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达人性的边界所发生的自我超越也有各种不同的类型。其实，即使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有时由于人性本身的充盈和丰满，也可以激发出耀眼的人性闪光，照亮人性边界的另一端，揭示出一个超人的神圣境界。例如在《弃儿》（1920）这篇小说中，芥川描写了一个出生即被遗弃、而由寺庙收养的男孩，住持和尚给他取名“勇之助”。他五岁那年，来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妇人，向住持讲述了一个感人的故事，说自己当年因为家里一时困难、不得已舍弃了儿子，后来日子稍为宽裕、丈夫和另一个儿子又先后去世，孤身一人的她挨过了半年没有情感寄托的生活，产生了领回自己遗弃的儿子的强烈渴望，今日特地远道赶来，要认领自己的儿子。妇人的真情感动了住持，于是安排他们母子相认，勇之助跟着母亲回了家，由母亲含辛茹苦抚养成人。但勇之助后来打听到他的母亲其实并不是他的亲生母亲，并在老家的户口档案里查到，当年出生的并不是个男孩，而是个女孩，三个月大就死了。但他并没有把自己的这一发现告诉母亲，直到她去世。当勇之助对小说中的“我”讲述这件事时，“我”忍不住问他为什么不把这事告诉母亲，他的回答是：“因为从我口里讲出这种话来，对母亲未免过分残酷了。这件事，一直到她去世，母亲也没向我吐露过一个字。就是说，她大概也觉得，向我谈及这件事对我也未免太残酷了。”他并且告诉“我”，说他得知自己不是母亲的亲生儿子后，他对母亲的感情有一个转化：“比起从前来，我更觉得母亲和蔼可亲，因为知道秘密之后，对我这个弃儿来说，母亲是一个超过生身母亲的人了。”而“我”内心的评价则是：“他仿佛不曾觉察，他自己也是一个超过人子的人呢。”
“超过生身母亲的人”和“超过人子的人”，都达到了人性的边界，沐浴了“超人”的圣洁的光辉。这种超人不是尼采的超人，而是人性的理想。我们可以把这里的母亲和《母》中的敏子比较一下，就会见出两种境界的层次差异。母爱在这里已达到了摆脱“人之常情”的超越性的高度，但又还是充满人间温情的，它是介于人性和神性之间的边界。
另一种类型则显示出激烈的心灵跌宕，可以举芥川的一篇寓言体的小说为例，这就是描写一只狗的经历的《小白》（1923）。小白是主人所豢养的一只温顺的白狗，有一次在街头撞见一个宰狗的人正要对它的一只最要好的狗小黑下手，它刚刚要叫小黑当心，却被宰狗者恶狠狠地瞪了一眼，不敢吱声而仓皇逃命，以致自己的好友惨遭屠杀。小白逃回主人的住处，没想到主人已经不认识它了，因为它全身变成了黑色。从此它带着这一耻辱的毛色被主人赶出了家门，成了一只流浪狗。由于对自己的怯懦行为感到深深的羞耻和痛悔，所以后来小白成为一只见义勇为的“义犬”，它多次奋力拯救出危急中的小狗、小猫和儿童等，甚至还和四处伤人的西伯利亚狼勇敢搏斗，居然咬败了大狼！它的事迹经常见报，但它每次都功成身退，不留踪迹，因为它做这些好事不是为了流芳百世，而只是为了洗刷自己的罪过。但最后，它认为自己是永远也洗不掉那一身黑色的印记了，于是准备自杀。在自杀前，它最后一次来到原先的主人家，却被主人认出它就是走失很久的小白，原来它的一身皮毛又恢复成白色了。[131]
小说的寓意很明显，实际上是标出了人性的两条边界，即一方面由于求生的本能而见死不救，跌到了非人的边界上；另一方面是见义勇为，确证了超人的边界。而在这两极之间，则是人性的悔过之心，是人的良知。正是这种良知，使人性在跌落到非人的边界时产生了一个有力的反弹，使人跃升到了超人的边界。实际上，出于人性生来的弱点，人在生活中犯错误，甚至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过，往往都是难免的。但人与野兽的不同之处恰好在于他在犯罪之后能够知罪，能够忏悔，“知耻者近勇”。人性的边界不是用来限制人的，而是用来衡量人的。在这种衡量标准之下，同一个人，如果他有良知的话，完全可以从这一极通过自我超越提升到另一极，一个懦夫可以变成一位英雄，一名刽子手也可能成为一位圣人的。[132]
