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答石砩先生

我倒不以为“新批判主义”的理想目标能够完全实现，它必定只能和传统达成妥协；但没有这个目标，则连妥协也达不到，只有沉沦。

继我的《情感的位置——答石砩先生》一文[60]之后，石砩先生又提出了新的驳论，即《关于第三种道路及其他——再与邓晓芒先生对话》[61]。显然，石先生这篇文章比上篇文章分析得细致多了，这无疑有利于澄清一些由表达的不确切带来的误解。不过，问题似乎还有进一步深入的余地，即使无法达成共识，也可以摆明真正的分歧在哪里。为此，我愿再与石先生继续商讨。

1.我曾提出，石先生以“大孔子学说”的立论是“基于对目前中国现实生活的密切关注和对中国文化前途的深切担忧”，来证明“大孔子学说”没有“脱离中国的现实生活”，这种证明就像主张一个医生基于对病人的关注和担忧就一定能开出好药方来一样不通。对此，石先生申辩说，他“并没有停留于此，而是进一步分析了‘大孔子学说’对目前中国现实生活的解释及对中国未来前途的构想”，即第一，近代以来中国虽然选择了现代化，“但我们的现代化始终停留在表面和形式上”，“一方面摒弃了本身优良的传统，但却保留了坏的一面；另一方面，吸收了西方最表面及肤浅的文化，却没有摄取其最优秀的一面”，所以，“这表明，如果我们漠视中国的传统与特点，盲目地追寻西方文化及其衍生的现代化，结果不仅无法达到西方文化所承诺的理想社会，相反将付出极高的代价，甚至是自我毁灭的代价”。石先生认为，“大孔子学说”这一对中国现实的评估是“比较深刻和值得珍视的”。第二，“大孔子学说”认为西方文化对个体的关注“是现代西方社会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所以无论从中国文化看还是为救治西方文化计，均应“以孔子学说为核心，引进智性、智性中的德性、西方的制度、西方的‘消极性’自由的概念，以及佛教的灵性，从而建立和开拓一个‘大孔子学说’”，所以这“是一种以对人类存亡的关怀作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并面对目前人类面临的现实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而提出的现实理论”。

石先生的上述辩解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我对他的批评，即对于以为医生出于对病人的关注所开出的药方就一定有好药力这一谬见的批评，是一点也不冤枉的。首先第一点，他重申了胡国亨先生对中国现代化过程的病状（即现代化“始终停留在表面和形式上”）的观察。这种观察并没有人否认，然而，不同的人从这一病状却完全可以得出与胡先生的不同甚至相反的诊断，换言之，这一病状究竟“表明”我们“漠视了中国的传统与特点，盲目地追寻西方文化及其衍生的现代化”呢，还是“表明”了我们依然不敢大胆地抛开传统的束缚而更开放地吸取西方文化现代化的经验？两种诊断哪一种更切合现实？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但石先生对这一点避而不谈。其实我从来没有说过胡先生对中国的现实没有作出诊断，而是说这种诊断不对（不符合现实情况），石先生却至今认为，既然胡先生对中国现实作出了诊断，那么这种诊断就必定是对的。至于第二点，则可以看作胡先生根据他的观察和诊断而为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所开出的“药方”。但石先生同样没有去证明这一药方是切合现实的，也没有回应我对这一药方的“脱离实际”的批评，而只限于申明：“我以为，这种以孔子学说为核心的新文化策略……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是面对现实问题“而提出的现实理论”。这种将自己的立论建立在“我以为”之上的做法，是否过于武断了呢？

