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愿改变的人只能等待运气，懂得掌握时机的人便能创造机会；幸运只会降临在有世界观、胆大心细、敢于接受挑战但能谨慎行事的人身上。”

2001 年，美国商业杂志《福布斯》在全球富豪排行榜上，将李嘉诚评为“亚洲首富”和“全球华人首富”。

不动声色间，李嘉诚已向内地投入了六百多亿港元，涉及从码头到写字楼，从酒店到豪宅，从超市到互联网，从石油到电讯，从洗发水到保健品，从房地产到玩具城，一个庞大的大陆的李氏商业帝国已然成形。

显然，与狭小局促的香港相比，内地是李嘉诚的一个更为坚实更为宽阔更为看好的发展战略平台。在大陆经济发展持续活跃的背景下，李嘉诚在内地的胃口更大，步伐更快。然而，认真审视李嘉诚在北京的多项投资之后，李嘉诚在内地的投资，至少在某方面，并未能够一如预期般挥洒自如。这三项投资分别是：世界汇金网、北京主题公园、地产投资。由于种种众所周知的原因，它们最终不得不汇聚在了同一个方向——地产。

李嘉诚曾与首旅集团成立合资公司，计划与美国环球片场合作，在北京兴建一座主题公园，有叫板香港迪斯尼之势。未雨绸缪，李嘉诚以“北京金银信”

的名义，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悄悄在北京郊区房山买下了3000 亩地。不料，谈判陷入了僵局。3000 亩地闲置一年多，任由荒草疯长，风吹草低见牛羊，几乎可李超人在长安街上兴建的东方广场，也是几度风雨。其他几项在北京的地产投资也进展不甚顺利。

莫非，天子脚下的北京是超人李嘉诚的滑铁卢？市场似乎疑疑惑惑。

东方广场

1993 年，长实野心勃勃的北京东方广场动工。该项目地处北京黄金地段东长安街上，投资额高达20 亿美元。设计建筑面积六百万平方米，长实占33.3775% 的股份。东方广场三期工程已于2002 年年底竣工。

东方广场项目之动工兴建，并未得到城规部门的最后审核批准，被人戏称为“长安街上最大的违章建筑”。尽管表面上看来，李嘉诚在皇城根呼风唤雨，可是该计划还是充满了许多“不确定因素”，例如1994 年年底，东方广场曾一度停工，因为原先的规划太过密集，可能对邻近的紫禁城景观造成负面影响，有违北京市总体规划，因而缩小面积。一直到2002 年5 月下旬，李嘉诚对外宣布东方广场会在中央批示下尽快复工。由此一来，遂使工程造价追加至20 亿美元，比2001 年预估的17 亿美元，多出17.6%；比1995 年预算的13 亿美元多出54%。

1994 年东方广场项目开工，但随后因陈希同腐败案延后两年，直到陈希同案水落石出，有官员极其清楚地表明无任何证据显示李嘉诚与陈希同腐败案有任何瓜葛，该项目才得以恢复建设。

当然，由于原设计比天安门城楼高，不符合北京市总体规划要求，因此高度设计降低30%，同时分建成11 座不相连的建筑物。无论如何，该项目仍是亚洲目前最大的商用房地产项目。从这里可以看出，即使是像李嘉诚这样一位深具影响力的港商，在大陆的投资也不免承受各种难以控制的不确定因素的冲击与制约。

东方广场建设的前期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插曲。面对地皮上的各有靠山的业主住户商户，精明的李嘉诚将这个难似烫手山芋的拆迁任务委托给了北京市政府。虽然有京城铁腕人物出场出手，但是，搬迁并非顺风顺水。那些虽然有或者为种种许诺所动心，总之，一个个都不情不愿地搬走了。剩下的，只有一个紧紧抓着20 年合约在身，入乡还没随俗的洋老头麦当劳叔叔。

