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尔恺郭尔（1813—1855）即使在他被认为可以当作严格哲学著作看待的作品里，也不承认自己是一个哲学家。在传统意义上，一个哲学家总是用理性主义的方法、鸟瞰世界的客观主义心态来思考宇宙、社会、人生问题，即使他并不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理性而是物质或者意志等等。这就使哲学家不同程度地离开了他对宇宙社会人生的体验，尤其是个人的精神体验。哲学家总要把自己打扮成超然于体验尤其是个人精神体验的人。这实际上是中了理性主义、客观主义的圈套，将自己异化成了自己实际上不是的那种似是而非的人。而克尔恺郭尔认为哲学就是个人精神体验，他坚持个人精神体验的普遍性。因而，他构造的是不同于传统哲学的哲学，是一种与理性主义、客观主义哲学针锋相对的哲学。他在日记中曾说：“许多人对生活作出自己结论的方式像小学生一样，他们只从书本上抄袭答案以欺骗老师，而不是自己去解答习题。”一切不重视个人精神体验的人，或多或少都会用抄袭的答案自欺欺人。

克尔恺郭尔对生活有丰富而细致的体验。他在由父亲统治的大家庭里体验到了冷漠阴森，在对待父亲的态度中体验到了一种害怕、亲切、崇拜、困惑交织的感情，在学校的集体生活中体验了孤独，也体验了在孤独中沉思的“幸运时刻”，在对父亲的偶像崇拜坍塌时体验了绝望；在过纨绔子弟浪**生活和攻击基督教时体验了犯罪的快意、歉疚、悔恨和因怀疑而带来的焦躁不安、失望、空虚与无所寄托，在承受宿命的“大限之年”（死期）的威胁时感到了莫名的振奋，在将自己误把想象当现实的生活与故乡流浪汉的生活进行比照时感到了羞耻。他体验过爱情的沉醉，但马上又因灵魂的重负而选择了孤寂的生活；最后，他才在对宗教的思考和写作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当然，他不仅是体验，而且是在体验中思考，在他所把握的忧郁的人生基调中思考。他曾说：“从我的童年起，遭罹危难的苦竹就已栽种在我的心坎里，只要它还在那里，我就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但挖掉它，我又会即刻死去。”他还说：“我像一株孤独的枞树，兀然向上，孤身只影，只有鸟雀在枝杈上筑巢。”他认定了心灵之苦和灵魂的孤独是自己的终身伴侣。正是孤独地在苦中思考，结出了他的哲学果实。

丰富而细致的生活体验，使克尔恺郭尔深深地感到，生活绝对高于理论，高于用理性概念建造的任何体系。生活有它自身的权利，它不是任何理论所赋予的，也必定不受任何理论的束缚。生活的内容由无数生动活泼、丰富细致的体验构成。这就是人在世界中的存在。人的存在是非理性的，是绝对不可思考的，是知识和理性无法把握的，是语言无法表达的；存在是孤独的，纯个人性的，不可重复的。对整体的把握，会否定个人的存在，将个人看成整体的一部分，也会否定个人的存在，只有个体孤独的存在才是真实的存在。一个逻辑的体系是可能的，一个关于存在的体系是不可能的。因为存在是个人的存在，是变易无常的存在，是由断断续续、忽前忽后、倏忽变化的体验和思想构成的存在，它绝对超越理性，超越逻辑，不可体系化。从逻辑、理性的立场看，存在是荒谬的。如果用逻辑、理性去把握、思考存在，只会使作为思考对象的存在脱离真实的存在，只会使这种思考缺乏深度与力度，使它的结论缺乏活力。因而，他反对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必然主义，反对体系化了的黑格尔哲学，将哲学的基点由理性转换到了体验，转移到了真实的存在，并用这种转换提醒一切按传统方式进行哲学思维的人：千万不要遗忘了人的真实存在，哲学研究的真正对象应该是纯个人的心理体验。

