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工业文明、城市文明在给人类创造巨大财富和技术进步的同时，也给人类造成了规模空前的灾难和创伤。不同城市化模式的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经历了不少惨痛教训，主要表现在自然资源与环境、社会环境、人群互动关系三个方面。这里主要从城市化先行国家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问题进行概括。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除了在城市化过程中由于人口的大量集中所必然带来的局部社会问题被放大的因素之外，如环境污染、瘟疫流行、种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激化等，主要在于忽视了城市发展政策的重要性。当今许多国家城市发展中的几乎所有问题，包括经济、社会、环境、能源、城市交通等，都和当时城市发展政策的失误有着直接关系。

(一)自然资源与环境代价惨重

最突出的例子就是20世纪50—60年代的世界“八大公害”事件(伦敦烟雾事件、日本的米糠油事件、美国的多诺拉烟雾事件、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等)。以美国为例，美国在上世纪由于土地制度、机动化和政府错误的公共政策等原因，使其郊区化一发不可收拾，并表现为50年代的住宅郊区化、60—70年代的产业郊区化、办公活动郊区化的特征趋势，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土地资源浪费严重、经济成本居高不下、生态环境破坏愈演愈烈、资源能源消耗过度。1940—1990年期间，美国大都市区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从47.6％上升到79.5％，而城市中心区人口占大都市区的比重则从61.8％下降到40.3％。1970年，郊区人口超过了中心城市人口，也超过了非都市区人口。据林肯土地政策学院所提供的资料：纽约大都市区在1960—1985年间人口仅增加8％，而城市化的区域增长了65％。

虽然郊区化发展满足了中产阶级追求理想居住环境的市场需求，却使美国社会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其人均能源消耗为欧盟的2～3倍，人均汽油消耗为欧盟的5倍。1943年9月8日，洛杉矶首次发生“烟雾”事件。此后，该类事件不断发生，尤以1955年最为惨重，400多人丧生。

(二)社会环境危机重重

在城市化发展的不同时期，伴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人口的大量增加、城镇化速度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匹配，以及城市规划的滞后等原因，一些城市陆续出现了“城市病”，如环境污染、水资源缺乏、交通堵塞、住房短缺、失业、贫困、犯罪、财政拮据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城市人居环境不断恶化，整个社会环境危机重重。

1.城市化早期因基础设施不足造成疾病流行

英国等欧洲国家在城市化初期，由于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传染病的迅速蔓延。1347—1352年，欧洲发生“黑死病”即鼠疫，造成3000多万人死亡。1350—1400年，欧洲人均寿命从30岁缩短至20岁。在随后的300年间多次爆发各种疾病，这一时期因传染病死亡的人数超过了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

日益扩大的世界贸易带来大量的、大范围的人口流动，使得流行病能迅速地跨国和跨地区传播。加上城市垃圾处理不及时和生活用水被污染，造成1832年、1848年和1866年霍乱三次席卷英国。1894年始于香港的鼠疫，波及60多个国家，死亡人数达到1000万。1918年西班牙流感大爆发，死亡人数超过2000万。这说明当人类向大自然索取的能力达到空前的程度时，受到大自然惩罚的可能性也随之提高了。

2.城镇化高速期引发房地产泡沫危机

城市土地的稀缺性、不可移动性与民众对居住空间需求的急迫性之间的矛盾，极易在城镇化高速期引发房地产投机而造成泡沫危机。以日本为例。日本城市化发展的主要特征就是以大都市为核心的空间集聚模式，实现资源配置的集聚效益和跨越式的经济腾飞。在1950年到1990年期间，东京、京(都)(大)阪神(户)、名古屋三大都市圈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从38％上升到51％。尽管大都市圈的发展在日本经济发展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但人口和产业的过度集聚也造成三大都市圈的房地产价格飞涨，最终酿成泡沫经济。

