的可以量化的音程、对位、复调、和弦直到交响乐的诞生。中国音乐则不然，乐器基本上是一次只能演奏一个音（即使多弦的古琴也是演奏连续的单音），没有毕达哥拉斯关于和谐度的数学研究的需求。中国古代音乐即使是千件乐器在一起演奏，都是同一个声部，所以才会有“滥竽充数”的成语。就音乐本身而言，中国不会出现多声部，不会出现和声与交响乐。这比韦伯的空洞的大一统伦理解释更本真些。

到这里，我算是真真切切感受到“古希腊是欧洲文明之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