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人性边界的冲击是从人的自我怀疑开始的。自我怀疑就是自我反省。在达到这一境界之前，不论是平吉、禅智内供还是能势，都没有自我怀疑，都回避自我反省。《父》中的“我”已经开始有了自我反省，他从能势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可能性，开始失去了内心的平衡。但他又通过有意识地说假话来恢复平衡，而这恰好表明对人性的怀疑已经从中萌发了。到了自我怀疑层次，一切假话都失效了，人开始陷入了深深的苦恼。

《疑惑》（1919）一篇讲一个男人对自己犯罪本心的终生困惑。中村玄道向“我”讲述，在一次大地震中他眼见妻子被压在屋梁下，即将被大火烧死，在尽一切努力援救妻子无望的情况下，为了减少妻子临死的痛苦，便用屋瓦砸死了妻子。事后，尽管所有的人都不会因为这件事责怪他，更不会由此而要他负法律责任，他却始终对这事讳莫如深，同时又耿耿于怀。“当时我觉得这完全是因为自己懦弱所致。可是这又不单单是懦弱的问题，实际上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深处作祟。从我打算再婚到将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为止，我本身对这一原因也是莫名其妙的。可是当我明白其所以然时，我在精神上只能是个可怜的败将，我已经没有资格重新过普通人的生活了。”[127]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他说到在他答应再婚到举行婚礼这段时间所发生的两件事，一是他在书店里看到描绘当时地震情景的画报，其中有一幅画正是画他的妻子被压在屋梁下的场面，这促使他再次疑惑：“我果真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杀死妻子的吗？……难道我对妻子早就存有杀意了？难道是大地震替我造成杀妻的机缘了？”如果不是这样，自己又为什么要隐瞒呢？他想到妻子在生理上有缺陷，更加相信在大地震这样的混乱场合，在一切社会束缚都失效时，是自己罪恶的自私心促使他杀害了妻子。二是他有次偶然听人说起，酒店的老板娘也是被一根屋梁压住了身子，但后来大火烧断了屋梁，老板娘得以逃生。他听了后竟当场昏了过去，醒来后，越发感到自己罪大恶极，是自己故意杀害了本来可能获救的妻子。他因此觉得自己不配再结婚，甚至萌生了要取消婚约的想法，但又没有勇气公开承认为什么要毁约。直到结婚的日期来临，他终于在婚礼上绝望而恐怖地大叫起来：“我杀了人！我罪该万死！”于是被人当作了疯子。故事的末尾，中村玄道向“我”反问道：“即使我成了疯子，致使我发疯的不正是潜藏在我们人类心底里的怪物吗？只要这种怪物存在一天，那么今天嘲笑我的那些家伙明天也准会和我一样成为疯人的。”

的确，以常人的眼光看来，把自己本来没有的动机通过逻辑推论硬从自己心底里面（或者用弗洛伊德的说法：从“潜意识”里面）逼出来，这种人即使不是疯子，也是自寻烦恼到不正常了。一个人不相信自己的自我感觉，他还能相信什么呢？但对中村（或芥川）来说，自我感觉是不可靠的，自以为的“本心”往往隐藏着自欺。人要能够突破这层自欺，才有可能触及人性的边界，展示人生的真相。如何突破自欺？不能依靠自我感觉的“诚”，而只有一种办法，就是依靠超越于直接的自我感觉之上的逻辑。当我们运用这种逻辑推论于自身时，我们实际上就把自己当作了一个陌生人，我们已经不关心自己在自我感觉中“实际上”是什么样的，而只关心我们“可能”是什么样的。这当然有可能是自寻烦恼，但它能够使人获得对自我的警觉，防止伪善，从而深入探究人性的边界，由此把人性导向深刻和丰富。所以自我怀疑在芥川那里成了人性的必修课，不经过这一课的人性肯定是肤浅的。[128]

《竹林中》（1921）这篇小说与前一篇有异曲同工之妙。《疑惑》是从一个人的内心对自己的自我感觉发出疑问，这一篇则是由同一件事的几种不同的说法，从外部印证了每个人的自我感觉都值得怀疑。小说讲述了一件扑朔迷离的人命案，当事人是一对夫妇和一个强盗，在案中，丈夫被杀，妻子被奸污，强盗落网。但强盗的供词、女人的忏悔和丈夫鬼魂的自白提供了事情真相的三个完全不同的版本。按照强盗的说法，自己是见色起心的凶手，是他把两夫妇骗进竹林，出其不意制服了男的，将他捆在树上，塞住了嘴，又奸污了女的。他本来不想杀人，但女的说如果他和她丈夫两人中不论哪一个活下来，她都愿意跟他。这就促使强盗将她丈夫从树上解下来，去和他决斗。决斗的结果是强盗获胜，丈夫被杀，女人却趁此机会逃脱了。但是按照女人在寺庙里忏悔的说法，是自己被奸污后，强盗不知去向，她看着被绑在树上的丈夫，发现他以一种冷冰冰的蔑视和憎恶的眼光看着她。于是她对丈夫说：“你呀，事情已经是这样了，我再也不能跟你在一块儿啦。我打算一死了之。可是……可是请你也死掉。你看到了我的耻辱，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就这样活下去。”于是就把丈夫杀了，然后自杀未遂，她不知道自己今后怎么办才好。最后，按照丈夫鬼魂的说法，是他当时被绑在树上，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妻子被奸污，既动弹不了，又说不出话来。强盗事毕后花言巧语地劝说妻子跟他走，做他的老婆。妻子竟然答应了，条件是要强盗把自己的丈夫杀掉。但这个要求连强盗听了也害怕起来，一脚踢倒了女人，反过来征求丈夫的意见：是杀掉这个女人还是饶她一命？女人趁丈夫犹疑之际逃跑了，强盗没能追上，就将绑丈夫的绳子斩断一处，也离开了。丈夫挣脱之后，绝望之中自杀身亡。

