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巴黎是高更艺术生命中最大的一个转折点。周围的人都以为他抛妻弃子，去追求艺术的生命。事实上，高更的举动并没有世人想象的那么戏剧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只是暂时的小别。

亲戚朋友不了解高更的冲动，梅特更无法体会他当时的心情。梅特嫁给高更的部分理由是高更能给她带来安逸的生活。即使在高更穷困潦倒之际，梅特仍坚持要给孩子们一种有品质的生活，她甚至不在乎孩子的父亲、自己的丈夫有没有在身边，这就是她的人生观。这样的人是无法理解高更对艺术的狂热的，她看到的只是一个逃避工作、不负责任的丈夫。

冲动的高更也不能理解梅特的想法。他认为梅特既然嫁给了他，就要一辈子跟着他，尤其是在他发现真正的自我的时候。但是梅特没有挽留他。即使这样，高更也认为他们只是分居，他觉得自己仍是一家之主，仍是一个忠实的丈夫。一旦他功成名就之后，他们一家人还是会在一起的。梅特也是这样想的，她虽然怨恨她的丈夫，不肯跟着他到巴黎受苦，但是她仍自视为高更的妻子、孩子们的母亲。这对夫妻从来没有想过离婚。

回到巴黎后，高更陷入了更深的绝望中。布洛没有办法替他安排工作，其他的朋友也是自身难保。高更在哥本哈根画了一些画，可是无人问津。父子两人连吃饭都成了问题。还好有一个曾受过高更恩惠的马车夫将他们收留了，虽然马车夫一家的生活也很苦，但他还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铺盖和一些食物。巴黎的朋友都想帮忙，但是也爱莫能助，只有史克夫的条件稍好一些，给过高更一些接济。但是史克夫的妻子表现出来的不情愿的态度令高更很不自在。

当他收到梅特的抱怨的信件的时候，就会愤怒地回复说：“不要再问那些蠢问题了好吗？没有一个有尊严的人能够忍受寄人篱下的日子，这些都是拜你那位刻薄的嫂子所赐。她令我的尊严扫地，更损及我家族的尊严。”

高更曾要求梅特把留在哥本哈根的画寄到巴黎来碰碰运气，梅特在信上对这个问题避而不谈，却只问些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你准备和克罗维斯在冬天做些什么？”高更怒火中烧地回复她：“一个在巴黎没有钱、没有工作、没有房子、没有家具，甚至连御寒衣物都没有的人，你觉得他能做什么？一个人什么也没有的时候，什么事也做不成，懂吧！”梅特常常在信上暗示高更再回证券市场，他则一针见血地表示他是不会再回股市的，这个回答就把梅特重整家园的美梦捏得粉碎。为了让儿子吃饱穿暖，高更将克罗维斯送到了姐姐玛丽家。

1885年9月，高更与德加、妹夫梭洛及毕沙罗相会。毕沙罗带来了修拉。修拉突破了印象派，自成一格，并自创了“点彩派”，就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分析大自然的光和色，然后在画布上以纯粹的原色碎点来表达颜色。修拉想唤起高更及德加的共鸣，但是高更与德加并不欣赏修拉的新构想。高更认为将修拉带到聚会上是多此一举，但又不便当场发作。更何况，他急需毕沙罗及德加两人为他开画展，通过推广他的画使他得以糊口。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将心里的怨气都发泄在未出席聚会的基约曼身上，说他自大、平凡又愚蠢。德加听了很不高兴，当场把高更骂了一顿，而且德加措辞非常尖刻，连一旁的毕沙罗都觉得有些过分。

在这次风波之后，自尊心极强的高更认为自己受了奇耻大辱，再也不肯去德加那儿求援了，因此他的生活更加凄惨，手头上分文全无，画展没有头绪，还患了风湿病。他就是希望越渺茫却越狂傲的那种人。虽然当时他正为无人赏识他的才华所苦，但他更深深地憎恨那些苦楚，觉得人不应该同情自己。闲时他就一个人在街上趾高气扬地游**，别人还以为他患了狂妄症呢。