2.对于石先生提出的“立足于中国自身传统以德为本的道路”即“第三条道路”，我在前文中曾通过一系列论证指出：“‘理性道路’和‘德性道路’的这种绝对对立，实际上无非是理性和情感的对立。”石先生认为这是一种“简单化的做法”。对此，石先生的辩护的确够“复杂”的（将近四千字！），但一点也不清晰。我只就与本题有关的谈几点。

a.所谓“第三种道路”，“简要地说，就是立足于中国文化传统与中国人独特的生存方式，吸取西方文化的长处和精华，使之转换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建构一种有别于西方现代化模式与道路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模式与道路”，所以“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资源应该而且只能来自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而这一传统的核心就是德本价值观”。好，就算是这样，但问题正在于，我把中国传统德本价值观的实质（“理性层面”背后的“价值层面”）理解为非理性的“情感”，这究竟是对了呢，还是错了？“简单化”在什么地方？对这一关键问题，石先生却只字不提，这算是对我的反驳吗？

b.石先生回避了主要问题之后，又去纠缠“理性”概念的含义问题，认为“人类的理性，受着不同时代和文化环境的影响，因而不可能是同一的和先天的，……如邓文所认定的‘合乎普遍理性’的，普适的现代化模式和道路是没有的”。但我从来没有主张过理性的含义是永恒不变的，实证主义的理性和辩证理性、历史理性当然有不同。但毕竟，理性不同于情感，这总是不容混淆的。为了避免胡搅，我们是否可以先共同认可了“理性道路”、排斥了“情感道路”，再来深究“理性”的不同含义呢？连“理性”和“情感”都分不开，又如何能区分不同的“理性”？（连“简单”都对付不了，如何进入复杂？）

c.石先生看来还是很讲逻辑的，他批评说：“拙文批评的是建基于近代西方文化理性概念的西方社会忽视了理性背后的价值层面，并未说以理性为基础就一定会导致忽视价值层面”，而我把两者“等同起来”，这是“偷换了概念”。其实，如果石先生一开始就承认西方的价值失落并不能怪罪于“以理性为基础”，他就不会来与我“对话”，而会去和胡先生“对话”了。正是胡先生主张以价值为基础（德性为先）而反对以理性为基础（理性在先），他说：“先价值，后现实与能力，是社会进入理性状态的不二之门……理性状态的判断，到了最后不能不以价值为依归。”[62]至于胡先生在别的地方谈到“完备的理性概念”也应当包括价值的层面，如石先生所引证的[63]，那也应该只是在由价值基础“进入到理性状态”以后的事，恐怕并不意味着胡先生认为理性是价值的基础（否则胡先生就和自苏格拉底到今天的西方“知识即美德”的传统没有区别了）。所以，要么是胡先生自相矛盾或“偷换了概念”，要么偷换概念的是石先生自己，怎样说也算不到我的账上。

d.石先生为了表明他并不忽视理性，还谈到了“对传统文化的理性审视是我们把握中国人生活实践和生存方式的一个重要维度”，这的确不错。但问题还要看是什么样的“理性”，以及这理性所得出的结论是否“理性”。历史上以“理性的审视”达到非理性的结论的大有人在。石先生的结论是：“正如我们无法抓住自己的头发使自己摆脱地球的引力一样，我们也无法通过模仿西方使自己超越历史和重力而在历史时空坐标中自由飘**……无论我们觉得传统合理还是不合理，无论我们是想保留传统还是改变传统，传统都毫无例外地起着作用，我们只能处于传统之中领悟和改变传统。”这段话里有个问题不知石先生怎么没有发现，就是西方文化并不是我们“自己的头发”，而是别人的、我们自己之外的东西，恰好有可能用来克服“重力”；所以，我们只有通过学习（或曰“模仿”）西方才有可能使自己摆脱地球（即传统）的“引力”，而不学习西方，则是根本不可能由自己来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因为我们不能拔自己的头发。这个奇怪的比喻是许多主张保守传统的论者竟然都乐于引为自己的论据而不以为矛盾的。撇开这点不谈，石先生的“理性审视”只是使他看到了中国文化（和一切文化）的无奈，看到了“不合理”的现实之无法改变和“毫无例外地起作用”。显然，这种理性正是他和胡先生都激烈抨击的、西方人自己也在深刻检讨的“工具理性”或“实证的合理性”，其特点是忽视了在现实中具有自由能动性和创造性的人的因素、人的现实，忽视了人是一种超越现实、超越传统的现实存在。在这种理性的审视下，人的一切“生活实践和生存方式”之被传统所决定，就像动物被本能所决定一样。这样一种理性可以用来为不合理的、非理性的或情感化的现存事物作辩护，是一点也不奇怪的。我并不否认石先生的文章还是在“讲理”，而不是什么诗歌小说或标语口号，我批评的只是这种道理背后的情感立场，即没有摆正“情感的位置”。

