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县域城镇化发展历程

1.各区域、各类型县域城镇化进程

根据《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资料整理的各区域、各类型县域城镇化1999—2007年近十年的发展状况，本章节分别从不同角度对比了不同类型的县域总体上城镇化的发展进程。

从自然地形情况分类来看，可选取三种类型的县域进行比对，这三种类型县域分别是：山区县、丘陵县和平原县。从1999—2007年各地貌类型县域的城镇化(非农化)水平均呈现逐年提高趋势，这正是近些年来全国范围内兴起县域城镇化建设的真实写照。同时，各年份县域城镇化水平的排序均为山区县低于丘陵县、丘陵县低于平原县。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点：

首先，从于农作物种植适宜度来看，山区地貌崎岖、复杂，不适宜农作物大规模种植，灌溉成本较高，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较低；丘陵地区县域较之山区条件较好，地貌虽有起伏但通常起伏较小，播种灌溉种植难度不大，农作物产量较高，但由于丘陵地区农作物种植呈现小结构态势，大多采取粮食、蔬菜、经济作物、果园混合种植，因而机械化农业大生产程度并不很高；三者相比，平原县域地理条件最佳，作物种类受限较小且适宜采取机械化生产，因而平原县域农业生产率最高。由于农业一方面为城镇建设提供生产生活资料，另一方面农业生产率高的地区能为城镇提供更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因而山区县、丘陵县、平原县依其地理条件决定的农业水平排序也影响了其城镇化水平排序。

其次，三种类型的县域内交通便捷程度由低到高排序为山区县、丘陵县、平原县。由于城镇化是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人流向城镇集中并由城镇带动周边农村发展的过程，因而交通便利的程度也影响了城镇化发展的进程。

1999—2007年，我国棉花生产大县和粮食生产大县，两类型县域的非农化水平总体均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其变化量在3个百分点以内。在此处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中提供的数据只能计算非农化比率而非精确的城镇化率，且这两种类型的县域又都是农业大县，则可知其非农化率将略低于其城镇化率。

1999—2007年，从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县、环渤海经济区县以及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的非农化水平变化可以明显得到的结论是：经济发展水平与非农化比率、从而与城镇化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的县域经济水平显而易见是最低的，其非农化比率9年来仅仅从11.29％上升至13.49％，提高幅度也不大，仅为两个百分点；而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县与环渤海经济区县的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其非农化率也相应较高。第二个结论是，环渤海经济区县非农化水平高于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县非农化水平，这两种类型县域经济实力均较强，其中百强县数目相接近，其差别的原因在于年鉴中统计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县大多为农业大县，同时其地理条件又大多为丘陵县；而环渤海经济区县中很多县域工业化水平较高，农业条件又地处平原，则城镇化的自然条件和产业条件相对较强，非农化率自然相对稍高。

2.东中西部部分县域城镇化进程

根据各省份统计年鉴分东、中、西部三个区域对全国共32个县的县域城镇化水平进行了资料采集和梳理，以下是分区域个案数据挖掘结果。

东部选取的13个县从1996—2008年13年间的非农化比率的变化情况。用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即非农化率代替城镇化率进行分析。东部地区各县域之间存在一定差距，如非农化率较高的抚顺县、从化市、绍兴县等，其非农化率近年来均已达到40％左右；而如建昌县、闽侯县等县域当前县域非农化率仅在10％左右。但从总体而言，东部地区县域的整体非农化率较高，总体水平大致在25％～30％，这与东部经济实力整体相对较强密切相关。从升幅来看，抚顺县、上杭县、沙县、惠安县、绍兴县等县域城镇化水平发生较大幅度提升都是在2001—2004年间，这与当时宏观政策的松动和中央一号文件相继出台密切相关。此外，从表中可以得知，县域城镇化水平(非农化率)与工业化程度(如抚顺县)、开放程度(如从化市)、市场发展水平(如绍兴县)也具有较高程度的相关关系。

中部地区中选取的9个县域的城镇化率(非农化比率)1996—2008年的变化情况与东部地区相比，中部地区县域的非农化程度相对较低，总体水平在20％左右，且大多数县域近几年非农化率的提高并不显著，升幅大多在10个百分点以下。中部地区县域大多为农业县，自然地理条件并不具备明显优势，再加之在中部崛起战略实施之前，由于受到东、西部开发的政策倾斜挤压，对各类经济资源及各类来源投资不具备显著吸引力，使得其县域经济发展动力不强，并进而造成其非农化率较之东部相对较低。