事业毫无起色，现实生活更是咄咄逼人。这时，姐姐玛丽让高更领回孩子。玛丽从小就不喜欢高更，大概是因为母亲太疼爱他的缘故。高更把克罗维斯领回来，暂时将他安排在一个朋友那里。布洛的工作仍然毫无头绪，高更只好靠售卖往日收藏的作品为生。他想暂时回到证券市场去找份零工做。他在给梅特的信上强调：“这只是权宜之计，等到生活安定下来，我还是要回去作画的。”

那时候，所有的画家都潦倒不堪，只有德加一个人的画能卖出去。高更算是所有穷画家中最穷的一个了，他几乎天天吃不饱饭，饥饿使他体力不支、心情沮丧，但他还是凭着一贯的坚强、乐观撑了过来。在他的前半生里，他虽然也历经苦难，但始终衣食无忧，现在却连三餐都无法维持，这对他来说真是莫大的打击。只为了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他放弃安逸的生活追寻艺术，现在却落得三餐不继，还要眼睁睁地看着心爱的儿子受苦。当初离开哥本哈根时，他希望能在巴黎卖画为生，然后再接妻子儿女来团圆。他如今不但无法实现这个愿望，还要靠梅特和她的家人接济他和孩子。

一年的困苦生活使高更性情大变，他不再是从前那个幽默、乐观、自信的高更了，他变得暴躁、愤世嫉俗、神经质。然而他的一身傲骨永远支撑着他，使他度过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困苦生活。他常自问：“骄傲是坏处吗？难道一个人不应该有骄傲、自信的个性吗？” 多年之后，他告诉自己：“我相信我们必须拥有它，它是战胜我们心中兽性的最佳武器。”

1885年到1886年那个冬天，高更勉强在破旧的公寓里租了一个小房间，替儿子克罗维斯租了一个床铺，白天送他去公立学校，晚上就请看门人照顾他。他整天都去股市找事做，但是人们看他穷困潦倒的样子，都不愿意分派工作给他。暴躁的高更四处奔走，却还是一无所获。他在写给梅特的信上自嘲道：“我现在好得很，虽然家徒四壁，但是我乐在其中。”他思念留在哥本哈根的几个孩子，又不希望孩子们以他为耻，于是又写道：“就让那几个孩子忘掉我这个被艺术诅咒的父亲吧，不过总有一天我会时来运转的。”

梅特接到信后十分不安，想请她在法国的丹麦朋友去看望他们父子，高更却一口回绝：“我再不想见你们丹麦人了，他们没一个好东西。”

但梅特还是请了他们昔日的好友玛丽·海格去看看他们父子。玛丽看到昔日幽默、高大的商人如今变得面黄肌瘦、言语刻薄，心中不禁黯然。临走前，玛丽看到一幅快完成的人像画，居然说：“多可怕的印象派啊！”高更听了火冒三丈，后来对梅特抱怨说：“你那个可耻的姐妹不仅不邀请我们去她家做客，只带了旧衣服给克罗维斯，还不停地嫌地板不干净，难道我还要天天擦地板吗？”

冬天的时候，克罗维斯病倒了。他本来身体就不强壮，尤其在寒冷的冬天，他既没有厚衣服御寒，家里也没法生火取暖。渐渐地，他开始出现头痛、发热的症状。

高更冻得连画笔也握不住。为了维持父子两人的生活，他跑到贴海报的公司谋得一份临时工的工作。他每天要跑遍巴黎的大街小巷，站在寒风中贴海报，然后换回五个法郎的酬劳，暂时维持基本生活。他讥讽地向妻子报告：“如今你的丈夫已成了贴海报的小工，你应该会感到无地自容吧！”

梅特也很沮丧，她希望克罗维斯回到哥本哈根，也希望高更回去，毕竟他们是夫妻啊！可是高更实在不能忍受妻子在吃饱穿暖的情况下还有那么多牢骚。

高更不耐烦地回信说：“你还有什么可抱怨的？你有房子、有家具、有孩子，你还有你的丹麦同胞。虽然丈夫不在身边，可是这对你一点影响也没有。你除了想要更多的钱，还想要什么呢？我就不一样了，我仍然在为了生存苦苦挣扎。照眼前的情形来看，我的状况一时半会儿也改善不了。我等于是被亲人逐出家门，四处流浪，如今住在这间潮湿霉烂的小屋内，肩膀还老是隐隐作痛！”

