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们认为，地球上现今所有的人类，不论体格、肤色和血型如何不同，全都是由人科的同一属、同一种进化而来的，因而，寻找人类共同诞生地和最古老的祖先成了19世纪末以来国际性大规模考古发掘的最重要目的之一。可以肯定，在距今约十万至四万年之前的“古人”（尼安德特人）虽已遍布欧、亚、非三大洲，但在体质形态上还没有出现明显的差别。在苏联、西欧、巴勒斯坦和罗德西亚所发现的古人化石，与中国境内广东马坝、山西丁村、内蒙古河套、湖北长阳等地所发现的化石具有同样的特征。直到距今四万至二万年前的“新人”时代，现代型人种才开始有了逐步的分化，以克鲁马农人为代表的欧罗巴人种和以山顶洞人为代表的蒙古人种才开始有了肤色、毛发、五官和身材上的区别。[31]

然而，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真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主要是生产方式。人类经过漫长的旧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时代，在跨入新石器时代之际，发生了两件对后来文明的分化具有重大影响的大事：一是原始的采集经济过渡到原始的农业；二是原始的渔猎经济过渡到原始的畜牧业。大体上说，石器时代的人类并无专营采集或专事渔猎之分，他们只能碰到什么吃什么，只是在氏族内部存在着某种自然分工：男子多从事渔猎，妇女则负责采集。农业和畜牧业从原始的采集和渔猎经济中分离出来大约是同时进行的，因为它们需要差不多同样水平的劳动技能和对劳动后果的预见能力。然而，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这两个方面在不同的地域中却可以因自然条件的差异而有不同的侧重。在有的地方，例如上古时代的欧洲和西亚，农业最初可能是作为牧草种植业而发展起来的；而在另外的地方，例如在仰韶文化时期的中国人那里，农业和定居生活却是原始畜牧业的前提。正是这种看起来并不起眼的最初的差异，把东西方两个不同的民族带到了历史的岔路口上。

根据考古发掘，到距今六七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期间（如陕西半坡和河南庙底沟所发现的），中华民族已进入了以农耕为主的新石器时代。继此之后，沿黄河流域，上行有甘肃、青海地区“马家窑文化”出现（它是中原仰韶文化的继续），下行有山东济南一带“龙山文化”的兴起，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建造了广阔的历史舞台[32]。大河流域农业生产的优先发展，与冲积平原所提供的大片可耕地有关。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把农作物的收获和种植的象征——花（华）与芽（夏）看作自己民族的象征[33]，家畜饲养则从母系氏族时代就作为“副业”而附属于农业生产了。最早饲养的是不占牧场的猪和狗，到龙山文化时才开始驯养牛、羊。道理很简单，在黄河流域，用牧场来挤占肥沃的耕地是很不上算的。《周易·系辞》上说“庖牺氏没，神农氏作”，或许正反映了远古农业排斥畜牧业的情况。罗伯特·路威曾提到中国人与其他民族的一个区别，即他们没有喝牛羊奶的习惯[34]，这也可以作为在中国畜牧业从未占主要生产方式的佐证。一个定居的农业民族在广大农业区域内对其他农业地区的扩张，其最自然的方式莫过于“先融合，后征服”。《论语·宪问》所谓“禹、稷躬稼而有天下”，正说明中国古代不是如游牧民族靠硬弓骏马制驭群雄，而是靠发展农业征服人心。因此，虽然中华民族在自己的扩展过程中也免不了产生部落和氏族之间的冲突，也有后来者奴役先前土著的现象，但由于这种征服有长期的融合作为基础，人们对待这种征服常常是容易忍受的，因此在整个民族意识中他们始终把自己视为黄河流域这片土地上“土生土长”的原始土著。龙山文化时期母权制氏族公社向父权制家庭公社的过渡，确立了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这种农业生产的稳定性和承继性，种下了古人对自己世代生长于斯的土地的牢不可破的感情，形成了中国人历来不爱迁徙的民族习惯。

