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存在是能动的创造，是对现状的不满、痛苦和自我否定。所以，人不是别的，他就是“做人”，就是自己决定去扮演一个前所未有的角色。

我能够知道什么？我应当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这三个问题曾被康德列为形而上学的三个最基本的问题，其中，第二个问题，即“我应当做什么”，是他全部哲学思考的中心和立足点。但他又说，其实这三个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人是什么？”他所关注的最终是如何“做人”的问题。

20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犹太神学家A.J.赫舍尔进一步推进了康德的问题。他在其所著的《人是谁》中认为，“人是什么”这一问题本身提得并不恰当，它表明提问者仍把人当作与任何其他事物同一层次的物来看待，正如问“马是什么”“云是什么”等等一样。人根本不是“什么”，他不能定义，没有“本质”。正确的提问应当是：“人是谁？”每个人与每个人都是绝不相同的，他是他自己的创造物，只有提到他的名字，才能对他进行描述，而这种描述也不仅仅是外在的事实性的揭示，更是内在的可能性的呈现。

依据这一观点，我们对人的问题将有一个全新的视角。自从亚里士多德以来，人们对“人”的规定通常都是放在“动物”这一“种”的基础上再去寻求其“属差”：“人是政治的动物”“人是会说话的动物”“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等等。赫舍尔说：“毫无疑问，人的确在恣情纵欲的体验中有意识地想具有动物性或天然性，甚至把自己的命运和本质等同于动物。然而，这种愿望能否作为解决人的存在之谜的答案？它究竟应该被看作是一种表明人在内心仍是动物的证据呢，还是应该被看成是人想对他所不是的东西加以体验的渴望？”换言之，人首先是人，其次才是动物，人的动物性应当只是人为了完成自己而投身于其中的生命体验。没有这种体验，人当然是不完备的；但沉溺于这种体验，人就堕落成了单纯的动物。动物性只是人的外在的事实，人的内在的生存则是对自己的不断超越，不但超越既有的事实，而且超越人自己所造成的事实。人永远是未完成的，“他的行为和自我理解都是变化不定的，不能一劳永逸地保持他原来的样子”“他被要求与现在有所不同。其任务不是实现潜能，而是理解、承认、回答和超越现状”。所以，人的存在是能动的创造，是对现状的不满、痛苦和自我否定。所以，人不是别的，他就是“做人”，就是自己决定去扮演一个前所未有的角色。

我很难理解的是，赫舍尔的这种人本主义和存在主义如何能与他的宗教精神相融合。不错，人是一个奇迹，但为什么一定得是上帝的奇迹？人的存在的尊严如何体现为“存在就是服从”及“我被命令——故我在”？我的生命的获得的确不是我的自由意志的结果，但也绝谈不上“违背”我的意志，更不是我受到“恩典”因而被要求报答的依据。也许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几乎体验不到西方人“原罪”的痛苦和救赎的渴求，尤其在经历过“文革”的“触及灵魂”后，更难以忍受任何宗教说教。赫舍尔自己也承认这是“存在的一种悖论”，即“一般地说，对自我的关心与焦虑比对其他目标的考虑更重要。但是，如果对超越人的存在的关联毫无所知，那么人的存在就丧失了意义”。很可能，西方人的“做人”的秘密，就存在于这一悖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