1955年以后，伴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复苏和持续的高速增长，特别是重化工产业、大型企业的高速发展和迅猛而至的城市化浪潮，导致对土地需求的猛增。由于城市土地数量的有限性和空间的不可移动性，房地产价格上升的幅度快于需求的增加。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80年代末期，整整35年时间(除了1974—1977年受石油危机冲击，日本房地产价格出现连续3年回落之外)，日本的房地产市场价格一路攀升。据统计，1955—1972年的18年间，日本房地产的总资产上涨143倍，遥遥领先于其他产业。日本国土面积为37.78万平方公里，美国为916.6万平方公里，日本的国土面积为美国的1/24，而地价总值却是美国的4倍，达2000兆日元，居世界各国之首。此外，1955—1989年，日本批发物价上涨2倍多，消费物价上涨约5倍，工资上升21倍，但全国城市土地价格上涨约54倍，东京等六大城市土地价格上升128倍。执政的自民党也不得不承认：在战败后的经济恢复和起飞方面是成功的，可是在土地政策方面是失败的，其本质就是“错拿不是商品的土地当作商品来对待这一点上”。

1990年后，由于“泡沫”的破灭，日本的房地产价格一路下滑。东京地区最高级住宅用地从1990年高峰期的每坪94.5万港元跌至1992年的42.58万港元，只及高峰期的44％。同年，全日本土地总资产因地价暴跌损失高达665兆日元，房地产业全面萎缩，牵连到相关产业，引发了一系列金融危机，导致日本经济连续15年长期低迷，国力大大削弱。

(三)人群互动关系问题丛生

主要表现为贫富差距过大、贫民窟问题突出，引发城市危机和社会骚乱。以城市贫困为例，2003年，联合国人居规划署发布了以全球贫民窟的挑战为主题的年度报告。报告显示，全球贫民窟居民人数在20世纪最后十年里增长到了9.23亿，增长幅度为36％(也就是说，目前全球约有1/6的人口居住在贫民窟)；如果贫民窟居民人数继续以同样速度增长，到了2030年将达到20亿。此外，有5400万人居住在发达国家城市类似贫民窟的环境里。

以美国为例。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经历了战后繁荣之后进入了平稳发展阶段，这一时期被通称为“丰裕的社会”。但所谓丰裕是有限度的，城市贫困问题并未消失。随着郊区化进程，郊区逐渐成为相对独立的“边缘城市”，城市中心区则成为黑人和移民等低收入群体的聚集地，出现财政危机、失业、贫困和犯罪等城市问题，甚至引发种族骚乱。城市更新运动(1949年开始，70年代中期结束，即中心城市再开发运动)也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市中心区的衰退，尤其是黑人问题。市中心区和郊区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整个国家正在走向两个社会，“一个是黑人的社会，另一个是白人的，两个社会分离而且不平等”。60年代中期，美国城市中出现了一系列种族骚乱现象。1964—1970年，多达100多个城市爆发了种族骚乱，进一步强化了白人和黑人之间的集体对立。典型的如瓦茨骚乱。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历了第二次城市危机。1992年4月29日，洛杉矶爆发自60年代民权运动以来最大规模的反种族歧视暴力事件，致使50多人死亡、2000多人受伤、11900多人被捕，全部经济损失约10亿美元。美国政府动用了2.2万名军警，平息了这次骚乱。

法国巴黎郊区也曾多次发生大规模骚乱。

拉美、非洲、南亚等地“殖民式城镇化”所造成的恶果已日益彰显，宗主国强制性照搬发达国家的城镇化模式，大量失地农民涌入城市，加剧城市贫困。20世纪80年代，许多拉美国家陷入持续的经济衰退和债务危机，城市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被国际社会称为“失去的10年”。

巴西是过度城市化的典型国家。经过几十年努力，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就，由农业国转变为现代工业化国家。1960年，巴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049美元，到1980年达到2486美元，2000年人均GDP为3587美元。城市化率由1960年的56％，提高到1980年的67.6％，2000年的81.2%(同期世界平均水平仅为46%)。巴西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贫富差距过大。国际上采用基尼系数来衡量收入差距，以0.4为警戒线。巴西的基尼系数由1960年的0.5上升到1995年的0.6。1999年，占人口1％的富人拥有国家53％的财富，而占人口20％的贫困家庭仅拥有2.5％的社会财富。目前全国贫困人口仍占34％，14％的人口未解决温饱。1998年以来，巴西失业率保持在两位数以上。高失业率导致城市贫困人口的增加。城市贫民大部分住在贫民窟。近20年来，巴西城市人口增长了24％，贫民窟人口增长了118％。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巴西有贫民窟3905个，遍及所有大城市，现已发展到中等城市。圣保罗州是贫民窟最多的州，有1548个。作为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和世界十大著名旅游城市之一，里约热内卢市城区人口550万人，其中有150多万人住在贫民窟里，4万人以上的贫民窟20多个。贫民窟问题成为巴西最为棘手的社会矛盾之一，不仅影响两代人的发展，而且影响社会安定、生态环境。一些贫民窟为黑社会所控制，成为城市犯罪的窝点。2009年10月3日，里约热内卢市取得2016年奥运会的主办权。然而仅仅过了不到两周，里约警方的直升机竟在光天化日之下被黑帮击落。