王府井麦当劳是该快餐集团在全球最大的分店，也是全球最赚钱的分店。

两层楼面2.8 万平方英尺，七百多个座位，平均每天有过万人光顾帮衬，月入百万。开业之初，人龙排出几公里，利润之丰，自不待言。面对麦当劳叔叔这个“钉子户”，习惯了惯性思维的北京市政府专门发出红头文件，责令限期搬迁。

麦当劳毫不示弱，拿出合约，扬言与官方对簿公堂。甚至，不惜打哀兵牌博同情，借助国际舆论压力对抗。麦当劳忘了一点，这是在北京，不是在纽约。

当然，北京市政府也似乎忽视了，这是麦当劳叔叔，而不是京城四合院的老爹。

很快，孤立无援的麦当劳与周边一拆清光的街景成了外国报纸的版心大相。国际舆论十分同情在风雨中瑟瑟发抖的麦当劳叔叔。那场景比起今日重庆号称的史上最牛钉子户还引人注目。如此以来，北京市政府也不敢动手动脚了。

在香港，李嘉诚也十分被动，有报刊公开指责其为幕后黑手，借势压人，借刀杀人，践踏合约，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如前所叙，拆迁虽然是为了李嘉诚的东方广场，但是由北京市政府一手包办，李嘉诚并未过问插手。

面对这一困境，素来奉行以和为贵的李嘉诚不得不出面救火。李嘉诚答允麦当劳方面，今后在东方广场内，为其预留一个更大更舒适的地方，甚至让步到由麦当劳叔叔自己指定位置。

北京市政府也借着这个台阶，答应批准麦当劳另在北京多开几家分店，面对这样优厚的**，麦当劳叔叔顿时火气全消，喝着可乐，欢天喜地地与北京市握手言和。

没有过不去的桥，没有不喜欢钞票的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其实，早在1993 年4 月，董建华领导的东方海外集团连同希慎兴业及新昌集团，与北京市政府属下的东方文化经济发展公司签订合约，在王府井闹市旧区建造东方广场，开始进军北京地产业。当时，董建华的胃口并没有后来那么大李嘉诚于1994 年参与东方广场计划，并成为大股东，发展规模急剧扩大。

整个工程计划均由当时担任北京市委书记的陈希同一手包办亲自过问批准。事有凑巧，1993 年，内地开始大规模宏观调控，中央政府出重手压缩投资规模，这意味着东方广场如此庞大的投资项目势必受到牵连。面对这一困境，郭鹤年根据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长安街、前门大街西侧和二环路内侧及部分干道的沿街路段，允许建部分高层建筑，建筑高度一般控制在三十米以下，个别地区控制在四十五米以下。然而，拟议中的东方广场虽在三十米区间内，却要建七十米高楼。此外，东方广场规划中的地积比率超过城市规划的七倍。显然过高过大了。

1994 年年底，部分北京的政协委员联名向中央“告御状”，指东方广场设计“超高过大”，严重违反首都总体规划，同时项目规模超过北京市审批权限，但却在未经国家计委批准立项前已动工，批评者直指北京市政府高层有“失职越权滥权”错误。结果，陈希同遭到批评指责，正在展开的王府井拆迁工程也于同年11 月被勒令停工。

在北京的传媒效应和包括中央级刊物《瞭望》的批评下，东方广场事件令陈希同在北京的统治地位首次受到动摇挑战，他更被指打乱了以天安门为中心的首都规划格局。

东方广场事件成为陈希同下台的导火线。不过，事件后来的发展，确实是对陈希同不利，他被控涉嫌贪污数百万元，判刑入狱十七年。

面对如此风风雨雨，长实集团适时高调发表声明：由于东方广场地段所在地为北京旧城危房改造区，根据北京城市规划法例规定，有关地段必须按规定发展，该地段之内土地使用者，必须服从有关城市规划。

