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信仰是自我否定、自我拷问、自我验证的信仰，真正的信，首先就是不信，即不相信自己的相信。

在今天，“信仰失落”早已从国人的一种惊叹变为了无可奈何的感叹和慨叹，但却很少有人问一问：我们什么时候有过真正的信仰？

我这一问也许要被绝大多数中国人视为怪论。人们立即会举出一大堆仁人志士的例子来反驳我。但我说的是真正的信仰，而不是那种时过境迁就会出现问题的一时的信念。例如，我们不妨假设屈原像彭祖那样活到八百岁，经历了朝朝代代的更替，“光复楚国”早已失去了意义。儒家要以三纲五常的模式“为万世开太平”，在取消君主制及发生“家庭革命”的现代也只能是“如丧考妣”。至于有人要从中“抽象”出爱国主义和国家主义来给当代人继承，这也只不过是在还存在有国家的一个“历史阶段”中有效（甚至并不是普遍有效，如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我们多年来狠批“抽象人性论”和人道主义，正说明我们固执地不愿相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东西，或者我们只愿意把某种具体经验的东西冒充为永恒不变的东西。这种信仰的不可靠是当然的。

但问题在于，这种不可靠的信仰恰好是最容易的。儒家历来假定，人皆有“四端”，“我欲仁，斯仁至矣”，佛家顿悟说讲“一念成佛”，每个人只消问问自己的良心或“本心”，就能决定自己信什么。但这些独断的假定并没有什么根据。人其实并无现成的、先天的“本心”，一切“本心”都是经验性地形成起来、在自己的自由自决中建立起来的。正因为如此，克尔恺郭尔（Kierkegaard）在其《恐惧与战栗》中说：“信仰的确曾是毕生任务，因为信仰的本领不曾被认为是三天两日之功。”他以《圣经·旧约》中的亚伯拉罕为例。亚伯拉罕笃信上帝，上帝叫他把自己的独生子以撒杀了来献祭。凭借“四端”或日常的伦理观念，他完全可以认为这是不义的，他的亲子之爱也在时刻阻拦他的行动。然而“相信上帝”毕竟战胜了“相信自己”。就在他的刀尖刺向以撒心口的一刹那，上帝用一只公羊替换了以撒。这件事“证明”，亚伯拉罕相信上帝是“对的”，上帝并没有叫他去犯罪，这只是对他的信仰的一场“考验”。

但事情就这么简单吗？克尔恺郭尔没有停留于通常的表层理解，而是深入到亚伯拉罕尖锐的内心矛盾。首先，亚伯拉罕并不知道这是一场“考验”，他是真的准备忍受内心巨大的痛苦去犯罪，他在他自己眼中毫无疑问是一个凶残的谋杀犯。这件事在那个圆满的结局到来之前纯粹是一个恐怖事件。亚伯拉罕的悖论就在于：不经历这场恐怖，他就不能证实自己的真信仰，不弃绝这个感性的人生，他就不能获得更高的神性的生存。如果他当时把刀尖刺入自己的心脏而不是以撒的，他会演出一场流芳百世的悲剧，而不是留下一个阴郁恐怖的形象。但那就不能使大众提高到真正的信仰，而永远只能陷于“美学的”世俗生活。

进一步说，问题的悖谬性还在于：他是以真信仰来克服自己世俗的道德情感的，但如果他完全“相信”自己的真信仰，他就用不着以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方式来证实自己，而可以既保有真信仰，又不违背世俗的伦理道德。然而那样一来，他的信仰就永远不能和世俗道德区别开来，其真实性和永恒性就永远无法证实。可见，即使是真信仰，也不是什么“最初一念之本心”，而是要在行动中、在最极端的行动中，甚至在犯罪中来证实自身。这的确是一场考验，但并不是上帝对亚伯拉罕的考验，而是亚伯拉罕自己对自己的考验。换言之，真信仰并不是时时返回“本心”，相反，它恰好是对自己的信仰之本心的怀疑和考验（或“拷问”）。真信仰是以恐怖为前提的，它表现为“恐惧与战栗”，表现为冒着万劫不复的危险去行动。真信仰是自我否定、自我拷问、自我验证的信仰，真正的信，首先就是不信，即不相信自己的相信。所以有真信仰的人永远不会信誓旦旦地说“我信！”，毋宁说，他在信仰的问题上恰好是沉默的、失语的。因为真信仰是一个过程，一个苦难的历程。有真信仰的人并不自以为信，而会沉思默祷：“上帝，请赐给我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