20世纪70年代以来，非洲国家的城市危机加剧，80—90年代成为非洲大陆的“城市危机”时期。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近半数人口居住在大大小小数十个贫民窟里，其中，离市中心仅4公里的基贝拉贫民窟3平方公里左右的面积内居住着70万到100万人口，是世界上最大的贫民窟之一。

印度也曾因种姓问题多次发生社会骚乱。

1999年，由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HUD)所属的“房利美基金会”发起了对于美国城市发展因素的研究，由美国最著名的150位城市问题专家总结自1950年以来影响美国城市发展的十大因素，同时提出下一个50年，即2000—2050年对美国城市可能产生影响的十大因素。

1.影响美国大城市发展的十大因素(1950—2000年)

(1)州际高速公路计划及公路交通的快速发展。1956年开始实施的《州际高速公路法》是影响美国城市发展的最重要因素。被誉为“金字塔之后最大公共工程”的州际高速公路计划，彻底改变了美国城市的分布状况。高速公路得到汽车制造业和石油企业等大利益集团的鼓励支持，但是并没有解决市区的交通拥挤问题，相反，沿着高速公路的郊区迅速开发，致使通往中心区的高速公路以及中心区内的交通更加拥挤。郊区开发又吸引了原来大城市周边地区的人们不断迁入。同时，城市中心区出现空心化，开创了不可逆转的郊区化时代。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政府几乎把所有的公共资金用于高速公路建设，对公交的投资严重不足，公交服务质量下降，影响了居民对公交的利用率。而低下的公交利用率，又正好成为汽车制造业等利益集团反对政府补贴公交的借口，形成公交投资不足—使用率低下的恶性循环。高能耗、高排放的汽车文化，不但成为美国社会的主流，也成了“现代化生活”的标准模式，影响了包括中国的整个世界。

目前，中国大力鼓励汽车消费的政策，主要代表了汽车制造、石油生产等行业的意愿，仅仅考虑当前的经济利益，具有短视性而存在着相当大的长期社会、环境、城市代价。在交通政策上，中国明显优于美国的最大优点是大量的轨道投资和发达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

(2)政府的住房抵押贷款政策。联邦政府支持私人购房贷款的政策，鼓励在郊区买新房，造成了郊区的过度扩展和城市蔓延。联邦政府成立了“联邦住房局”(FHA)，统一管理住房问题，建立了由联邦政府担保的新的贷款体系，大幅减少首付，并延长贷款偿还期到30年。新政策有效地帮助了中低收入居民买房，缓解了住房危机。近郊区成为理想的住房建设地区，新的住房贷款政策则帮助居民在这些新区购房。结果是普通美国人的住房拥有率上升，从1940年的44％上升到2000年的67％。直到民权运动之前，联邦住房局的贷款政策带有致命的错误。首先，政府支持的优惠贷款只贷给新建住宅而不给二手房买主，目的是以新房建设拉动经济。客观上造成老市区空心化，并刺激了郊区扩张，导致城市蔓延。更严重的问题是，联邦住房局优惠贷款只给白人，不给黑人，结果造成了声名狼藉的美国城市种族分隔的居住形态。

“居者有其屋”是一个美好的理想，但是“居屋”可以包括租房、买房，政府如何引导住房消费？私人拥有住房率是不是越高越好？哈佛大学联合住房研究中心主任雷辛那斯的观点是：私人拥有住房率并不是越高越好。

对于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来说，什么是比较合适的私人拥有住房率？如何处理低收入农民工的贷款申请？政府的住房政策，包括贷款政策，如何综合考虑住房需求对有限国土资源、城市的长期影响？

