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世界地形图，如果用一种审美的态度来看待那些稀奇古怪的图案，我们马上就会发现，我们这颗小小的星球竟是由两种基本色调——黄色与蓝色——装饰起来的。康定斯基在其名著《论艺术里的精神》中曾对这两种处于两极对立中的色调作过极细致的描述，他认为，“色彩里的暖或冷意味着各自向黄色或蓝色的接近。”“如果有两个圆形分别用黄色或蓝色画出，短暂的集中就会在黄色圆形里展现一个离心的延伸运动，和一种向观者明显接近的效果。另一方面，蓝色圆形只在自身领域里移动，就像一个钻壳体的蜗牛，有从观者前面离去的效果。”[14]黄色和蓝色向第三种原色即红色的偏离便形成了橙色和紫色，黄与蓝的混合则是绿色。也许，康定斯基在制定他的色彩理论时，丝毫也没想过要用它来绘制地图，但我们却的确可以从这种色彩心理的描述中，引出中西两大民族在起源上的原始区别。事实上，除了纬度的相近以外，中华民族和希腊民族自古以来所生存的各种自然条件是那样的不同，它们恰好各自体现了黄与蓝这两种地球色彩的极致。

中华民族的摇篮是黄河流域的黄土高原。在世界上四个起源于大河流域的文明古国（埃及、印度、巴比伦和中国）中，她是最远离入海口和海岸线的。在远古时代，由大陆腹地繁衍起来的炎黄子孙们对于海洋是相当陌生的。据有人考证，《山海经》中被称之为世界“东极”的“扶桑”国，最初也不过是指鲁南苏北一带（即山东曲阜地区），至南北朝时才被推至“东海之东岸”，而与日本混为一谈。[15]无论此说当否，无疑，在初民们眼中，海洋总是属于“中国”之外的领域。海洋的形成本身就是某种不正常的灾变的结果：“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16]他们生于内陆，对一片汪洋的景象抱有本能的恐惧。大禹治水，精卫填海，女娲补天[17]，这些远古流传下来的神话给我们留下强烈的恐水、治水、把水看作敌对物的印象。反之，初民们对于“土”却自古以来怀着一种信赖和眷恋。中华民族休养生息的地方是这样一片亲切的沃土，黄河挟带着肥沃的泥沙，经过九曲十八弯，淤积成了连绵千里的黄金地带。在这里，“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地是坚实可靠的，人生于土而归于土，土是全民族最终的母亲。初民们用土去对付水，“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鲧死后，“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18]。人们把土地神尊为“福德正神”，且“我国古代地上群神中，土地神的崇拜者最广泛，祭祀最盛”[19]。在古代中国人眼里，整个世界都以土地为中心，“天圆地方”，地的东南西北等长。战国时代与海外有了交通，又设想地的边缘为海，海的边缘与天相接。《山海经》中山经部分写得较翔实，而海经部分则不但简略，而且怪诞不经，隐现着一种不可解的神秘感。《诗经·小雅·北山》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土在民之先，民以土为本，帝王的权力首先就是对土地的权力。凡此种种，无不说明黄皮肤的中华民族是“大地之子”。

与此相反，古代希腊民族则是“海的女儿”。

从地理上看，希腊半岛三面临海，境内多山。全地区除北部以外，没有一处距海五十公里以上。环抱希腊半岛的爱琴海和爱奥尼亚海（它们都是地中海的一部分）中，大小岛屿星罗棋布，总数在四百八十个以上。加之希腊半岛具有世界上最为曲折的海岸线，这就形成了无数避风和停泊的天然良港，成为早期希腊人海上生涯的大本营。在古希腊神话中充满着人、神和海之间的密切联系。除了宙斯、阿波罗、雅典娜这些带有明显社会政治和伦理色彩的神之外，在自然性质方面最重要的神就是海神（波塞冬），以及据说是从海水泡沫中诞生出来的爱和丰产女神（阿芙洛狄忒）。所以荷马说：“海神夫妇是万物之父。”奥尔弗斯说：“海是最早有生殖能力的。”[20]海神与爱神崇拜主要流行于小亚细亚海岸和伊奥尼亚一带，这一地区是希腊移民区，也是经济、文化最先发达起来的地区。希腊最早的哲学学派米利都学派就产生于此，据说这个学派与海洋崇拜有关。其创始人泰勒斯提出的哲学命题就是：“万物的始基是水。”在他眼中，地中海处于世界的中心，希腊处于陆地的中心，大地就像一个漂在水上的圆盘。难怪被黑格尔称为“古代人民的教师”的荷马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都以海洋为背景而展开，海洋就是希腊人的家。反之，希腊人对陆地却有一种疏远得多的态度。不管是对小亚细亚、埃及、意大利还是对色雷斯，他们的移民和攻占只限于各大港口，顶多是离海岸不远的一些土地，对深入内陆却毫无兴趣。希腊的地神哈得斯（普路同）是黑暗冥国和地狱的统治者，他劫走农神之女珀耳塞福涅（普罗索宾娜），使这个美丽活泼的少女成了阴森可怖的阴间之后。他反复无常、性情乖戾，与中国好脾气的土地公公恰成鲜明的对比，和佛教传说中的阎罗王倒有些类似。但阎王并不是土地神，只是执掌生死的冥界之王，而哈得斯却同时兼管丰产。他既是土地神，也是死神和地狱之王。希腊人对于土地这种阴郁的联想在海中神女的儿子、特洛伊战争最著名的英雄阿喀琉斯那里表现得最鲜明。这位英雄死后成为冥王，但他却说，他宁可在世上做帮工，也不愿在阴间为王。与古代中国人相反，希腊人是背朝荒芜不毛的陆地，面向辽阔而富有魅力的大海。