细致的体验也使他感到了生活的严峻。他发现，人无时无刻不面临着选择。选择既意味着自由，也意味着责任。他指出，大多数人对人的生存方式不加选择，往往是时代告诉他们应该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但是，一旦个人对自己的生活采取了负责的态度，他就面对着三种可能选择的生存方式，并必须作出非此即彼的抉择：一种是美学的生存方式，即贪图享受，及时行乐，在物质和精神上获得一时的感性满足的生存方式。它使人的活动没有目的性，使人的精神状态向着动摇、涣散和痛苦的自我毁灭方向发展，使生活中充满各种混乱、腐化堕落、厚颜无耻的行径。一种是道德的生存方式，即理智地遵循固定的道德原则，履行固定的道德责任，趋善避恶的生存方式。它使人注重心灵的陶冶，强调善良、正直、节制、仁爱等美德，过着苏格拉底式的伦理生活。但是，在这种生存方式中，人仍然受着美学的生存方式的引诱，不能抛弃感性的世俗生活，并因天生具有“原罪”而不可能进入道德完善的境界。一种是宗教的生存方式，即面对上帝的生存方式。在这种生存方式中，人摆脱了一切世俗的、物质的束缚，也摆脱了一切道德原则的束缚，只以“原罪”之身、赎罪之行面对全能至善的上帝，使自己成为纯洁的人。他认为，人在第一种生存方式中根本不能洞察存在的真理，在第二种生存方式中，终究有所欠缺，不能显示存在的真理，只有在第三种生存方式中，才作为自己而存在。一方面，他希望人沿着这三种生存方式构成三个人生阶段步步上进；一方面，他又宣称“通向同一个真理的道路是很多的，每个人应选择他自己的那一条道路”，将确定选择对象和进行选择的权利交给了每个人自己。的确，浑浑噩噩的人是不知道选择、自由、责任这几个沉甸甸的概念的。他们把一生都交给了时代、权威、别人，唯独遗忘了自己。他们忘记了，只有个体进行选择，才享受了个体的自由，才承担了个体的责任。从来没有独立抉择过的人，就是不自由、无责任的人，就是没有“存在”过的人。至于只有选择宗教生存方式的人才真正存在，则是作为有神论存在主义者的克尔恺郭尔本人的见解。

克尔恺郭尔之所以推崇宗教的生存方式，也与他对“畏”这种心理体验的富有独创性的思考相关。他发现，天真烂漫而又自觉不幸的年轻人往往对人生充满了畏惧感和虚无感。他们常常情不自禁地发问：我在哪里？所谓世界究竟是什么？是谁把我引向世界，现在又把我抛在哪里？我是谁？我怎样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为什么不去思考它，它为什么不让我知道它的方式和习性？而每到这一时刻，人就会对天真烂漫、轻浮的生活产生反感，堕入一种迷惘、畏惧、虚无之中。他对这种心理体验进行了深入的哲学思考。他认为，一切认识都出自畏惧，并从畏惧发生。在产生认识之前，人处在无知无觉、天真烂漫的状态，还没有下决心成为精神的个体。在这种状态中，尽管充满着安宁和平静，但也存在着与安宁和平静不同，使人内心深处隐秘地感到惴惴不安的东西。这种东西不是那种与人竞争、冲突、使人要与它抗争的某个具体事物，而是不可名状的虚无。虚无导致畏惧，畏惧也产生虚无，它们互为因果，相互交替。从宗教的观点看，人处在这种虚无与畏惧交织的状态中，就是罪恶。在病理学领域中，对虚无的畏惧则表现为莫名的焦虑、烦心。畏惧、焦虑都不同于恐怖、害怕，它们是无对象性的、弥散的、不可名状的。但是，这是人真实的精神状态，也是使人的自由成为可能的精神状态。人在畏惧、焦虑状态中，在持续不断、暗暗作祟的忧郁中，会察觉自己正站在精神的世界和自然的世界，上帝的世界和动物的世界的交叉点上，会察觉永恒拯救和永恒沉沦两种可能性。一切都取决于个体是否选择精神生活并通过它进入自由领域。否则，他就只能永远停留在自然状态、动物状态中，这就是罪恶。人如果选择了精神生活，信仰了上帝，就克服了畏惧，获得了自由，将自由从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这里需要的是精神的质的飞跃，是信仰。当然，“一切取决于出现在眼前的畏惧”。很显然，克尔恺郭尔通过对畏惧感、虚无感的思考，为他所推崇的宗教生存方式找到了心理体验依据。