长实强调，北京市有关城市规划法例极为合理，同时，类似城市规划法例亦在西方国家及香港被普遍采用。任何到中国投资的外商均须严格遵守中国的法律，任何希望通过国际舆论压力，而使其身处中国法律之外的做法均是不当的。

长实长期以来在任何地方的任何投资项目，都自始至终地以当地法规为准绳，并完全依照当地政府之要求运作。

精明的李嘉诚在极为适当的时机做了一个极为适当的姿态。1995 年3 月11日，李嘉诚向外界宣布，长实与北京市政府合作非常愉快，只是方案根据当地政策变化与商业环境变化需要修改。他并且强调，任何地方发展任何工程都要经商讨后才能最后确定，都必须获得当地主管机构的审核批准，长实从来在任何地方投资都无意谋求超出政策法规以外的权益，东方广场目前遇到的问题并不出奇。有人说，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出生天”。东方广场项目给了李嘉诚一个极为深刻的教训，经过了几年的反复，他最终发现，在北京，商业自始至终都是第二位的。

“东方广场是感情多于商业的作品。”东方广场项目是长和系涉水内地房地产市场的第一力作，但是首战不利，这似乎预示着长和内地的地产路注定要变量重生，难以一帆风顺。

尽管李嘉诚对政治一直保持距离，在商言商，颇有欧美早期的清教徒之风，但其生活和事业已与政治、文化、文明和国家，甚至权力不可避免地牢牢维系在一起了。

我的性格不会为五斗米而折腰，亦不是做生意最叻a 的人，因怕应酬，怕奉承人，所以同任何中国领导人认识，去取生意，No ！

理解中国商业的变化，不仅仅隔着语言、文化和制度的差异，中国独特的商业语境和快速的转变以及与权力盘根错节的拥抱亲吻已成为一个难解而无须解开的谜团，束缚着初来乍到的每一个投资者，困惑着每一个少小离家老大回的异乡客。

每一个人都曾经历过难以忘怀的令人尴尬的“水土不服”。而同时，中国经济正在不断地持续增长放大并影响世界。类似西方商业语境的韦尔奇，又能否和中国企业家、政治家及普罗市民演奏一首和谐的大合唱？

看起来很复杂，不过，说起来很简单。一句话，入乡随俗。就像洋人专门为此创造的英文单词“guanxi”。

近水知鱼性，近山识鸟音。从60 年代末开始，李嘉诚在香港的所有收购举动都与内地政治变化有关：内地“文革”造成的香港移民潮，让李嘉诚在1967年至1969 年顺手牵羊，收购了大量优质廉价地产。70 年代后期内地“文革”停止，实施改革开放，曾经吃过共产党苦头的英资怡和在香港的信心出现动摇，李嘉诚趁机与其直接竞争并一举收购和记黄埔。80 年代初，中英双方在香港问题上的争端再度给香港市场带来动**，李嘉诚逢低收购港灯和青洲英坭。

他甚至会筹划在中英签署联合声明后联合其他地产商收购置地公司股份。

这期间，李嘉诚借助政治气氛在股市中低进高出而大获其利的操作更是数不胜数，他不仅赚得利润，还因此赚得救市的声誉，赚得超人的一世美名。从某种意义上看，李嘉诚的政治嗅觉与灵敏远远高于同时代的许多人。

早在1992 年，有记者就问起李嘉诚：“为什么你在1992 年以前，在内地只有大笔捐赠公益事业，而基本上没有投资？”李嘉诚坦然道来：“我们一直在紧锣密鼓地部署，直到1992 年以后，大陆的投资环境才渐渐成熟。”原来如此。

