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先王守仁讲学，主要讲的是“知行合一”的功夫，但随着阳明先生不断提炼良知，学问日益精进，到嘉靖三年，又提出一个“致良知”的口号来，把“知行合一”更升华了一步。从此王守仁讲学的内容渐渐由“知行合一”转为专讲“致良知”的学问了。
至于北京城里的那场政变，以及嘉靖皇帝怎样打人杀人，王守仁只是略有耳闻，连详细情况也弄不清，也不怎么放在心上。就这么过了些日子，这天忽然有一人登门拜访，正是当年在北京城里结识的老朋友黄绾。
正德五年王守仁平反昭雪，重新回京城做官的时候曾经和湛若水、黄绾一起在大兴隆寺讲学，湛若水在学问上见识高超，与王守仁不相上下，黄绾则略显不如，而黄绾这个人又谦虚，就拜在王守仁门下做了学生。但王守仁不好意思把黄绾当成学生看待，只把他视为自己的一位好朋友。
后来王守仁外放滁州管理马政，黄绾则一直留在京里做官，这十多年两人再没见过面，一开始常有书信往来，时间长了，因为离得远，又都忙，渐渐信也写得少了。想不到王守仁在家赋闲的时候黄绾忽然上门拜访，故友重逢十分欢喜，王守仁忙把黄绾请进内室对坐倾谈。
说了几句闲话，话题渐渐谈到学问上来了。王守仁问黄绾：“宗贤这些年在京城事忙，还有时间与人讲学吗？”
黄绾笑道：“我那点微末道行哪敢在先生面前卖弄。自从在京城听先生讲‘知行合一’的道理之后，佩服得五体投地，从此关起门来痛下了一番克己功夫，十多年积累下来，也略有所得。”
王守仁是个上进不息的人，最喜欢听这些话，忙问：“你是怎么用功的？”
黄绾笑着说：“学生知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天理良知最容易蒙昧，就想了一个办法：在家里专门修了一座小院，平时不准别人进来，院里又建一所静室，室中不设灯火，只有一桌一凳，墙上悬挂至圣先师孔子画像。每有空闲的时候就进入静室，关闭门户，不受外人打扰，也不点灯火，只管一味静思，把平时所作所为都细细想上一遍。又在桌上放两本簿子，一本叫作‘天理簿’，一本叫作‘人欲簿’，静坐冥思的时候想起一件事，觉得符合天理，就在‘天理簿’上画一笔，觉得自己处事之道不合天理，就在‘人欲簿’上画一笔。因为室内不见灯火，自己也不知道是‘天理’多还是‘人欲’多。等静坐够了时辰，把自己心里的事都想透了，这才点起灯来细数簿子上的笔画。如果‘天理簿’上的笔画多，也就罢了，如果‘人欲簿’上的笔画多，就说明人欲压过了天理，这时就要自我谴责，在孔圣人像前罚跪，或跪一个时辰，或跪几个时辰，甚至彻夜长跪不起。若觉得人欲太盛，难以克制，就自己禁食，或一日不食，或两三日不食，非要逼得心里邪念退去才罢。有时候邪念太强，竟不能制止，这时就脱了衣服拿荆条抽打自己的身体，一边打一边在心里自问自责，以求一个正心正念，自我觉醒。”
黄绾说出来的这套“存天理灭人欲”的办法，竟与宗教中崇拜神主自我悔过的仪式极为相似。用罚跪、禁食、自伤自残的办法打击自我意识，强调意念上的绝对服从，照这样搞下去，不但找不到内心深处的良知，反而有可能极度压抑人性中的自我，培养出一种可怕的偏执，甚至对精神造成难以挽回的伤害。
