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芒亘古难消灭，海内伊谁不心折。”是黄仲则同乡后辈、清人庄敏在《读两当轩集》一诗中的句子（第685页），我们借它来概括黄仲则哲学的意义和影响。应该承认，意识到造物对人的拨弄并不是黄仲则的新发现。“造物”“命”亦即“命运”等概念古已有之。如前所述，儒、道、释三家哲学都谈到了命运问题。但是，也如前所述，命运在它们的哲学里始终处于尴尬和被遮蔽的地位。所谓“尴尬”就是既承认命运存在的事实，又肯定形而上学独断的权威性，在逻辑上相互矛盾。承认命运，就是承认人并非全知全能的上帝，承认人不可能完全认识支配宇宙自然、社会人事运动变化的终极原理，承认形而上学独断的不可能。然而，儒、道、释三家哲学恰恰在承认命运的同时建构了以形而上学独断为基础的哲学体系并视之为绝对真理。所谓“被遮蔽”，就是当这些哲学体系不顾逻辑矛盾建立起来之后，都妄诞地宣布命运问题已被它们设定的理想王国和理想境界所超越克服。比如在儒家与“天”合一、既有等级秩序又和谐圆满的“王道”社会里，在庄子“无己”“无功”“无名”“无待”的“逍遥”境界和释家“无生”的“涅槃”境界里，命运问题已不复存在。因而，尽管它们在诱导人们信奉它们的形而上学或其形而上学遭遇命运打击时也谈命运，以命运作为引出形而上学的理由或自我解嘲的托词，但在一般情况下，它们总是以莫须有的理想境界来遮蔽人当下的现实处境，极力鼓吹信仰主义、乐观主义、理想主义，要求人们遗忘甚至禁止人们思考命运问题。因为只有命运问题遭受被遗忘、被禁止思考的命运，他们标榜的“真理”“理想”才“无可怀疑”，尤其是当他们在以“独尊”“互补”“合一”的方式成为社会主流意识、获得霸权以后。正因为如此，他们在与专制政体合作之后，成了前面所说的造圣造神文化中各有分量的一部分。

这样，人们就只能接受、信仰形而上学独断，成为受它支配的工具，遗忘自身真实的生存处境。更重要的是，它们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地遮蔽了命运问题中必然包含的“自我”问题，造成了人们对“自我”的永久性遗忘。儒、道、释三家虽然都认识到命运对人的拨弄和给人带来的痛苦，但儒家主要以建立在专制主义基础上的社会政治伦理为本位的学说来“超克”命运，并以这个名义压抑人多方面的欲望，摧残人“独立自由”的精神，让用来“超克”命运的社会政治伦理规范又异化为拨弄人的神秘力量，将个体自我带入更深的痛苦之中；道、释两家则标榜“无己”“无生”，用消解“自我”的方式来迎合命运对人的拨弄，自欺欺人地追求所谓精神超脱。所以，在儒、道、释三家哲学里，命运与自我对立的问题从来没有成为令人困惑、焦虑、可能引出悲壮人格精神的问题。人生困境就这样被它们消解了，余下的便是对理想王国或理想境界的乐观信仰。尽管儒家也提倡过“忧患”意识，但这种“忧患”不是来自对个体人生处境的意识，而是来自现实社会与理想王国存在反差所引起的愤怒；这不证明“忧患”者已意识到了“自我”，只证明他们的“自我”已在对儒家政治伦理规范的盲目信仰中虚无化了。因而，黄仲则执着于对命运的思考，从中解读出自我处境、自我生存方式等问题，是对儒、道、释三家的反动，也是对古代哲学的贡献。

站在社会本位立场，也许会指责黄仲则只强调自我而不重视社会伦理规范会导致社会道德败坏。其实，黄仲则以鲁仲连为例来证明在世生存的自由问题，以祖逖为例来证明“自我”实现问题，都含有将个体自由、自爱与维护社会正义的功能联系在一起的意思。何况，从逻辑上说，重视个体价值也应优先于重视社会道德规范，因为只有人人都意识到“自我”和“自我”的天赋权利并愿意为这些权利去“投险”，属人的道德才有可能在平等、公正的基础上建立，古代社会才有可能向近现代社会转变。

也许正是因为敏感到了黄仲则人生哲学的意义，我们在近现代思想史重要人物的人生观里都可以找到黄仲则哲学思想留下的斑斑光影。龚自珍强调“尊命”，主张人以“哀惨”之心立世，在“哀惨”中用智用慧（《尊命》《壬癸之际胎观第七》）：王国维虽然从表面上看在鼓吹叔本华哲学、佛教哲学、基督教哲学出世解脱的“无生主义”，实际上他更重视“以生活为炉，以痛苦为炭，而铸其解脱之鼎”的生命过程，提倡以“忧生忧世”心态历尽茫然、哀苦和抉择而“成大事业”“大学问”（《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鲁迅则对“不撄”人心，以“平和”为理想的人生哲学深恶痛绝，倡言“平和之破，人道蒸也”，认为不摒弃传统的信仰主义、乐观主义、理想主义哲学，真正的人学就无法建立（《摩罗诗力说》）。这些，都是黄仲则人生哲学在近现代延展的轨迹。它意味着黄仲则哲学已揳入近现代，是古代哲学向近现代哲学转换的中介之一；也意味着，从封建末世开始，已有越来越多的杰出思想家在思考中华民族究竟应该建构怎样的人格精神这一关系到民族命运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