但在芥川那里，人性的自我超越的极致是以悲剧的方式来体现的，这就是他的名作《地狱变》（1918）。这篇小说演绎的是一个典型的人性悲剧，讲的是堀川大公手下的画师良秀，由于他在绘画上的名气和才气，颇得大公的器重，他的爱女还受到大公的照顾，安排在大公身边当女侍。良秀在艺术上有种疯魔的邪癖，专门喜欢以现实的人物为原型描绘妖魔鬼怪，人们都说他的画风有一股令人毛骨悚然的阴惨鬼气，他则鄙夷别人“全不懂丑中的美”；但同时，他对自己温顺娇美的独生女儿却溺爱到不顾一切，表现出人性中感人的一面。有一次，他奉大公之命画一幅《地狱变》的屏风，画的大部分已经完成，只剩下最关键的部分还空着。于是良秀向大公请求制造一场悲惨的火灾，让一位穿着华贵的嫔妃锁在车内被活活烧死，他说只有亲眼看见了这一幕惊心动魄的惨剧，才能最后完成他的作品的核心部分。大公答应了他的请求，几天之后把他招来观摩火灾的现场。良秀发现被锁在车中的恰恰是他自己最疼爱的女儿，他陡然失色，伸出两臂，在燃烧起来的红红火光中，显出惨痛欲绝的神色。但是，正当火势最猛烈的时候，情况却起了变化：“在火柱前木然站着的良秀，刚才还同落入地狱般在受罪的良秀，现在在他皱瘪的脸上，却发出了一种不能形容的光辉，这好像是一种神情恍惚的法悦的光。大概他已忘记身在大公的座前，两臂紧紧抱住胸口，昂然地站着，似乎在他眼中已不见婉转就死的闺女，而只有美丽的烈火，和火中殉难的美女，正感到无限的兴趣似的——观看着当前的一切。”“奇怪的是这人似乎还十分高兴见到自己亲闺女临死的惨痛。不但如此，似乎这时候，他已不是一个凡人，样子极其威猛，像梦中所见的怒狮，骇得连无数被火焰惊起在四周飞鸣的夜鸟，也不敢飞近他的头边。可能那些无知的鸟，看见他头上有一圈圆光，犹如庄严的神。”“……大家憋住呼吸，战战兢兢地，一眼不眨地，望着这个心中充满法悦的良秀，好像瞻仰开眼大佛一般。天空中，是一片销魂落魄的大火的怒吼，屹立不动的良秀，竟然是一种庄严而欢悦的气派。”[133]
良秀完成了举世震惊的《地狱变》屏风画，“无论谁，凡见到过这座屏风的，即使平时最嫌恶良秀的人，也受到他严格精神的影响，深深感受到火焰地狱的大苦难”。而良秀本人在画完这幅画后的第二天便悬梁自尽了。
在这篇小说里，芥川立足于人性的边界，导演了一出惊心动魄的人性冲突的悲剧。一方面，良秀是一个艺术家，并且和芥川本人一样是一个艺术至上主义者，作者对艺术的超凡的伟力作了极度的赞美；但另一方面，良秀也是一个对女儿有着深厚父爱的父亲，作者同时通过良秀对女儿的亲情的毁灭表明，超人的艺术的力量是残忍的，其代价甚至不是任何一个凡人所能够承受的。所以当良秀一度获得了这种力量，他就只有去死。但良秀的死不仅仅是为女儿殉情，同时也是为艺术殉道。因为他为艺术而放弃了自己在人间最起码的骨肉之情，再也没有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有情存在继续活在人世间的理由；而他所达到的艺术高峰，由于不再有比《地狱变》更强烈、更美的艺术素材，也就不再是他今后能够超越的了。他以人间最珍贵的亲情，换取了最高级的艺术，他就像一个输光了本钱的赌徒，再也没有什么能够为艺术而抵押出去了。所以他的死对这两方面，即感人的亲情和崇高的艺术的矛盾冲突，具有一种黑格尔所谓的“调解”作用。这两方面在现实生活中势不两立，在良秀心中形成剧烈的冲突，并实际造成了不可宽恕的罪恶；但由于良秀作为矛盾的承担者，以自己生命的代价做出了自我牺牲，对自己的罪恶实施了自我惩罚，这就使得矛盾双方都最终得到了肯定，具有了永恒的价值。这就是良秀之死的崇高的悲剧意义，如同黑格尔在讨论悲剧时所说的，两种同等合理的伦理力量的冲突借助于主人公的牺牲而得到了调解。[134]
作者通过良秀和他的女儿的悲剧，并没有用人之常情去否定艺术，也没有用艺术去否定人之常情，而是表现了人心中“太人性的”方面和“超人”（尼采意义上的）方面之间的巨大的张力和永恒的矛盾，大大拓展和深化了我们对人性的深层境况的了解。[135]而人性的两道边界，即牺牲亲情的非人的边界和追求最高艺术的超人的边界，在这里就合二为一了。就描绘人性的矛盾冲突而言，《地狱变》这篇杰作是芥川所有作品中当之无愧的最高峰。无怪乎日本评论家正宗白鸟对《地狱变》做了极高的赞扬，他说：“在我所读过的作品中，我毫不犹豫地推赞这一篇为芥川之最高杰作。在明治以来的日本文学史上也是绽放特异光彩的名作，……是芥川与生俱来的才能及十多年修养的结晶。”[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