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要谈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什么时候有过真信仰。光是埋怨我们没有信仰，这没有什么用。我们要重新来检讨，从头来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往讲的信仰到底是什么东西，它们算不算真正的信仰，我们是否曾经有过真正的信仰。如果我们以前有过，现在失落了，那么我们可以把它追回来；但是如果在某种意义上的那种真信仰我们从来都没有过，那么你现在说要恢复，或者说要“坚守”，要“顶住”，要“寻根”，找回失落的东西，那就是一句空话了，因为你从来没有过。我提出的这个问题就是认为，我们现在所追求的那种信仰，我们其实从来没有过。90年代的讨论里面经常提到西方的基督教、犹太教的信仰，包括伊斯兰教的信仰——张承志写了一部《心灵史》，就是讲伊斯兰教的信仰——我们都没有过。没有过的东西就谈不上“失落”，没有过的东西，你必须去创造。这就是我们这个话题的切入点。

但是有人会反驳说，中国人怎么会没有信仰呢？肯定是有的。几千年中国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们，也产生过大批的优秀人物，并且有很多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在信仰问题上表现得非常坚定，为了理想，为了天道，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样的人在中国的历史上我们一下子就可以数出很多来。那么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这种精神能不能算作真正的信仰呢？我们应该来作一番分析。

这种信仰、这种理想精神的一个著名的代表，我们可以举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张载为例。他对士大夫的使命是看得非常崇高的，在这方面他有一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几句话一直到今天都是非常震撼人心的，气魄也很大。为天地立心，为老百姓安身立命；往日的那些圣人，他们的那些道德学问已经断绝了，我们要把它继承下来，要为万世开太平。这样一种气魄，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信仰的一个集中的代表。那么我们现在可以来分析一下。

这个理想在当时提出来当然是不错的，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重新来宣扬，为什么觉得这样一种精神我们失落了呢？我们能不能把这种东西再继承下来，重新弘扬起来呢？我们发现，当我们这样提出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底气有些不足。当代知识分子，21世纪了，如果把张载的这种理想再提出来，总觉得缺乏底气。为什么？因为当今的时代，这几个概念可以说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可以说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是“天地”，一个是“生民”，一个是“往圣”，还有一个万世“太平”的概念。这几个概念全都改变了，全都不是张载的那个时候，也不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理解的那种意义了。

比如说“天地”的概念。天地的概念今天已经和那个时代大不相同了，当时的人们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们今天会有这样的天地的概念，宇宙的概念。我们的“神舟六号”上天，这个天地从自然科学角度看，已经成了科技研究的对象，已经失去了它的魅力。我们讲科学技术具有一种“祛魅”的作用，祛除魅力，把天地的魅力全部取消了，它的审美价值已经不存在了，已经成了科学研究的对象。“阿波罗11号”登上了月球，那月球上面没有嫦娥，也没有吴刚和桂花树，就是那么一块死的石头，大家都知道了。这是从自然科学角度来看的。从人文社会的角度来看天地、天下的概念，跟当时的概念也大不一样。什么叫天下？天下当时理解就是中国，而现在是全球。全球有那么多国家，中国只是其中的一个国家，一个平等的伙伴。全球化的时代，除了“我中华”这个中心以外，按以前的说法其他的都是“非我族类”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是我们炎黄子孙，他那个心肯定是不一样的，你要为他们去“立心”，谈何容易。我们只占地球上的五分之一，你要为“天地”立心，就显得有点可笑了，有点像“文革”时期那种非常狭隘的自我中心主义：我们要解放全球的人类，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在受苦，我们要拯救他们，为他们立心，为他们立命。这个“文革”时期的口号现在已经被传为笑谈了，张载的这个口号今天在这方面同样地显得可笑。

又如说“生民”。什么叫生民？当今世界民主大潮在全球汹涌，我们中国也在朝这条路上迅速奔跑，那么它的前景就是民众不再需要一个圣人来为他们“立命”了。知识分子要为生民立命，难道要当救世主吗？救世主就谈不上什么民主了。现代的生民，现代的民众，他们自作主张，自立其命。从发展趋势看，老百姓不再需要一个救世主，他们渴望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一点在西方的民主国家里，在民主化这方面先走了一步。在这方面，如果还是怀着张载的那种眼光去看待老百姓的话，就有点过时了。

再就是“往圣”，往日的圣人，在张载心目中那就是孔孟那些圣人。但是在当今时代，往圣除了孔孟以外还有很多，孔孟只是其中的一支，另外还有苏格拉底、耶稣、卢梭、康德、马克思、尼采，都可以说是圣人。为往圣继绝学，你继哪个的绝学呢？有那么多人供你去继承他们的有价值的思想、理论和观点。所以往圣的概念跟原来也不一样，原来是一元化的，就是孔孟。而今天是多元化的往圣。多元的意义在今天可以起到破除盲从的作用。以往只有一种往圣，我们继承他，他就是唯一的圣人。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要继承他只有盲从。比如读他们的书，背他们的书，他们所说的都是真理。而在多元化的当代，往圣有那么多，所以就不存在盲从，而必须有选择。所以，当代的多元化鼓励的是自由选择和创新。在这种情况下，往圣能不能够继承下来，那就要看这个往圣是不是能够鼓励现代人的创新，还是制造盲从。一个制造盲从的往圣，必然会断子绝孙，都会成为绝学。只有促进人类创造力的往圣，才得以为继。这是当今的情况。

