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究竟什么是历史呢？

这个问题要分两个层次来回答。

从一般通俗的层次上说，历史就是“一切过去了的东西”。一件事情发生过了，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我们就把它归于“历史”。凡是发生过的事情都可以叫作“历史”（Geschichte），我们说，这件事情已经“成为了历史”。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把记载这些事情的文献称为“历史”（history），没有能够在这种历史中记载下来的事情，我们就说它是历史中“遗漏了的”。如果说，前一种意义上的历史与时间相关的话，那么后面这种历史则与人类的记忆相关。但是这里必须加上两个限定，即这里说的时间是指过去了的时间，并不涉及未来；而这里说的记忆也仅仅指那些“值得”记住的回忆，并不是事无巨细都可以称之为“历史”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限定？未来的时间难道不是时间吗？难道未来就不在历史中吗？历史事件和一般小事的界限又在哪里？亚马孙丛林中一只蝴蝶翅膀的扇动为什么不能像欧洲大陆的一场风暴一样“载入史册”？通常人们不会考虑这些问题。这是因为，流俗的眼光关注的只是既定的事物，以及那些简约化了的事物，但正因此也就只能把握表面的现象，而不可能把握事物的内在本质和运动。

第二个层次是本质的层次。从本质的层次来看，过去的事情之所以是历史，是因为它与今天和未来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我们要把握历史的本质，就必须结合今天乃至于未来的发展而考察过去。所以海德格尔认为真正的时间概念是先行到未来的概念，即先行具有、先行视见和先行掌握，所有这些“先行”从整体上构成了“解释学的处境”，[178]它是立足于未来而把过去、现在、未来当作一个时间整体来理解此在的。这种整体的时间才是“本源的”（或“源始的”）时间，也是本源的此在。海德格尔主张，“此在之存在的阐释，作为解答存在论基本问题的基础，若应成为源始的，就必须首要地把此在之存在所可能具有的本真性与整体性从生存论上带到明处。于是就出现一项任务：把此在作为整体置于先有之中”[179]，也就是置于整体的、源始的时间之中。而这就等于说，置于历史之中。“于是从时间方面就能理解到：为什么此在基于它的存在就是历史性（geschichtlich）的和能是历史性的，并且能作为历史性的此在造就历史学(Historie)。”[180]其实，从“倒过来”（即“先行到未来”）的眼光看待历史的方法在马克思那里就已经确定不移了，这就是他的“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原理的提出。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181]谈的虽然是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但却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

这种方法也就是黑格尔的反思方法，也就是从一件事情中倒回去反思它之所以要如此的目的的方法。由此所建立的目的论具有远远超出人们预料的重要的世界观意义，因为这种反思绝不会只限于人类所造成的社会历史，而且会扩展到自然史，从而将以往的（连黑格尔也同意的）自然界无目的、无时间、无发展（“太阳底下无新事”）的成见加以颠覆。因为，如果说“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同样，人的发展也是理解自然界本身的奥秘的一把钥匙；进而可以说，人的精神生活、自由意志和思维能力是揭示物质自然的本质的一把钥匙，因为人的思维不是由神塞到物质或肉体中去的，而就是物质从自己的本质中发展出来的。[182]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马克思追溯唯物主义的来源时说：“唯物主义是大不列颠的天生的产儿。大不列颠的经院哲学家邓斯·司各脱就曾经问过自己：‘物质能不能思维？’”[183]我的解释是：“一切物质都潜在有思维的可能性，整个自然界亦如此。但只有在人身上才体现出完整的自然，人是自然界一切潜在属性的全面实现。”[184]所以人类历史也就是自然界本身的历史，在这一整体的历史进程中，自然界在人身上达到了它的自我意识。正是由于出现了人，才揭示出了自然界最隐秘的历史本质，即“自然界生成为人”的这一本质。“全部历史、发展史都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作为人的人’的需要成为（自然的、感性的）需要所做的准备。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的部分，是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的部分。”[185]当人类历史真正被看作大写的“自然史”的一个部分、一个阶段时，人和自然也就达到了完全的统一，这就是在未来视野中呈现在马克思眼前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就是马克思的“先行视见”，由这种未来先见马克思反顾历史，从而解开了“历史之谜”。所以马克思又说，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立、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它知道它就是这种解答。”[186]

共产主义作为历史的未来一维，即人和自然的一体化，是“历史之谜的解答”，因为它揭示了历史的本质就在于从自然向人生成。在这一过程中，凡是使人向自然倒退的，都是反历史的，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而凡是促进自然向人生成的，都是合乎历史的必然趋势的。因此，在具体的历史时期，所谓“时代精神”就是指这种合乎历史大趋势的精神，它把人从动物式的生活中提升起来，向着更加人性化的生活方式迈出前进的步伐。由此看来，中国21世纪的历史大趋势就是再次启蒙，而那些反对启蒙、主张回复到中国几千年狗苟蝇营的奴隶生活中去，主张重建一个“精神动物王国”的人们，[187]不管他们多么“理直气壮”，也不管他们有多少盲从的庸众为之喝彩，他们都是中国当代历史中一股反动的逆流，注定会被历史的滚滚洪流所淹没。

因此，从历史的本质这个层次上来看，对历史的反思绝不是毫无意义的。历史固然不可重复，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可以进行重复性验证；历史也不可假设，比如假设如果慈禧太后死在光绪皇帝之前就会怎么样（“历史将会改写”等等），这在现实层面确实是无意义的；但历史仍然有其固有的规律性，因而也可以甚至有必要在更高层面上进行某种假设。换言之，历史从现象的层面上来看虽然有种种可能性，却没有必要对另一种可能性作无谓的假设，那的确是一种无补于事的“事后诸葛亮”；然而从本质的层面上来看，或者说从历史哲学的角度看，“密纳发的猫头鹰只在黄昏才起飞”（黑格尔），“事后诸葛亮”式的反思是绝对有必要的。人们常说“吃一堑长一智”，一个连事后诸葛亮式的反思都不会或不愿意做的人，永远只能是一只“精神动物”，他只看到这种反思“无补于事”，没有现实的效果，却不知道也不愿意总结历史的教训，从中找出历史的规律。在中国知识分子中，这种人特别多，因为他们所处的社会长期处于不发展的停滞状态，他们几千年来都缺乏真正的历史意识，也就是缺乏创造历史的意识，而只有无可奈何的“天命”意识，以及鼠目寸光的效果意识。所以他们对历史的看法顶多就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式的宿命论或循环论，而他们所自任的历史使命无非是看准“时机”，猛捞一把（名、利、权）。就连历史的进步，即使常常挂在他们嘴边，也如同韩非的“法后王”一样，成为了他们的一种政治投机的工具。

与这些人相反，刘绪贻先生在整整一个世纪风云变幻的动**生涯中深深体会到了历史的这种进步的本质，直到晚年，他一直以一名目光如炬的老战士的姿态自觉地捍卫着启蒙的价值，使我们这些后生晚辈肃然起敬。这也是触发我起意要写这篇文章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