3.最后，关于我所提出的“新批判主义”，石先生提出了三点反驳，我在此也作点简略的回应：

a.我主张“五四精神”和“新批判主义”的目标是塑造新人，石先生猜测“这种新人大概是彻底摆脱传统的理性之人”。如果不把理想目标和现实完全等同起来的话，这种理解大致也不错。但石先生反驳我的根据却是从“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所看到的“完全相反的现实”，即沉渣泛起和复旧，并以此证明新批判主义是一种“永远也无法实现的乌托邦”（这“永远”一词完全是上帝的口气）。由于篇幅关系，我不想去引证其他人类学者（如城市人类学者）的“田野研究”所提供的另一些“完全相反的现实”，何况这种由简单枚举归纳法得出“永远”的普遍结论的做法也实在大胆过分了。但没有人能够否认，20世纪中国社会现实中的主流正是对传统的疏离和背叛，否则，胡先生（和石先生）就不会如此痛心疾首了。至于最终的现实结果会如何，我倒不以为“新批判主义”的理想目标能够完全实现，它必定只能和传统达成妥协；但没有这个目标，则连妥协也达不到，只有沉沦。我与石先生的分歧，其实并不在于对现实的观察，而在于对现实的态度，即我主张为当前现实中最有希望、最有生命力的潮流提供学理上的依据和规范，使之抑制消极因素，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石先生（和胡先生）则反其道而行之，甚至借旧事物（如“迷信”）的某些复辟来指责新事物的“脱离现实”。

b.石先生指责我引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批判“新保守主义”，违背了我自己主张的立足于现实而不以任何理论为前提这一原则。这种看法是非常形式的。其实，我完全可以根本不提弗洛伊德，因为现实的中国人确实是在“恋母”，而且早在弗洛伊德出生前就是如此，这是只要对中国现实有所了解的人都看得出来的。我之所以要提到某种理论，一是为了更容易让人理解，省掉些解释的力气；二是避免人家说我剽窃了别人的理论专利，现代社会，即使是自己独立想出来的观点，也要看看是否早先已有人提出过，而不敢妄称“独创”“填补空白”，这是个学术规范问题；三是弗氏的理论确实为我的批判提供了比较方便的概念和方法，但它并非我的立足点，而只是为我所用。我的基点是现实而不是某种理论，但这不表明我不用任何理论。

c.石先生认为，“‘新批判主义’所看到的现实‘只是单质性和片面性的’……所认同的是现代化的价值，并把传统文化视为与现代化格格不入并阻碍现代化的力量”，“这种对现代化的价值不加置疑的态度，不利于我们澄清问题的实质”；但最末一句他又说，他与“新批判主义”的分歧“并不是中国要不要现代化”，而是“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显然，他所质疑的并不是现代化的“价值”，而是现代化的形式。可惜这一点又与胡先生的想法对不上号了，胡先生是宁可让“中国静止平淡的文化”“在时间的长河默默地延续”，而根本不屑于搞什么现代化的。当然，胡先生的有些说法也并不前后一致，当他意识到现代化已经势在必行时，退而求其次，他有时也不否认可以搞点现代化，只是要不以损害古代价值为前提。其实胡先生并没有什么坚定不移的立场，石先生跟着他转来转去，不转昏了头才怪。另外，所谓“把传统文化视为与现代化格格不入并阻碍现代化的力量”，反过来说也就是“把现代化视为与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并瓦解传统文化的力量”，而后者正是胡先生所持的观点。这是我和胡先生共同看到的同一个现实，石先生却只指责我的“单质性和片面性”，对胡先生则不置一词，是否也有些太偏心了呢？

上述看法，不知当否，敬请石先生再次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