至于“万世”和“太平”的概念，张载他们所理解的太平的概念就是平均主义了，所谓太平，大家都平等、一样，这个在目前充满着竞争的时代更加是不适宜的。平均主义，平安，稳定，“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样世外桃源式的、静止的太平世界的理想，在当代已经成为一种乌托邦，成为一种幻想。而且即算不是幻想，它也绝对不是一个发展的概念。万世太平就是万世如一，从三皇五帝一直到人类的大同世界都是一样的，我们要回复到过去的那种理想的田园牧歌的时代。这种太平现在已经没有人去追求了，就连农村出来的打工仔都不需要这种太平。

所以从上面来看，张载的那种理想看起来好像是气吞山河，其实是十分狭隘的。它只盯着中国几千年不变的传统政治格局和社会制度。那么，这种理想是不是、能不能算一种信仰呢？如果它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理想，那也只是一种政治实用主义的信仰和理想，它的前提是既定的社会政治体制。张载的理想跟现实的世俗生活，跟当时既成的社会政治体制是分不开的，他也是那样理解的。这个理解后来在朱熹那里说得更明确，他认为中国的理想看起来很高，其实很平凡。所谓形而上学好像很高超，但是什么是形而上学？他说，形而上学“其高极乎太极无极之妙”，看起来好像很高妙，讲的都是玄而又玄的道理，“而其实不离乎日用之间”；而且“其幽探乎阴阳五行造化之赜，而其实不离乎仁义礼智刚柔善恶之际”，实际上还是讲的世俗生活中的为人处世之道。这里体现出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不管你讲理想也好，讲信仰也好，讲高超的东西不管你讲得多么玄妙，还是天人合一，最后要落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里边来。这是中国传统的理想的最终归宿，即最终是为了现实的人生。当然，从某一方面来说，这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优点，它很实际，它不作那些虚无缥缈的玄想。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中国人为什么缺乏一种超越性的理念和信仰，它的根子要从这里面去找。

所以，中国的文人、君子，他们的理想是很实际的；正因为它很实际，所以也是不稳固的。因为现实生活在不断地变化，你讲天人合一，看起来好像很稳固，天和人不分嘛，是一个稳定的结构嘛。但是实际上，你把人世的变化看作就是天道的变化，你必须随着现实生活的不断变化而改变自己的信仰。这种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使我们没有一个永恒的东西可以追求，它都是随时代而变、随环境而变的。比如说，今天我们认为理想或者信仰的一个很高的体现就是所谓的爱国主义，但中国传统的爱国主义历来是跟忠君分不开的。爱国主义不是一个超越的东西，它总是跟现世的某个当权者、某个君主联系在一起，爱国忠君嘛。你爱国体现在什么地方？就体现在忠君。君就代表国家。所以从屈原到王国维，都是这样的，用忠君来代替爱国。当然我们把屈原理想化了，把他对楚王的忠诚放大为一种普遍的爱国主义。因为楚国灭亡了以后，这个爱国主义被扩展到包括楚国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齐楚燕韩赵魏秦，后来成了大一统的中国。如果今天还有人说，屈原当时是楚国人，出于对楚国的爱国主义，我们现在要让楚国独立，那你就跟“台独”一样了，还能叫爱国主义吗？所以，它总是随着时代和当时的处境而变化的。随着时代的时过境迁，弘扬楚国的爱国主义已经没有意义了。这种爱国主义的抽象的形式我们还把它保留下来，但实际上我们在每一个时代都把它附会于当时的那个朝代，还是很具体的东西，它并没有一种超越的理想性。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王国维，有人说王国维的自杀也是出于爱国主义，[138]他是殉清朝的那个国。大清国那个国是个什么国呢？实际上对于汉人来说，我们是做了三百年的亡国奴。如果他是出于爱国主义的话，实际上就是为他的亡国奴身份而殉葬。当然我们现在不能说大清是外国了，还是属于少数民族，但是在当时大清就是作为外国打进来的，统治了中国。所以他是很狭隘的，中国人并不怕当亡国奴，只要当久了，他就认了，他就认为这是他的国了，他就有爱国主义。因为他没有一种超越的东西，他就是跟现实的当权者紧密结合在一起。当亡国奴没有关系，只要有一位明君，当亡国奴也可以有滋有味，甚至于当得很有气魄。

很多新儒家的鼓吹者把这种和世俗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天人合一的理想称为“内在超越”，就是说我们中国人也有超越，它和西方人的超越不一样。西方是外在超越，超越到上帝那里去了，我们超越在世俗中间，是一种内在超越，就是做圣人，凌驾于世人之上。内在超越实际上就是没有超越了，因为它只不过是要占领世俗道德的制高点。所以爱国主义是可以变的，我们今天可以爱明朝，明天可以爱清朝，每一次我们都可以大义凛然。这就是我们传统的理想，实际上是受到严重的限制的世俗信念。当然你也可以说这是一种信仰，从一般地相信一个东西来说，我们也可以说它是一种信仰，但是它不是一种真正的、纯精神性的信仰。精神性的信仰是能够超越世俗生活，超越世俗的政治、利益、经济等等各种具体的支配人们社会生活的条件的永恒的信仰。能不能有一个永恒的东西让我们去追求，这个在我们中国是从来没有过的。就像我上面分析的，爱国主义好像是一个永恒的东西，其实不是的，有各种不同的爱国主义，有时候同一个爱国主义还被看成是卖国主义。“文革”的时候有戚本禹的一篇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是批判《清宫秘史》的。有的人说《清官秘史》是爱国主义，有的说是卖国主义，说不清楚，因为没有共同标准。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这就涉及下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