但是，克尔恺郭尔并不认为宗教的生存方式是世俗眼光中的“幸福”的生存方式。信仰上帝不仅不能保证物质生活方面的丰足，甚至不能保证在精神生活方面获得符合世俗规范的宁静。因为信仰是一个悖论，信仰需要牺牲，信仰不符合世俗伦理道德规范。这是他审视他父亲的宗教生活和亲人的早逝，反省他自己的婚变，解读《圣经》上亚伯拉罕以儿子以撒作燔祭献给上帝的故事得出的结论。他认为，他父亲的宗教信仰是以亲人的生命和他这个儿子的幸福作为牺牲的，他因皈依宗教生活而退婚是以恋人的幸福作为牺牲的，亚伯拉罕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明白杀子献祭正是信仰的必需，而上帝把以撒归还给亚伯拉罕，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信仰完全不顾伦理和理性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出现在伦理和理性认识中止的地方，它是伦理所无法规范、理性所无法理解的荒谬现象。他论亚伯拉罕事件时说：“它是一种荒谬，它能把杀亲转化为一种令上帝高兴的神圣行为，一种能把以撒归还给亚伯拉罕的行为，对此，任何思想都无法支配，因此，信仰恰好发端于思想所停顿的地方。”“人们不可能理解亚伯拉罕。”然而，正因为如此，“没有任何一个人像亚伯拉罕这么伟大”，他不是“审美的”“悲剧的”或“伦理的”“英雄”，却是一位伟大的、不可思议的信仰骑士。所以，在克尔恺郭尔心目中，宗教的生存方式是一种以牺牲为代价、不合常情、不可理喻、荒谬的生存方式。然而，正是信仰，才导致了生命质的飞跃，才使人面对上帝，与上帝谈心，与上帝合一，在与超越了自己的“绝对的对方（上帝）”的关系中，规定自己的存在，使自己成为真正的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克尔恺郭尔并非丹麦基督教教会组织中正统的基督教徒，他对注重礼仪、布道和教阶制、充满虚伪的基督教会进行过辛辣的讽刺和猛烈的抨击，他经历过怀疑基督教、怀疑上帝的爱的人生阶段，也曾放浪形骸，腐化堕落；即使在皈依上帝之后，也不是一位乐善好施、广济天下的慈善型基督徒，而是一位不放弃怀疑、讽刺、愤怒和孤独生活的思考者；他自称“殉教者”，但他所殉的是他自己理解的基督教。实际上，他仅仅是一个精神体验者，人生意义思考者，一个听到了上帝的呼叫而不断涌出内心独白的诗人。他的贡献是，肯定哲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的存在”，肯定哲学的任务是答复“人应该如何去生活”。他将基督教徒的“原罪感”转化为人的畏惧感、虚无感，并以此作为向信仰飞跃的基石，既为“原罪”神话找到了心理依据，也使对上帝的信仰成为解除人生困境的内在欲求。他实际上倡导的生存方式是：摆脱理性、道德、宗教教条的束缚，过一种真正的属于个体的精神生活，在原生态的痛苦、热情、需要、情欲、模棱两可、双关、暧昧不清、悖谬、动摇中最直接最生动地体验人的存在，在孤独中考问、思索，在体悟到了畏惧感、虚无感、荒谬感之后选择自由，承担责任，皈依上帝，进入不断与上帝对话，力图与上帝同一的境界。他认为这样的人才找到了自己真实的存在，才使人生有价值有意义。尽管这不是一种导致世俗幸福的生存方式，不是一种以“功德圆满”“庄严肃穆”“大智大慧”“极高明”“目如明镜，心如止水”为休止符的生存方式，但在克尔恺郭尔心目中，这是一种因实现了人的存在，人的价值和意义而有力地抵御了、克服了人悲剧性生存处境的生存方式。这也是存在主义者以“存在”与悲剧性命运抗衡的基本思路[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