(3)城市工业外迁，中心城市进入“去工业化时代”。二战后的美国工业主要集中在北部和中西部城市中，但这种优势很快由于企业利用郊区廉价的劳动力和税费优惠等优越条件而丧失。同时，郊区丰富的土地资源更能满足企业现代工业生产的要求，如运输由铁路转向公路，厂房也由市区多层转向郊区单层。控制成本的导向使工业企业逐渐从市区向低成本区域转移——先转移到郊区，再转移到卫星城，甚至转移到了国外。像底特律、费城这样的传统重工业城市，已有近3/4的重工业企业搬迁到其他地方。快速去工业化的结果，使主要制造业中心城市深受打击，中心城的税收大幅减少，导致中心城衰退。在城市空间结构上，中心城几十年形成的就业—居住平衡的邻里结构被破坏。此外，中心城黑人区的失业率更高，社会骚乱也更多，成为不安定因素。

经济转型是大城市经济发展中必经的历史过程，但整个过程应该是可控、有序、有引导的。从工业经济向后工业经济的转型，对城市和整个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甚至颠覆性的，其中的联系犹如复杂的连锁反应，并非完全可以预测，对此必须有十分充分的认识。转型既是经济问题、产业问题，也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环境问题……

在中国，通过扩大城市行政区范围，使市区和郊区在税收、就业等方面合为一体，在郊区制造业基地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心城不但不衰退反而更加繁荣，提供了比美国大城市转型更为成功的经验。可见，从城市—区域层面解决城市转型问题，比在单一城市层面解决问题有效得多。

(4)城市更新，中心区改造，以及1949年的公共住宅建设项目(“1949住宅法案”)。住宅法案具有良好的目标：“为每个美国人提供小康住宅和适宜的居住环境”，但是实施政策的方法——城市更新和中心区拆迁改造，却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在实施时大力推广“超级街区”，取消原来街区内的小马路，代之以在超级街区外围的宽阔大道。“旧城改造”的结果，是将黑人移居到了市区中居住密度更高的犹太区。从社会的角度，城市更新推动了种族和阶级的隔离。从规划的角度，城市更新忽视、破坏了城市的有机性、复杂性、历史性，消灭了传统城市中的街道公共空间和小商店，而小商店和小街道是吸引人们在传统城市中流连忘返的根本要素。造成美国中心城衰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和规划师有直接关系的最重要因素是城市更新。有研究者敏锐地指出：“城市更新运动是二战后形成的国际金融资本与跨国垄断集团，试图(利用政府补贴)以低廉的成本获取宝贵的城市中心区土地而不断对政府施加影响的结果。”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城市更新是典型的在错误规划理念指导下的错误规划实践。大规模改造为主的“城市更新”运动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质疑和批判。如简·雅各布斯在其1961年出版的名著《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指出，大规模改建摧毁了有特色、有活力的建筑物以及城市文化、资源和财产。她根据对美国20多个大城市的考察指出，大规模改造并没有使贫民窟真正“非贫民窟化”，仅仅是将贫民窟移动到别处，并且还在更大的范围里造就了新的贫民窟。对于大规模改造中各个主体的利益得失，她的评论可谓一针见血：“大规模计划只能使建筑师们血液澎湃，使政客、地产商们血液澎湃，而广大民众则总是成为牺牲品。”

旧城的保护与更新是一个充满挑战性的话题，其中包含了多方面的矛盾和利益冲突。拆除旧区进行改造，本来是城市生命周期演化中的正常现象。但是生命的本质是延续而不是割断，重生必须具有延绵的基因。如果规划师盲目以假想的“新城市模式”来替代历史积淀的城市模式，那么就可能出现难以挽回的“建设性破坏”。城市更新中的错误规划理念，至少有三点是我们当前进行旧城改造时需要避免的：一是拆除旧区的改建规划忽视了原有的历史及文脉；二是规划“超级街区”以便于土地批租，周围的宽马路加剧了交通问题；三是集中建造廉租住宅，造成低收入者和其他社会阶层的隔离。

(5)在郊区大量建造工业化方式生产的住宅，即“雷维城模式”。1947—1951年，雷维建筑公司在纽约郊区的长岛建立了雷维城，17000套独立式住宅首次采用了工业化大批量生产的方式。同时，以联邦住房局领头的贷款银行推出了和中低价郊区住宅捆绑的贷款安排。这样，现代建筑技术和现代房地产贷款方法第一次结合起来，创造出“工业化的郊区化”模式，即低造价、可支付、高供需的郊区化。这个战略在提升美国普通人居住条件的同时，客观上也助长了中心城的衰退和郊区的蔓延。