在李嘉诚的眼中，如此这般的投资环境，真的算是成熟了吗？如果说成熟，那么，全国政协副主席霍英东在广东南沙的400 亿元投资的焦头烂额，又说明了什么？

整个80 年代乃至90 年代初，李嘉诚虽然也参与了内地部分投资，但与其整个财团在香港的地位，与整个集团投资海外的规模相比，显得微不足道。

东方广场费时七年，其间历经波折，耗资20 亿美元，前后风雨波折，个中的酸甜苦辣，只有李嘉诚自己，才能切身体会。

周凯旋

一位北京业内分析人士很坦率地说，李嘉诚在北京房地产市场的投资在一个狭隘的视角来看是不成功的。不过，任何人都明白，东方广场一役，给李嘉诚带来的负面讯息太多了，李嘉诚在内地的投资，不但要考虑商业利益，而且还要考虑当地官方的态度。即在内地投资首先必须是一个具有灵敏的政治嗅觉的投资家。

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一位房地产分析员在评价和黄在内地的地产项目时，认为其投资决策还存在规模远大，前期投入过高的问题。

对于内地的市场环境，亲身领教的李嘉诚表现出了明显的不满，内地要发展，必须舍弃一些传统的、僵硬的做法，明确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可以做的。

而这些恰恰是当政者不想明确的灰色地带，因为内里乾坤，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其实人人都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自认为成功与特权无关的李嘉诚终于更深地卷入了权力的关系之中，东方广场是一例，上海码头又是一例，盐田港亦是一例。

李嘉诚已在权力之中。风险似乎更大，发展亦更不确定。李嘉诚有生以来就试图远离政治，但是，当今中国政治对生意的向心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既然不能六根清静，为什么不能为我所用？李嘉诚希望凌驾权力，而不是被权力支配。但是，内地的环境并非时时如愿，更非事事如意。李嘉诚将如何作为？

实际上经济制度问题绝不是经济本身，他是一个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一个综合的结果，国家应该对这些问题合起来考虑。

李嘉诚这么说。人间烟火，不外如是。李嘉诚又能如何作为？

同样也是东方广场项目，造就了今日今时的香港女富豪周凯旋。

早在1993 年，周凯旋把北京长安街上的东方广场项目转手给李嘉诚之前，她在香港商界籍籍无名。而在这个项目里，她得到的酬劳是4 亿港币的顾问费。

据说，当初与李嘉诚的谈判，前前后后一共花了5 分钟，在这媒体纷纷报道的神奇的5 分钟里，李嘉诚拍板买下了在北京长安街边上投资20 亿美元、建设占地10 万平方米的东方广场项目。

无人能想象是什么让这个富豪如此信任这个毫无房地产经营经验的女性——东方广场项目简直就是周凯旋想象出来的。无人能想象这位漂亮的女人的行事手法是如此漂亮干脆利落。用周凯旋自己的话描述：“两个女生，从一幢小楼起步，做成一件轰动的大事。”

1992 年8 月的一天，这个年轻美女采用一种最直接的办法去实现梦想——她在长安街上走来走去，像一个探寻宝藏的探险家一样，搜寻着自己的目标，最后将目光锁定在儿童电影院那幢六层高小楼上。她最初的决定是将小楼重新装修一下，然后开一家店。心已足矣。

一位女经理接待了她。周凯旋开门见山，说自己想买这幢小楼。如此大事，女经理岂敢做主，立即打电话通知了当时的东城区文化局长陈平。很快，陈平告诉她另一个令人欣喜若狂的消息：儿童电影院不能单独开发，整个东长安街及王府井地区都属于统一规划，要开发儿童电影院必须将其周边一万平方米面积的土地整片开发。周凯旋毫不犹豫，马上决定：整块地全部拿下。后来周凯旋又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计划：把周边几块地一并吃下，占地面积从1 万平方米逐渐扩至10 万平方米。

既然是以董氏集团的东方海外公司名义做，项目名称就叫了一个很合乎北己当初的投资意识时这样说：“财富机会只会降临在有胆识又很谨慎的人身上。”

不记得哪位富豪曾经说过，没有做不到的事，只有想不到的事。不得不承认周凯旋眼光独到，不论是在开发项目还是选择投资商上，周凯旋都显示出她非凡的慧眼识金。按照北京人的说法，这妞儿胆儿也太肥了。