三个人，三种不同的说法，每个人都说自己是杀人者，每个人的说法都言之成理，天衣无缝，合乎人之常情。但其中至少有两个人是说的假话。不过，究竟谁的说法是事情的真相，这个问题在小说中并不重要。芥川讲这个故事也不是要写一篇侦探小说，而恰好是要用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揭示常识的虚假，激发人们对自己平常觉得合情合理的事物产生一种根本的怀疑。[129]实际上，这三个人的供词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每篇供词都与说话人自己立身处世的面具最为吻合。例如，强盗在说完供词之后，要求对自己“处以极刑”，并且“气概昂然”，他觉得自己即使做了恶事，也仍然是光明磊落的；妻子则以自己的忏悔表现了一个弱女子的外柔内刚，但最终使自己显得是一个值得世人同情的无辜者；丈夫则把自己的嫉妒和宁死也不忍辱含垢的男人气质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反过来看，按照每个人的叙述，其他的人都多少有某种不光彩的地方。然而，正因为三个人的说法互相不合，而只与他们每个人自己做人的面具相吻合，所以这些面具本身就通通是值得怀疑的了。佐藤泰正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在三人中确定何者所讲述的是事实，我们“只能将事实寄托在虚构的东西上，以这种寄托来拯救自己，其愚钝、其限度，通常我们都可以在这三人的陈述中，也就是在我们自身中找到吧”[130]。确实，人在现实中每每都对自己的行为赋予自己所想要赋予的解释，甚至不自觉地歪曲事实，使之具有一种表面上的一贯性和人格同一性。人只有通过与他人进行一种换位思考，才有可能看出自身的破绽。

由换位思考而导致的自我怀疑体现在《母》（1921）中。小说写一个刚刚失去了孩子的母亲野村敏子，被隔壁婴儿的哭声所困扰，与丈夫搬家到三楼。一个偶然的机会两个母亲相遇了，敏子由衷地夸奖婴儿长得可爱，对方则虽然同情敏子丧子的不幸，但却抑制不住“一股洋洋得意的心情直往上涌，这情绪是女子压抑不了的”。后来敏子夫妇又迁居到另一个城市，有一天从那位母亲的来信中得知她的婴儿也得病死了，敏子在瞬间的惋惜和慨叹后，“马上快活地拍打着美丽的双手”，要去把自己最喜爱的文鸟放生，说是为死去的婴儿“祈福”，面上却带着“一种几乎难以平静、幸福之极的微笑”。连她的丈夫都感到“妻子这种微笑中有着某种刻薄的成分，它颇像一种可怕的势力隐藏在阳光沐浴下的草木深处，时不时监视着人们”。丈夫随后点破了妻子这种幸灾乐祸的心思，这时敏子突然脸色苍白，沉默良久之后，她问丈夫：“我，是我可恶吗？那婴儿之死……”，“我为婴儿的死去感到高兴，尽管我感到那是很可怜悯的事，但我还是感到高兴，感到高兴不应该吗？喂，不应该吗？”她的声音“空前地粗犷有力”，男的无法回答，“似乎有一种非人力所及的东西俨然耸立在面前挡住了去路。”

应当说，敏子和她的丈夫都是极有教养和同情心的好人，所以他们才能够有如此深刻的自我反省。那种“空前地粗犷有力”和“非人力所及的东西”，就是人性的边界。我们通常认为母性是最无私、最正当的，母亲就是真和美的化身。但通过反省，敏子开始怀疑这种母性的正当性了。动物也有本能的母性，这种本能如果不上升到更高的人性，它也有可能是最自私、最残酷的。敏子内心的动物本能和人性在搏斗，她触及到了人性和兽性的边界，并为此而感到震惊和困惑。但从另一方面说，这恰好是从边界上升起的人性的曙光。

而这人性的曙光，只有以自我超越的形式才能撼人心魄地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