表中显示的是西部地区选取的10个县县域城镇化率(非农化率)1996—2008年的变化情况。由此可见，西部地区县域由于自然条件相对恶劣，很多县域处于山区、沙漠、高原地区，农业生产受限导致农业生产率较低，无法为城镇化过程提供充足的生产、生活资料和富余劳动力；同时由于没有能力吸引更多投资导致工业落后且在产业链中处于低端环节；教育资源短缺、人口素质相对较低，城镇人口总体质量不高。各方面原因导致的经济不发达致使非农化率低下且呈现低速增长态势。可以看到，西部地区大多数县域的城镇化水平近年来总体在15％左右，且增速缓慢，如腾冲县、蒙自县、湟源县等县域增幅几乎为零，个别县域(如平乐县)甚至出现了负增长。

(二)我国县域城镇化现状

2003年年底全国建制镇已经达到20600多个，其中县城1660个，非农业人口1.5亿，城镇化水平在40％左右。在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城镇经济实力及功能也逐步得到改善，虽然结构尚不尽合理，但也已初步形成大、中、小城镇协调发展的综合城镇体系。

县域城镇特别是中心,城镇在城镇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根据2000年人口资料分析：流动人口的迁移距离以各乡、镇、区之间的流动(近邻流动)为主，约占总迁移人口的45.5％；在省内跨县、市的中程流动占25.2％；跨省际的远程流动仅占29.4％。可以推知，以近邻流动为主的县域城镇化占了全国城镇化的近一半，县域城镇化对促进全国城镇化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但不可否认的是，县域城镇化当前也存在以下一些问题，正是这些问题阻碍了我国整体城镇化进程的有序推进。

1.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

在城镇化过程中，城镇化速度应始终保持在边际聚集效益等于边际聚集成本的动态均衡点上。均衡城镇化是以资源充分为前提的，由于在某一时点上资本存量一定，因此产业间的技术关系决定了城镇化实现均衡的分配关系，技术水平决定了地区生产总值水平，同时有唯一的均衡城镇化水平与之对应。表明了经济发展指标与城镇化水平的相互关系。

在表里，霍夫曼系数即消费资料工业净产值与资本品工业净产值之比，城镇化水平以U(％)表示，城镇化发展的各阶段均有其相对应的霍夫曼系数，人均净收入以人均Nl表示，Z值表示农业人均提供商品粮能供养的人口数。

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受经济政策影响，我国县域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当中国的霍夫曼系数由1952年的4.86下降到1978年的0.81时，中国城镇化进程由起始阶段应发展到成熟阶段，人均NI应当由300～500美元提高到10000美元以上，1978年的城镇化水平应在70％以上。而1969年，我国人均Nl仅为183元，1978年也仅为315元，按当时的汇率和可比口径换算，比发达国家前工业化时期的人均Nl还低；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不仅没有随工业化的推进而提高，反而由1961年的19.3％下降到1970年的10％。此后，直到1979年，城市化水平一直徘徊在12.1％～12.5％之间。从城镇化的农业基础看，一般来讲，当霍夫曼系数下降到1左右，城市化可能性指标即农业人均提供商品粮能供养的人口(即Z值)至少为60人，当城市化水平达到19％时，Z值至少为20人左右。中国在最高年份(1978年)仅为1.11人，最低年份(1961年)仅为0.22人。当前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大约在3000美元，按照世界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我国目前应当早已迈入城镇化发展成熟期，其水平应在70％以上，而实际情况却是当前我国城镇化水平远低于该指标值，县域城镇化水平则更为低下。