1993 年秋天，周凯旋在北京王府饭店第一次结识李嘉诚，她事先准备了厚厚一摞材料，精心组织了各种理由以说服李嘉诚。当他们面对面坐下时，李嘉诚开口就问，负责这个项目是否因为你有丰富的地产经验？周凯旋直言相告没有。

李嘉诚没再追问她的经验和阅历，只问她用什么办法搞定拆迁和土地平整。

当她将东方广场转手给李嘉诚之后，不只意味着她赚得亿万身家，更意味着她让自己进入了香港最有势力的大财阀系列。或者说将自己的命运与香港最大的财团紧紧联系在一起。

周凯旋曾经说：“我做生意喜欢打破思维界限，从不按常理出牌。人家有条条框框，我们不一定就要参加，要有只玩自己游戏的自信心。”周凯旋则认为做东方广场项目，得益于其思维方式简单但不单纯，在周看来，要想成为优秀的人就应该“聪明如狐狸，单纯似鸽子”。

这又何尝不是李嘉诚的真实写照。

或许想象力就是这位被香港媒体誉为女超人的女性最不同寻常的超常能力。

1986 年，周凯旋第一次学做生意，是为她的英国老板去西安洽谈伦敦兵马俑展览，周凯旋展露了她出色的组织能力与公关协调能力，仅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就达成交易，展览大获成功的同时，周凭借着自己经营兵马俑的纪念品业务，赚到了第一笔大钱。从此周凯旋的发展方向转向商业运作。正是这笔生意，周结交到了第一个关键性的朋友——时任东方海外集团董事长董建华的表妹张培薇。周张二人英雄重英雄，旋即成立维港公司，专做内地贸易，新公司做的第一单生意就是卖散水泥运输船到广西。

当年香港房地产市场很旺盛，水泥需求量大，广西的散装水泥厂商希望能够打入香港市场，周凯旋仔细研究市场需求之后，认为散装水泥极有市场前景，并且根据两地水泥差价和购船成本，制定了一个比公司平均卖价高出一百多万美元的定价，最终交易成功，董建华自此对周凯旋的经营能力与过人眼光赞赏有加。

直至1989 年，好人董建华对周凯旋说：“你们做的生意还是太小，不如你华做生意的眼光与头脑并不差。当时北京的房地产很热，董建华建议周凯旋可以在北京寻找房地产项目，由东方海外和维港公司一起参与发展。

1993 年，就是这位弱女子，斗胆提出了全面开发新东方广场的庞大规划，并用半年时间，迁走了长安街上二十余个国家部级单位、四十余个市级单位、百多个区级单位、一千八百多户居民；又如传说一样，在某个早晨，仅仅用五分钟时间，用一杯清茶，说服打动商圣李嘉诚先生为此项目投下20 亿美金。

历史的变迁总是在某个特定的环境留下显而易见的结果和线索，丢失了令人回味无穷的细节，其实这往往是人们最乐意津津乐道的重要话题。然而，诚如东方广场，人们所知者，仅仅结果而已，唯其细节，又有谁人能知？

那几年，处于最敏感地段的东方广场，作为李嘉诚投资的亚洲最大的建筑群专案，历经陈希同、王宝森贪污受贿案，长江实业运作北京高层突破建筑高度限制，诱使麦当劳王府井店搬迁，开发中撞见古物等一系列风浪，工程过程起伏变幻，事内事外的无稽猜测，国内国际的言论绵延不绝，没有人真正知道周凯旋到底是如何周旋其中，一一摆平，最终凯旋。