黄绾所说的这套东西并非他首创的，其实古今中外有多少无知无识的迷信者就是在用这样的方式崇拜偶像，折磨自身。只是黄绾竟把这套迷信荒诞的东西用到“存天理灭人欲”的哲学思考上来了，这是要把儒家学说从实用救世的正途引向“儒教”的邪路！
自从儒家学说被官方垄断之后，早就离经叛道成了邪说。其中，把孔丘这位哲人当成“神仙”去敬拜，与天下人崇拜皇帝这个“活神”是异曲同工的。黄绾这套莫名其妙的做法正是强化了“儒教”这个概念，真正把儒学当成宗教来搞了，这与王守仁倡导的在现实生活中做“致良知”的功夫，分辨善恶、提纯良知、勇于护正、敢于驱邪的心学理念格格不入！
早年黄绾与王守仁、湛若水在京城讲学的时候，虽然见识不如另两位高明，可也不至于堕落至此，想不到十来年不见，黄绾竟搞出这么一套“学问”，王守仁目瞪口呆，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了。
王守仁在外地做官，哪里知道京城的事。其实黄绾是个喜欢追求名利的人，这些年他在京城里一直都在讲学，讲的也就是他刚才所说的这套恐怖的“学问”，而且信众颇多，黄绾也因此成了一位名人，甚至也有人称其为宗师。
其实黄绾搞这套东西并不真是要强化天理，打击人欲，他是做戏给别人看呢。因为黄绾心里的人欲比谁都强烈，一天到晚都在想着怎么升官发财。可惜此人时运不济，在正德一朝混了多年，并没得到升迁，直到嘉靖皇帝登基，因为“大礼仪”跟内阁辅臣们争闹起来，又有张璁上了《大礼或问》的奏章，立刻得到皇帝的器重。黄绾这个不得志的小官儿看准了时机，也步张璁的后尘上奏支持“大礼仪”，从此和张璁交了朋友，结了党，也因此得到了嘉靖皇帝的赏识。
可惜，在这一阶段以杨廷和为首的阁臣势力仍然很强势，张璁支持皇帝“大礼仪”却没站住脚，被杨廷和赶到南京去了。而黄绾做小人的本事没有张璁那么强，胆子没有张璁那么大，眼看内阁发威，张璁失势，一时错估形势，认为皇帝与内阁硬碰硬不是办法，不如采取折中之策为好，于是在一群小人们又一次上奏请求把嘉靖皇帝的亲生父亲兴王朱祐杬灵位迎入太庙的时候，黄绾上奏认为不可，希望皇帝办事不要操之过急。哪知嘉靖皇帝是个极为强硬的人，不但不打算对阁臣们示弱，反而下了打击朝臣的决心，黄绾的奏章不合时宜，顿时触怒皇帝，不由分说，一道圣旨把黄绾贬到南京做了刑部员外郎。
员外郎本就是个闲差，到南京去做官更是闲中之闲。黄绾刚在皇帝面前得宠，忽然遭贬，一时不知自己错在何处，眼看因为追随张璁而被阁老厌恶，皇帝又贬了他，觉得在朝廷里混不下去了，干脆上奏辞官，回家躲了起来。
黄绾回江南地区的龙岩老家没多久，嘉靖皇帝就在京城发动了政变，罢黜阁老，捕打群臣，张璁、桂萼这些支持“大礼仪”的有功之臣个个飞黄腾达，偏是黄绾因为看错一步棋，说错一句话，不但没捞着一点好处，反而弄得连官都没得做，这份懊丧真是难以形容。
好在黄绾是个机灵人，知道皇帝刚刚收拾了一批大臣，朝廷里空位子极多，自己仍然有机会挤进去捞个官做，就仗着以前的旧交情去巴结因为“大礼仪”之功从一个刚考中的进士直升到詹事府詹事兼翰林学士的张璁。
