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三点，是我对五四精神的局限性的一种反思，也是我之所以提出“新批判主义”的背后的原因。当然，这绝不意味着对五四的否定，而恰好是要把五四精神彻底地发扬光大，使之突破自身的局限。所以，新批判主义既要继承五四，同时又要超越五四。这体现在如下三点：

1.继承五四启蒙精神，但要将立足点从民粹主义和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家国意识”转移到个人本位上来。启蒙不是启别人的蒙，而首先是自我启蒙，是自觉地去探讨自己生存的意义，哪怕这种探讨被大多数人置于不顾，甚至视为空谈，也绝不把它用作达到外在政治目的的工具。其目标不是治国平天下，而真正是在于“立人”，是追寻自我、建构自我、完善自我。我们今天具有了五四时代所不具备的社会历史条件，理应有比那个时代更宽松的环境和更大的思维空间，能更从容更深入地铸造我们的灵魂。当然，这一工作客观上必定是具有“改造国民性”的实际效果的，与政治的需要和历史的发展趋势也是合拍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需要的正是具有更为独立的人格的人。然而，事物的辩证法恰好在于，过分热衷于世俗的关怀反而不能达到现实改良的目的；将立足点从世俗功利层面转移到个人主体的确立则意味着现实人性的真正提高。所以，新批判主义并不反对关注现实问题和批判传统文化，但首先主张个人对自己的反思和自我批判，并以此来涵盖前一种批判。新批判主义把国民性的弱点视为人性的弱点，因而不再指望用外在现实的手段来克服这些弱点，但也绝不是任其自然甚至自我标榜和美化，而是致力于精神的觉醒和人性的发现。这是人类自己的事业，不能急功近利和毕其功于一役。所以新批判主义不再以民众的代言人身份说话；但由于这种批判深入到个体灵魂最深层次的集体无意识层面，它必定会自觉到这是在代表全民族和全人类而进行忏悔。新批判主义者既不凌驾于大众之上，也不屈从于大众之下，大众只是他进行自我反思的参照，他对大众的爱体现为努力对每个普通人作同情的理解，至于他对自己的反省和批判，同时也是对大众、对人性的缺点的反省和批判。

2.新批判主义解决“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冲突”的办法，是对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重新加以诠释，超越世俗功利层面的理解，更冷静地吸收西方近代思想的有价值的理论成果。新批判主义正是这样做的，它认为，真正彻底的自我批判本身既是个人主义的，又是人道主义的；个人主义首先是指个体人格独立，而与是否能借此宣泄自己的本能冲动、满足自己的情感需要没有直接的相关性。个体人格的独立不经过反思是建立不了的，在这方面必须充分发挥五四的批判精神和怀疑精神。这往往并不能带来解脱，反而会带来痛苦，但只要人不回避、不退缩，而是勇敢地承担、冷静地思索，一种饱经锻炼的坚强人格是有可能建立起来的。这样的坚强人格必然是具有普遍人道主义情怀的，因为他通过痛苦的自我反思已经懂得了尊重他人的人格。真正的人道主义不是居高临下地悲天悯人或乐善好施，而是在人性的根基上与他人相通，是灵与灵的平等交往和对话，是通过互助协商来决定人与人相处的一般原则。它不需要牺牲任何一个个人，也不需要一部分人崇拜或服从另一部分人（哪怕是绝大多数人）。总之，个人主义不是当下即得的“自性”，而是需要艰难地去建立的一项个体工程，它是使自己更加合乎人道的工程。五四知识分子的这一根本矛盾在这里就被扬弃了。

3.新批判主义把世俗关怀与终极关怀区分开来，把实用理性和价值理性区分开来，它主张，知识分子应该有、也必然会有世俗关怀，但这只能是第二位的；知识分子作为知识分子应当立足于终极关怀，从这个高度来充当世俗生活（包括自己的生存）的永不妥协的批判者。由此观之，“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是第二位的问题，“娜拉为什么出走，怎样出走”才是最重要的根本问题；前者只涉及肉体上的生存，后者则有关个体人格的存在，绝不能用第二位的问题掩盖、冲淡了第一位的问题。知识分子不是政治家，更不是政客、幕僚，他应当充当人类的大脑，而不是肢体，他应当保持对世俗生活的一定的超越维度。当然这不是主张脱离现实，躲进象牙之塔，相反，知识分子应当从现实出发去思考超越现实层面的问题，从现实中发现超前的意义和永恒的意义。知识分子不搞运动，不拉帮结派，不操纵人，不炒作自己；他应该理解他人，给人以灵魂的震动，因为他致力于理解自己，他探究着自己的人性。知识分子的言论即便没有现实可见的效力，也自有其价值，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只要它真正切入了人类自身精神上的现实处境。

4.综上所述，新批判主义对五四精神的继承，正是对五四批判精神，即批判自身传统的精神的继承；新批判主义对五四精神的超越，也正是对五四批判精神所受到的传统束缚的超越。新批判主义是五四精神的进一步彻底化，却并不一定是更加极端化和过激化，而是排除了五四知识分子的焦虑和浮躁情绪，更加冷静和理性化。这是需要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共同来从事的一项艰巨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