2.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

以下是东、中、西部33个县域2008年城镇化水平横截面数据：

由于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县域城镇化也表现出极强的不平衡性特征。总体而言，我国县域城镇化梯度水平表现为由东部沿海地区向西部内陆地区逐渐递减。2008年我国东部地区县域城镇化平均水平在30％左右，同年中、西部地区县域城镇化平均水平只有约20％甚至更低。东部沿海地区县域由于区位条件优越、经济基础较雄厚、受城市辐射和外资影响突出、县域内小城镇数量较多，其经济实力较强，发展模式更为多样化，已成为国家推进农村城镇化战略的重心所在；如从化市、绍兴县、南澳县等县域更是达到了40％左右的非农化水平，处于城镇化发展的加速阶段。而根据经济指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对应关系，除了像固阳县这类工业基础较好、有一定发展积淀的县域之外，中、西部地区大部分县域目前还处于城镇化起始阶段甚至是前城镇化阶段。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考虑，并未对县域一级数据进行统计。根据经验估计，这两个自治区的城镇化水平低于西部平均水平，这也导致了西部地区所选县域数据高于西部实际整体县域城镇化数据。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普遍存在一个表象认识，即西部都落后于中部，但根据实际统计数据可知，随着近年来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和不断深入，西部地区的经济建设包括城镇化建设都取得了一定进展；而与此同时，由于中部崛起战略实施晚于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一些县域反而在很多方面落在了西部地区县域之后。因而，加大对落后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中尚未得到扶持的县域予以政策倾斜，通过政府集中力量为这些县域提供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在内的基础性服务，增强其对人力资源、资金、技术等经济资源的吸引力，使资源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

3.各类型、各地区县域总体非农化比率均偏低

上一部分选取了一些具体县域进行了总人口与非农人口的统计与测算，所得结果仅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该类型，或该经济发展水平的县域非农化水平或城镇化水平。本部分将从中国县域总体县情出发，探求我国县域城镇化现状。

根据《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的统计数据显示，如果按照同质区域划分原则将我国县域进行划分，我国各地区、各类型县域城镇化水平均呈现偏低态势。

首先说明的是，以上分类并非是对全国各县域按统一标准进行的系统精确完全分类，只是从同质化角度进行的大致分类，因而各分类之间可能存在重合(如浙江省既属于“长江中下游区”县域，同时也是“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县域)。我国各地区、各类型县域的城镇化(非农化)比率均呈现偏低态势，普遍在20％以下。例如浙江省所在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其平均非农化率只有17.25％.而上文所列出的浙江省的绍兴县、德清县的2007年非农化比率却达到了38.99％、28.17％，均与该省的平均水平相差甚远。再如广东省的从化市、南澳县、台山市等县域2007年的非农化水平均在25％以上，甚至达到了45％左右，但其所属的“沿海开放区”和“南部沿海经济区”的非农化率仅有18.87％和19.46％。可见，即使是在经济水平较为发达、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区域内，各县城镇化水平也是参差不齐，且由于受城镇化水平较低县域的影响，从整体来看，全国各地区、各类型县域的城镇化比例均呈现偏低态势。

此外，从各类型县域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数据可以看到，城镇化水平(非农化率)在一定程度上与该县域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呈现相关趋势。例如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人均值最高的县域所处区域为长江三角洲经济区与环渤海经济区，分别为人均9861元和9665元,这两个区域的县域城镇化比率也较高；而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人均值最低的县域为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和西南区县域，仅有人均3063元和3119元，该类型县域的城镇化数据也相应呈现较低水平。

4.仍滞后于世界平均水平

总体而言，目前我国县域小城镇已经呈现快速发展态势，不少地区通过实践走出了富有特色的城镇化发展道路。如北京的郊区城镇化实践、广东的板块式城镇化、苏南中心城市圈发展模式等，在城镇化的发展实践中均做出了有益尝试，浙江还涌现了企业参与开发建设小城镇的成功案例。尽管如此，我国县域城镇化水平仍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7年，我国县域城镇化率不足30％，比中等发达国家低20个百分点，比同等工业化水平国家要低近30个百分点。

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是中国县域城镇化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但同时也面临严峻考验。

(1)资源能源和环境约束加剧。我国是在全球化和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进入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对资源可持续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和国际经贸交流合作等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中国人口多、底子薄、资源能源相对不足、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因此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集约紧凑的城镇化道路就成为必然选择。

(2)目前我国县域城镇体系中主要以小城镇为主，其特征在于数量多、密度大、镇域覆盖范围小。以1999年为例，广东省平均每个建制镇面积为105.3平方公里，山东省平均每个建制镇面积为63.5平方公里，浙江省平均每个建制镇面积为56.5平方公里，江苏省平均每个建制镇面积只有52平方公里。过大的密度和过小的规模，难以实现城镇组团、基础设施共享，其现状是有众多“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小规模城镇，导致基础设施严重浪费、难以形成规模经济效应。

(3)城镇市政公用设施支撑能力明显不足。据统计，我国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相当于约有1000万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给城镇包括供水、供电、通信、排污等各种公用设施将带来巨大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