远古时期的希腊则另是一番景象。最早在希腊地区定居下来并发展了自己的文化的是克里特岛的居民。据推测，他们可能是从小亚细亚渡海来的，文化上受古埃及的影响，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在墓葬（土葬）和住房建筑方面也保持着内陆农业民族的习惯。从公元前两千多年建立早期米诺斯文化开始，由于克里特岛所处的海上交通要道的特殊地位，这个民族日益向工商业民族转化，并一度建立了地中海的海上霸权。公元前1400年左右，克里特文化突然衰落并灭亡了。有人估计是阿卡亚人的一支迈锡尼人从北方来，征服了当地居民的缘故。与中国古代“先融合，后征服”不同，迈锡尼人的征服是一个完全外来的异民族对一个原先高度发达的民族文化的破坏和毁灭，他们用自己特有的线形文字直接取代了被征服者的象形文字。迈锡尼文化也曾受克里特很深的影响，但并未被融合。迈锡尼人征服克里特时其文化也不低于克里特，但他们与克里特人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是远距离的征服性。他们“是一个征服者部族，属于从北方、或许是从多瑙河流域来的一个身材高大的、头发秀美的种族”[35]，这个种族似乎并没有经过自然经济的缓慢的蔓延，而是从公元前1600年左右直接来到希腊中部和南部，用自己先进的铁器征服了希腊本土处于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土著，并取代了克里特文化。他们对土地没有深厚的依恋之情。在荷马笔下，希腊英雄们远渡重洋去毁灭另一个城市，他们将阵亡的战友就地火葬，开怀痛饮，攻打十年之久而不懈，都反映出这个民族几乎天生的征服性。吉尔伯特·穆莱认为，希腊人的神并不自命为世界的创造者，“他们所做的，主要是征服世界”[36]，这正是希腊人自身的写照。在种源上，阿卡亚人属于雅利安人种，他们身高体壮，皮肤白皙，是从野蛮人中分离出来的最先进的游牧部落的代表[37]，这个人种的“卓越的发展，或许应归功于他们的丰富的肉乳食物”[38]。正是游牧部落的迁徙性，使阿卡亚人的征服具有那样一种袭击和掳掠的性质，但也正因为如此，这个民族对于海上贸易、海盗行径和殖民事业，对于动**的生活和冒险生涯，都具有天然的适应能力。公元前12世纪，又一支阿卡亚人即多利亚人从北方汹涌而来，席卷了迈锡尼等国家，推动了希腊本土居民继续向外移民。他们有一部分转向了农业生产，如斯巴达人就迫使被征服的希洛人为他们生产粮食，但大部分却保持着外向冒险的生活方式，对于土地很少有依赖感。我们从希腊神话中可以找到许多反映畜牧业与航海生活有联系的地方，如海神波塞冬原先是一个养马业的保护神，他的儿子特里同也具有马形，赫耳墨斯既是商人的保护神和交通神，又是畜群的保护神。

希腊人以其惯于迁徙的民族特性，充分利用了希腊半岛所提供的极为有利的经商和海运条件。希腊地区可耕地很少，希腊人只有外出远行，到远离家乡的异国他乡才能取得自己的生活资料。许多城邦和移民区都是由贸易和商品生产建立起来的，如雅典城就从埃及进口粮食，从波斯输入日用品，从麦加拉运进蔬菜，由马其顿获得木材。商业和海上控制是希腊人的命脉，他们赖以生存的是海洋和交通。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的希腊移民运动，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在历史上只有欧洲人移居新大陆可以相比。这种移民运动与盲目的部落迁徙不同，它是城邦政治经济扩张的一种有组织有计划的形式。尤其是公元前7世纪之后，移民主要是工商业性质的，许多移民城邦成为希腊世界主要的工商业中心。到公元前5世纪，希腊的手工业和航海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冶金、造船、武器、皮革、陶器、纺织、酿酒等行业已举世闻名，而且主要是为了出口，甚至希腊有限的农业也带上了商品生产的性质。无疑，古希腊经济生活中这种商品经济的特点，必定是当希腊人（阿卡亚人）尚作为游牧部落在北方漫游的时候，就已经萌芽于氏族内部了。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不同，游牧部落由于畜牧业本身的需要，就必须和其他部落进行商品交换。在这种交换中，牲畜是现成的、自然形态的货币，它不需像谷物交换那样由人工（行政当局）制定统一的量具，而天然地保证了商品交换的等价原则的普遍性。商品经济是游牧民族走向文明开化的主要通路。

自给自足的中国古代农人却是以另一种方式踏入文明的门槛的。自然经济的稳定发展，恰好是以一种最不自然的、人为的方式才得到保障的，这就是从上至下直到每个生产细胞的金字塔式的行政干预。正是这种完善的行政干预，成了中华文明的象征，它是人类自觉调节自身生活方式的最早表率。它颁布农时，组织抗灾，兴修水利，处理民事纠纷直到家庭琐事。每当年丰日足，外患消弭，到处是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在这种人为的控制之下，中国人的家居生活是太容易了。只要不是兵荒马乱，水旱虫灾，他们用不着动脑筋去应付各种情况，只需按着伏羲氏和神农氏早已教给祖先们的老一套耕作程序，习惯性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就能保证一家大小的温饱。但这种自然经济所导致的交换的萎缩、交通的不发达、见识的狭隘，却使中国人很早就丧失了探险精神和穷根究底的兴趣，而对超出一小块地域之外的一切感到神秘和不适应。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要像希腊人那样扬帆远航，至多不过到附近山野里开上几亩生荒地，而且也只以步行所能达到的地区为限。数千年来，大一统的华夏帝国从人与土地的这种依赖关系中取得了自己强大的聚合力。皇帝称自己的国家为“社稷”，社就是土地，稷则是这土地上所生长的庄稼。中国的政权是土地政权，中国的战争是土地战争，而不像古希腊以掠夺财富（动产）和奴隶为主要目的的战争。中国的租税剥削和徭役剥削也不同于古希腊的奴隶剥削和金融、高利贷剥削。直到13世纪，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初次游历中国元朝都城时，竟以为忽必烈皇帝一定是靠操纵货币发行而建立起如此豪华奢侈的排场的，可见中西两大民族的经济观念差异之大，已达到了难以沟通的地步。

总之，古代中华民族与希腊民族的差异种种，最终可以追溯到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差异，以及由此形成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差异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