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批判主义从五四精神那里继承和发扬的最主要有如下三点：

第一，首先是怀疑和批判的精神。这是新批判主义之所以称为新“批判”主义的原因。现今人们一提五四对传统的“批判”，总以为是一种“情绪化”的过激冲动，其实当时是有非常冷静的思考的，它可以用胡适提出的三条标准为代表：

1.对于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要问：“这种制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2.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要问：“这句话在今日还是不错的吗？”

3.对于社会上糊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却要问：“大家公认的，就不会错了吗？人家这样做，我也该这样做吗？难道没有别样做法比这个更好、更有理、更有益的吗？”[1]

可以看出，这三条标准归结为一点，就是要以“现在”“今日”和“我”当下的处境为标准，去对一切传统进行毫不含糊的“价值重估”。这也正是鲁迅所谓“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2]的意思。当然，这种价值重估并不是、实际上也没有导致毁灭一切传统典籍（如后来“文革”所做的那样），而恰好为胡适大力倡导的“整理国故”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动力[3]。换言之，胡适的“整理”就是清理、批判的意思，它的前提是一种普遍的怀疑精神、“疑古”精神；但这种怀疑又不是为后人诟病的“虚无主义”，而是立足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现实处境，为人的生存寻求新的出路，包括为传统研究方法寻求新的出路。胡适为现代人研究古代传统在方法论和许多具体考证上立下的汗马功劳，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五四批判精神正因为从现实生活的需要出发，所以是建设性的，它直到今天都使我们对传统学术的研究受益无穷。

五四的批判精神除了以现实为基地外，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也可以说，后者正是前者的体现，因为20世纪中国文化最大的现实就是西方文化的东渐。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绝不是如保守主义所攻击的“脱离中国现实”，而恰好是出于对当今中国现实的实质性理解，而闭眼不看西方、不研究西方，才真正是脱离现实的白日梦。当中国现实中出现了用传统文化的视角不能完全解释、甚至完全不能解释的新现象、新事实（如“天朝大国”败于小小日本）时，是什么给我们提供了新的反省视角和怀疑冲动？是西方文化参照系。五四时期和今天都有一些保守主义者出来勉力将“现代化”和“西方化”区别开来，这其实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诡辩。从抽象的语词层面上，我当然可以把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可是我们不可能从语用层面和事实层面上把二者分开，因为没有西方的影响，今天的“现代化”一词没有任何含义。假如影响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是外星人，我们也许可以用“外星化”取代“西方化”，可惜事实并非如此。这种咬文嚼字除了反映出一种“恐西症”外并没有什么意思。

新批判主义对五四批判精神最主要的继承对象是鲁迅，因为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不仅是最激烈的，也是最实在、最致命的。他把传统文化归结为“吃人”，把中国五千年文明概括为“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的循环交替，特别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针见血的批判，指出他们不敢正视现实，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这都是极有见地的。鲁迅对当时的保守主义和“国粹派”的批驳至今无人敢于正面回应，人们对付他的唯一办法就是不予理睬，我行我素。

第二，新批判主义除了继承五四批判精神之外，还特别突出了以鲁迅为主要代表的自我忏悔精神，这种精神其实是五四批判精神的内化和进一步深化。历来人们容易忽视的是，鲁迅的反传统首先是针对着自己，是对自己身上传统毒素的无情的自我拷问、自我批判。他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我觉得古人写在书上的可恶思想，我的心里也常有……我常常诅咒我的这思想，也希望不再见于后来的青年”。[4]在《狂人日记》中，他在批判了中国传统四千年“吃人”的历史后，笔锋一转，指向了自己：“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知道，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这种忏悔，涉及人性的根，类似于希腊神话中俄狄浦斯的忏悔，即对自己“无意中”犯罪（杀父娶母）的忏悔。

鲁迅的精神象征是游魂和毒蛇：“有一游魂，化为长蛇，不以啮人，自啮其身，终以殒颠”“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5]的确，从来没有人像鲁迅那样对自己作如此阴郁的反思，那样使自己置之死地而后生。他潜入到自己的内心深处，虽然并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却发现了自身的矛盾。

第三，新批判主义的又一个思想来源也是鲁迅提供的，这就是对进化论的超越。鲁迅在很长时期内，相信优胜劣汰，新的总是好的，社会进步是必然的“铁的规律”。不过一开始，他就与其他进化论者有一点不同，即他对现实的全盘否定的态度，把进化的希望完全留给了未来。他早已看出现实生活并不一定遵守进化原则，优胜劣汰只是个有待实现的理想。因此他寄希望于将来的孩子：“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许还有？救救孩子……”[6]所以，对他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他几乎可以说抱有一种“原罪观”，而把进化原则作为一种理想推到未来，使之成为了一种类似宗教的信念。但现实最终教育了他。一代一代的青年无可奈何地走上了旧的轨道，甚至一代不如一代、优汰劣胜。进化论绝不是什么可以依靠和依赖的“社会规律”，人类若不自己长进，的确会退化、堕落、灭绝，历史上这种例子多得很。

这样，鲁迅的思想就从进化论的藩篱超越出来，更多地带上了存在主义的色彩。新批判主义认同鲁迅的“绝望的抗战”，是因为既然在抗战，就不能说绝望；人类的前途、民族的前途在实现出来之前永远是个未知数，没有一个上帝能够预测，一切都靠自己去争取。

新批判主义正是在20世纪末的新的时代环境和国内环境下，来吸收和发扬五四精神的上述宝贵的思想的，它理应比五四时期的这些思想更具深刻性和系统性，也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