梅特告诉高更，孩子们已不会说法语了。高更痛心地回复道：“这下你们一家人该满意了吧，你们和孩子终于是一条战线上的人了。”

其实高更内心里非常需要梅特的支持，但是梅特为了过上好生活而不肯与他共患难，这是他一辈子都无法原谅她的地方。高更心酸地写道：“在这种情况下，爱情只有靠变魔术才会出现。虽然你是个称职的母亲，但却不是称职的妻子。我的老房东杜发最近也穷得可怜，但是杜发却没有一点可怜相，因为人家夫妻相濡以沫，从来不彼此挖苦。而你呢，你嘴上整天挂着良心和责任，把自己捧得高高在上。对你来说，除了出轨不可饶恕，其他的都可以原谅。你不肯跟随我同甘共苦。我呢，我被你们逐出家门，还要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如果哪一天我再娶个老婆，你可别惊讶。至少在那个家中，我能自由地贴海报。到时候我们就各过各的日子了。”

克罗维斯生病后，高更再次把他送到姐姐家寄养。没过多久，玛丽就不肯再支付小克罗维斯的膳宿费用。高更只好把孩子送到奥柏太太的供食宿的公寓，又硬着心肠四个月没去看他，因为他没有钱交食宿费，他怕奥柏太太强迫他把孩子带回巴黎。高更虽然狼狈不堪，但还是不肯将孩子送回哥本哈根。

虽然怀着无限苦楚，高更还是满腔热情地跟毕沙罗一起筹备第八届的印象派画展。莫奈、雷诺阿、西斯莱等名家已经将自己的展览永久性地移到巴黎沙龙，剩下的来参展的也不全是纯印象派的画家，因此德加建议将“印象派”三个字除去，仅以“第八次画展”为名。

1886年5月，在经过多次波折后，画展终于有了眉目。高更更是扬眉吐气地展示了19幅油画及几件木器和大理石的雕像。

这次画展没有轰动巴黎艺坛，但也引起了小小的涟漪。高更骄傲地告诉梅特：“我们的展览大大提高了印象派的声誉。我和其他的几位画家都很成功，有人花250法郎买了我一幅画，也有人在打那件雕刻的主意。”

梅特听到这个消息，便有意前往巴黎与他团聚。高更非常愤怒，他认为梅特太势利，他的事业刚有一点起色，她就急急忙忙想投奔他，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妻子的要求。

评论家对这次画展并不看好，只有一位评论家注意到了高更的画，他对高更喜欢用强烈对比色的画风颇有微词，他写道：“这位画家不停地以草原的绿色来衬托他画中的棕红动物和屋顶的一片红砖。”

评论家虽然没有对他大吹大捧，但是高更已经非常开心了。因为经过几年的摸索和积累后，他终于摆脱了“业余画家”的帽子，被当作职业画家来评判了。

高更在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租了一间小屋，向制陶匠查布莱学习制陶，制作出了不少精致的陶器。晚上的时候他又重新光顾新雅典咖啡馆，不但与德加重修旧好，更有机会品尝美味，以慰长久以来受苦的肠胃。

新雅典咖啡馆已经物是人非了。印象派大师莫奈、雷诺阿及西斯莱已经远离他们，而剩下的这些人又分为两派，一派是修拉和西涅克创立的新印象派，另一派是后印象派。新印象派抄袭的是西方绘画，修拉潜心研究关于色彩学的著作，试图把感觉加以综合上升到理性分析，变成科学的表现形式。他们采用光学原理将纯粹的色彩用小点块的形式，彼此相邻近地排列在画布上，以求得比在画板上进行色调混合更高明的亮度，所以又称为点彩派。而以高更、基约曼和德加等为代表的后印象派则不主张完全以科学的方法着色，他们认为如果没有主观情感的投入，一幅画就会失去它的个性、意境和特质。

这两派的信徒天天在咖啡馆里争论不休，各持己见。毕沙罗站在修拉和西涅克那一边，常常跟高更辩论到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