周凯旋前后付出了五年的时间，获得的回报是整项工程2.5% 的顾问费，约4 亿港元。周提现一半之后，将另外一半投资东方广场，作为长线股东投资。

“东方广场实际上是我卖给李先生的。”周凯旋迄今都很骄傲很自豪很潇洒因为，一个商界的并不知名的女人，似乎是轻而易举赚到了李嘉诚的钱，而且是数以亿计。能够赚精明过人的李嘉诚的钱，似乎确实不容易，至少可以断定，此人一定很精明。但，如果是真的了解李嘉诚的人，都知道，赚李嘉诚的钱又似乎并不难。当然，条件就是一定要让李嘉诚也能赚到钱。

东方广场项目成功之后，周凯旋即成为李嘉诚投资的TOM 集团的第二大股东；周凯旋亲手提拔的TOM 集团互联网事业部少帅王雷雷，祖父曾任电子工业部部长，王雷雷的母亲是周凯旋在东方广场项目前就认识的闺中好友。

周凯旋对此并不讳言，自认多年以来，致力周旋于董建华和李嘉诚之间，但是“我不是他们的附属物，而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个体”。周凯旋的处世哲学是不把关系做成包袱。这样的关系才能自然、强壮。

“不把关系做成包袱。”也许，仍有许多人不完全理解这其中的奥妙。但，可以肯定，关系在周凯旋手中，绝对不是包袱，而是财富。这，或许就是香港没有几个人可窥见周凯旋与华人首富、香港特首的密切交往，但是任何与周凯旋简单接触的人，都能在几秒内感受到她有如磁铁般的吸引力：当你对她说话的时候，她的充满智慧的眼神能让你相信全世界都在倾听你的声音，至少，她非常重视聆听你的声音，以致你身不由己地要说出内心全部真实的想法。

她说话清楚明确，语调丰富，语感细腻，时刻注意对方的感受，即使在多人面前谈话，她也会适时和蔼可亲地望你一眼，让你感觉到从来没有被忽视。

她在每个故事里提到这样或那样的人，包括经常乘坐的航班乘务人员，为她制作过首饰的师傅，都会加上一个称谓——“我很好的朋友”。突然间，让人觉得亲切自然而不能见外。

说周凯旋就是周凯旋，一定不会错。但如果说周凯旋就是李嘉诚的代言人，从某种意义上讲，也不会错。比如说，当后来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命名风波一浪接一浪的时候，周凯旋从容不迫地忙于应付，与港大沟通，或温婉或强势或直接或婉转。总之，在捐款的同时，让香港大学医学院在限定的时间内，把招牌换成了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更重要的是，事情演绎的结果，那些所谓的卫道士最终成了人们饭后茶余的笑料。

周凯旋的发达过程颇为传奇，她在二十来岁时想做明星，她于80 年代投考“香港电台”学做DJ，受训一段时间便索然无味放弃，后来协助歌星谭咏麟在欧洲举办演唱会，其后转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家族的东方海外集团，专门负责大陆项目。

当“东方广场”陷入困境时，周凯旋即居中协调，排忧解难，使李嘉诚对她刮目相看，从此确立两人“好朋友”的令人羡慕嫉妒恨的超然地位。

周凯旋“好朋友”地位于1998 年李嘉诚获香港城市大学颁授荣誉博士学位时首次被公开，当时周凯旋以“朋友”身份出席观礼，而翌年李嘉诚到剑桥大学领取荣誉博士学位时，她也携手同往，蒙蒙细雨中，更共遮一伞，两人朦朦胧胧的关系更进一步公开。

一次活动，周凯旋在“明天小科学家”会后合影，椅子刚好缺了一把，于是，推来让去之后，坐在第一排最中间的她，借了两边人的光，就那么跨挤在两把椅子中间照了相。这一看似随意的举动，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得到的。

要是以周凯旋的举止写一本关于人际交往的书，一定会是公共关系的圭好的朋友”的周凯旋强调说自己不喜欢与人交往。更多的时候，喜欢一个人静静与自己相处。李嘉诚也说，她不喜欢应酬。