也许，正是对待陆地和海洋的这两种不同的态度和心理感受，导致了古代中国人和希腊人对于色彩的不同看法。古代希腊人把大海深处的颜色——紫色视为无上的高贵和神圣之色，这种紫色他们是从海里的一种骨螺中提取的，用来给贵人们染衣料。温克尔曼证实：“希腊人用一个意味着大海色彩的词汇来称谓紫色，并把产于腓尼基的一种紫色看得特别贵重。”[21]在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中，阿伽门农在远征特洛伊凯旋归来时，其妻为了谋杀他以保持自己的奸情，曾用紫色花毡铺地这样崇高的礼节来对他曲意奉承，以便激起神的嫉妒。但身为王者的阿伽门农竟不敢落足，实在推却不过，便脱下靴子赤足而行，还说：“当我在神的紫色料子上面行走的时候，愿嫉妒的眼光不至于从高处射到我身上！”“现在，既然非听你的话不可，我就踏着紫颜色进宫。”[22]这种观念一直影响着西方。在罗马帝国时代，紫色是皇帝的服色。公元390年，狄奥多修斯皇帝因残杀无辜而受到圣安布洛斯主教的谴责，最后被迫“在米兰教堂里脱下紫袍，当众举行了忏悔式”[23]。15世纪的佛罗伦萨人曼内蒂学识渊博，道德高尚，人民为了表彰他，将他的著作“装以紫色封面并作为一件神圣的遗物”保存在市政厅里[24]。西方人对蓝色的感觉和对紫色的感觉基本上是一致的，他们把蓝色看作一种“天堂色彩”[25]，正如神像的光圈用精神的眼光看是天蓝色的一样[26]。

与此相反，古代中国人则将紫色视为“杂色”、邪恶和不正之色。孔子说：“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27]紫色只在道家观念中受到重视，象征着超生出世，此种联想也渗入了佛家。唐宋之后，朝廷常赐高僧紫衣，中国人丧葬用紫色与这种出世思想也有关。但这种紫色绝不是从大海的色彩来的，多半是从道观佛寺所在的崇山峻岭之间所见到的“紫气”、熏香祝祷的烟霭（“紫烟”）和红日蓝空相映而成的天色（“紫光”“紫阳”）而来。对于大海，中国人的印象历来是黑色的和深绿色的（“沧海”）。古代五行中与“水”对应的颜色是“黑”，取其无色透明的特点，正如“金”与“白”对应，取其反光的特点一样。蔚蓝的、紫罗兰一样的大海在中国人心目中是没有印象的，这是只有在深海区才能看到的景象。中国人自古以来在衣着上少不了蓝色，它取自蓼蓝，是最经济耐久的颜料，但从不具有神圣意味。“青衣小帽”已成为平民百姓或低级职员的代名词。另一方面，中国人对黄色却推崇备至。黄色在五行中对应“土”，“黄帝”之称即由土而来，中国人崇尚的黄色也多半是一种土黄，即接近于橙色的黄。在中国，黄袍是皇帝的专用服饰，任何人不得僭越，“黄”与“皇”两字常可通用。正如“土”居五行之中央，“黄”也居五色之中央。不仅儒家，连道家也尚黄色，“黄冠”成为道士的别称。可以想象，在远古时代树木葱茏的黄土高原上，黄皮肤的初民们在自己辛辛苦苦垦殖过来的黄土地上，面对着黄灿灿的一片成熟的庄稼，会感到人对大自然的胜利，他们把黄色视为天地间唯一崇高的颜色也就不难理解了。

的确，黄与蓝，或橙与紫，这是中西两大文化最概括而又最直观的象征。康定斯基以其艺术家的敏锐，深刻地体会到这两大色彩系列所蕴含的不同的精神意蕴：“黄色是典型的现世色彩，它绝不可能有深奥的含义。”“深奥的含义只有在蓝色中才能找到，首先是在它的（1）离开观者，（2）趋向中心的物理运动中找到。”[28]“正如橙色是加上黄色而接近人性的红色一样，紫色是通过加上蓝色而离开人性的红色。”[29]这种对比恰好可以在中西文化的不同特色上得到印证。在现代，中西文化的融合可以视为“黄色文化圈”和“蓝色文化圈”的相互激**和渗透。中国一大批现代诗人开始歌颂大海，歌颂紫色的神秘和蓝色的自由，那些对蓝色怀有偏爱的文学家、艺术家，大多也对西方精神和异国情调抱有兴趣。同时，正如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风靡了神州大地一样，凡·高的黄色向日葵也以一种搅乱人心的叛乱者的姿态强行挤上了欧洲画坛，而显示出一种“盲目地袭击每一个障碍物，并且无目的地冲向每一角落的人类能量”[30]。一般说来，橙色和黄色代表着人与环境的一种融合感、渗透感，蓝色和紫色则代表着人与环境的对立感、疏远感。这两种文化色彩与我们在世界地图上所发现的东、西两极的对比竟如此一致，这难道只是一种巧合吗？

无疑，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气质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它所处的地理环境，但地理环境肯定是我们理解这种心理气质的成因的第一个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