住宅建设的工业化是一个积极的战略。欧洲国家在工业化住宅的研究、开发方面提供了大量经验，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不少正面的案例。美国规划界对1950年代大批量工业化生产住宅的批评，主要在于其影响了中心城衰退和郊区蔓延，而不是工业化住宅本身。问题在于如何采用现代技术，而不是现代技术自身。

(6)城市中的种族隔离。从二战结束到1960年代后期，400万黑人从美国南部农村地区迁移到工业化大城市。黑人进城后，面临两大问题：肤色界限和“玻璃天花板”(指晋升困难)。1968年的民权法案基本上改变了这种情况，但肤色界限以更加隐蔽的形式存在。

中国城市不存在种族隔离，但近年来出现了以收入极化为基础的社会阶层分化，这是贫富分化在城市空间的投影。这样的分化可能带来潜在的社会问题。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大量农村劳动力入城，通过规划措施帮助他们顺利融入城市社会，防止他们游离于其他社会阶层之外，是规划师的重要工作。

(7)大型独立式购物中心的扩展。大型独立式购物中心既是郊区化的产物，也是市场竞争的产物，是小汽车交通作为美国生活方式的产物。在购物中心风靡的背后，是美国商业结构的根本变化：大型连锁店替代了传统的小型零售店，导致散布于地方上的小型商业萎缩。1990年代以后，购物中心进一步发展，综合了餐饮、休闲甚至教育、医疗、政府办事机构等功能，吸收了美国人的主要消费支出。大型购物中心对美国城市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不仅促进了商业、零售业的集中化，加速了中心城的衰退，而且影响了城市公共空间的结构，造成公共空间类型的单一化，打破了传统城市公共空间的均匀分布。

中国城市出现过度郊区化的可能性较小，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仍然主要集中在中心城。购物中心作为一种商业模式和建筑形式，可以为不同目的服务，制定城市规划时应注意新兴购物中心和传统商业街在规划分布上的平衡。

(8)郊区扩张和城市蔓延。郊区的住宅增长、交通方式、商业中心等发展趋势，构成了美国郊区蔓延的城市发展模式，特别是在美国南部、西南部“阳光带”以及城市远郊新开发地区。沿着高速公路网，任意开发的住宅区、办公园区、商业中心占用大量农田、森林、水面，并迫使政府花费巨资修建公共基础设施，而老区现有的基础设施则因缺乏资金而难以维修。这样的模式完全依赖于小汽车交通而拒绝公共交通，造成美国的高碳排放问题。对此，美国规划界提出了“精明增长”、“增长控制”等规划理念予以应对。

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建成区的面积肯定会扩大，一部分郊区也会变成市区。然而，城市化可以有不同模式。中心城的高密度开发，在大城市周围有规划地发展中小城市，都是值得研究的途径。中国不会出现美国式的郊区无规划、无序的蔓延，但我们应当警惕、防止郊区“有规划”、“有序”的盲目扩张。不少城市的新一版规划中已经出现了郊区快速扩张的苗头。虽然郊区化是城市化进程的一个必经过程，但是一旦过度，无论无序、有序，有规划或无规划，都将导致增长的失控，为子孙后代留下负担。

(9)空调设施的普及。美国南部、西南部的大开发，封闭型的现代购物中心的兴起，都和空调技术的进步和普及有密切关系。1950年代到1960年代，空调技术的改进使空调设施普及，使南部炎热地区成了美国城市化速度最快的地方。与此同时，空调设施的普遍使用导致了美国人生活方式的改变——从喜欢户外活动变成更多在室内活动，这个结果被称为“美国的茧化”，影响社会交往。除此之外，能源消耗、排放增加是另一个大问题。

技术进步和城市发展模式有密切关系。历史上铁路促进了城市发展，公路帮助了郊区发展。然而，在开发出技术后，如何合理使用技术成果，不仅仅是一个科学应用问题，而且具有社会、环境等各方面的后果。上述“美国的茧化”即引起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应该特别支持低碳、节能、减排的新技术开发，这样的新技术将为未来城市更加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提供技术保障。