“最乐于与自己相处。”周凯旋强调说这和“独处”不同。或者可以这样猜想区别：“独处”多是苦修清修，“与自己相处”则多了份自由的享受与难得的清静自在。

这个“乐于与自己相处”的大女孩每天都这样神情自若地走出门去，和无数人物、力量潇洒地打交道，神情自若地打理应付各种事务，而她另外一面的生活掩藏得严严实实，没有人知道她的情感，甚至年龄。她要保留的，似乎没有人能窥探得到。她所需要的，始终是一个孤傲宁静地“与自己相处”的悠然洒脱怡然自得的自我。她说自己每天都会争取在晚上六点前回家，早上六点起床的习惯数十年未变。她兴趣广泛，每天写作，“但是，都不用自己的真名”。

身边总是有书，从漫画到心理学理论，她都喜欢。

公众视线中的周凯旋，永远戴着自己珍爱的贝壳耳饰，那是她最早在香港上班时用一个月的薪水买下的心爱之物，当时的她天天从那个柜台经过，每看一次她就下一次决心。等到“全世界都是她的糖果店任由她挑选”（朋友评价周凯旋语）时，她一次请师傅一模一样制作了十副，轮换在周一至周五佩戴。

而周六和周日，她只会在右耳戴上一只挂型耳坠。

很少有人看见那样的周凯旋。亦很少有人看见不是那样的周凯旋。也正是因为东方广场，开始了周凯旋与李嘉诚的风雨同舟。

这件“轰动的大事”成为周凯旋另外一种崭新生活的开始，从东方广场之后周凯旋就和资本世界中最有权力的极少数人肩并肩携手站在了一起，借资本之力用改变世界的方式写就了自己独特的人生方程式。

香港IT 投资热潮，TOM 创下的投资神话中，周凯旋一直是李嘉诚重要的左膀右臂，以至于香港《壹周刊》曾大做耸人听闻的煽情头条：富豪知己力斗太子。呜呼哀哉，最最憎恨“**”的《壹周刊》，倒是流露出“文革”

式的语言与思维，莫非真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我想说李先生他令人赞叹的地方，是一个要常常深入思考的人，是一个常常提升自己、不怕转变的人，这亦驱使他从慈济家转变为一个慈善家。慈济跟慈善工作、跟基金会的工作是不同层次的。”周凯旋说。在周凯旋眼里，李嘉诚的一部分。李嘉诚的一生中，会有很多他怎么帮甲、帮乙、帮这个组织那个组织，“但是随着他对社会的阅历越深，经济版图越广，而他又这么爱这个民族，他就一直想可以参与些什么事情，使这个民族内心的力量得到最大的释放。”

在周凯旋自己的公司，她连董事都不挂，她认为没有必要。“李先生希望跟中国有意于慈善事业的人所分享的，是他相信的东西。从他个人的榜样，他相信一件事情，而且他以身作则去实现这想法，这就是李嘉诚基金会最重要的原则。”

周凯旋认为，管理其实不是很难的事。“我常跟人开玩笑，我是不用去念商业管理（MBA）课程的。我是一个女生，我把我的厨房搞得这么好，这就是一个绝顶的MBA 课程，这个男生是不明白的。管理好不好在整件事情里要花的心思其实是最低的，它只是一个显现你信念的方法。”

周凯旋曾在接受采访时说，“我的办公室比较简朴”，并且打趣说，是“富人的穷亲戚”。“富人的穷亲戚，李先生对这个说法也不是很能理解，觉得受到了伤害。”提及此，周凯旋轻松一笑，“我的意思其实是不要当某某的某某。

有很多人很奇怪，他们追求在富人旁边。就因为他们是富人身边的人，他们已经很高兴，但是他们自己没有地位呀！他一生就是附属品，是某某的某某。”

周凯旋常常劝公司的同事，不要把名衔看得太重，而要发展自己，追求自己的理念和成功。从这个意义来看，李嘉诚是李嘉诚，周凯旋是周凯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