(10)20世纪60年代的城市骚乱。二战后，美国经济的增长领先于全世界，美国人沉湎于自己“世界经济领跑者”的成果，而有意无意地忽视、甚至掩盖了社会内部越来越激化的矛盾，特别是种族矛盾和贫富极化。20世纪60年代不断的城市骚乱事件，根源是美国的结构性社会分化，包括种族问题、收入问题、住房问题等一系列深层次的社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城市骚乱的后果，一方面加速了白人向郊区迁移，中心城成为黑人和中低收入者的居住地，造成中心城基础设施资金短缺，城市衰退，成为美国式的郊区化。另一方面，骚乱震动了美国甚至全球，引起朝野对城市问题的极大关注，终于通过了1968年《民权法案》以及一系列城市复兴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矛盾。

中国不存在种族问题，不可能发生美国城市的种族骚乱。但值得注意的是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及其后果。

由上表可知，政策因素是影响城市发展最重要的因素。当今美国城市发展中出现的几乎所有问题，包括经济、社会、环境、能源、城市交通等，都和当时政府城市政策的失误有直接的关系。

2.未来50年影响美国城市发展的十大因素(2000—2050年)

(1)贫富差距持续拉大。

(2)郊区的政治优势：郊区已经超过中心城和乡村地区而成为政治意义上的优势力量，有可能在未来50年内发展成为决策主体。

(3)“婴儿潮时期”(1945—1964年约20年间的人口出生高峰期)出生人口的老龄化：这一时期内人口出生率直线上升，新生婴儿达到8000万人。在这一时期出生的人口至今仍占全美人口的30%。他们在不同年龄时期对当时的城市发展均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如买房(含父子二代)、就业、老龄化。

(4)中心城和近郊区贫困阶层周而复始。

(5)精明增长：限制城市蔓延的环境和规划措施。波特兰模式揭示了“精明增长”的实施必须拥有一个广泛的区域联盟的支持，并且需要在中心城市和其郊区之间、城乡利益之间、各级政府(市、行政区、州和联邦政府)之间建立良好的沟通合作关系，但这样的利益联盟在当今美国城市和区域中尚较少见。

(6)互联网：英国城市学家彼得·霍尔曾说过，如果要预知互联网对当今大都市的影响，其难度不亚于80多年前要预知机动车对今天的影响。尽管人们今天还无法真正预见将会出现怎样的新的大都市区，但互联网将不可避免地改变我们的建成环境。彼得·霍尔在近期的一次演讲中指出，尽管现代电子通信、信息技术非常发达，但是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往仍然具有存在的依据，面对面交往的需要正是“城市”继续存在下去的重要基础。

(7)1945年后城郊一环区的衰退：它们离中心城市距离太近，受其问题影响大。如果这一地区继续衰退下去，它将预示着大都市区的迅速分化。

(8)户均人口规模缩减：过去50年内美国家庭的平均人口规模缩小了26%，未来还将继续略有下降。伴随着“婴儿潮”时期人口的老龄化，户均人口规模缩减对美国城市和区域所起到的影响将更为显著，如郊区开发商开始为那些非传统类型的家庭建造相应的住宅，包括大量产权可分割的公寓大楼和租赁式公寓等。

(9)为服务新边际城市而延伸的超高速公路系统。

(10)城市和郊区多元化趋势和种族融合：如果郊区政治力量推进城市精明增长计划得以实施，如果经济发展趋势促进经济和种族的平等，那么，中心城市甚至包括城郊的一环区就能够真正支持多元化的邻里社会结构，但如果综合其他因素，美国社会未来种族融合及文化多样性的保持具有潜在的危机和较大的挑战。

在美国城市化历程中，对于一些可能出现的问题，城市专家们不是没有提出过意见甚至警告(例如雅各布斯对于城市更新的激烈批评)。但是，在美国的决策体系中，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地位仅仅是一个“二等部”，其重要性及话语权均远远不及国会、财政部、商务部等主要决策部门，所以专家们及住房和城市发展部提出的城市政策，往往受到决策者对经济扩张的追求、对政治平衡的考量等所谓“全局因素”的修正甚至废止，导致正确的城市政策难以推行。

城镇化过程中，不同国家城市之间的工业化、城市化水平既有可比性，也存在不可比性。如果说存在一定可比性的话，那么，发达国家所经历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深入思考、慎重对待，从而尽可能避免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