此时的张璁正好也遇到麻烦。他是靠着“大礼仪”拍皇帝马屁升上来的，最得嘉靖皇帝宠信，嘉靖皇帝为了巩固皇权，也打算让张璁继续往上升，最后干脆让他担任内阁辅臣最好。可是杨廷和时代内阁曾有四位辅臣，分别是杨廷和、毛纪、蒋冕、费宏，现在这四个人已经被嘉靖皇帝赶走了三个，剩下一个费宏在担任内阁首辅，而费宏对张璁十分厌恶，有此人在，张璁想继续往上爬也不容易，于是张璁就想找一个能和自己拉上关系的重臣出山，把费宏这位阁老顶下去，如此一来，张璁通往阁臣的大路就顺畅了。
张璁想拉拢的人，正是在绍兴讲学的王守仁。
张璁和王守仁之间有三层关系：第一，王守仁是浙江山阴县人，张璁是浙江永嘉县人，两人算是老乡；第二，王守仁半生都在大讲良知之学，张璁虽然对“良知”没什么兴趣，可他在四十七岁中进士以前也在家乡办了个“罗峰书院”，以讲学糊口，大家都是讲学的，算是“同行”；第三，张璁和王守仁曾经见过一面，虽然两人根本没谈什么，可连面都见过了，当然算是“故交”。
同乡，同行，故交，有这三条，张璁觉得自己和王守仁之间的关系已经相当亲密，足可以成为同党了。王守仁是早年就被嘉靖皇帝看重的一位能臣，资历极深，功能很大，只要此人出山，入阁绝不是问题，只要皇帝一点头，王守仁接替费宏担任首辅也是迟早的事。如果张璁把王守仁捧进内阁，等王守仁当了首辅，张璁也入内阁做个次辅，应该问题不大。
有了这个想法，张璁就开始打王守仁的主意。
可张璁也不是傻子，知道以他的名声、品行、嘴脸、用心，王守仁未必肯搭理他。所以张璁不敢亲自出马，倒把拉拢王守仁的任务交给了黄绾。黄绾和王守仁既是师生又是密友，关系很好。现在黄绾又急着想复出做官，正在巴结张璁，加之在黄绾想来，内阁首辅！谁不想做？自己奉张璁之命来捧王守仁做内阁首辅，王守仁当然会踊跃而起，立刻进京。将来王守仁和张璁都成了阁老，吃上了肥肉，黄绾也能落一碗“肉汤”喝喝，岂不美哉？
想到这儿，黄绾也就把话说到正题上去了：“自嘉靖元年先生回乡丁忧守制，至今数载，不知先生听说京城里的事没有？”
黄绾所说的京城里的事当然是指“大礼仪”之事。这件事前后闹腾了三年多，先是阁老压住皇帝，后来皇帝又扳倒阁老，来来回回几次波折，王守仁虽然僻居江南，对这件事的内幕不能尽知，多少也有耳闻。现在黄绾问他，王守仁随口答道：“京城里的事我也听说了。”
黄绾立刻问：“对此事先生是怎么看的？”
“大礼仪”事件是阁臣与皇帝角力，双方都有私心，所争的又纯粹是个私利，王守仁对这事心存鄙夷，不愿意谈起，只说：“略有耳闻，不知其详，也说不出什么意见来。”
王守仁话里明显带有推托之意。可黄绾特意到绍兴来见他，就是要让王守仁在“大礼仪”事件上表个态，有了这个态度，黄绾和张璁这些人才好在皇帝面前举荐王守仁。于是不厌其烦地解释道：“先生远在浙江，对京里的事所知不详。陛下初登大宝，杨廷和身为阁臣竟出言不逊，劝陛下奉孝宗弘治皇帝为父，以大行正德皇帝为兄，而将陛下生父称为‘叔父’，此是逆天道，悖人伦，陛下是个至仁至孝的圣君，当然不肯，意欲尊生父为皇考。当时陛下念在杨廷和是三朝旧臣，于国有功，满心想要好生与他商量，哪知杨廷和鬼迷心窍，一意孤行，坚持悖论，正直官员皆不齿其为人，于是张璁学士乃进奏章，其中有言：‘圣考只生陛下一人，利天下而为人后，恐子无自绝其父母之义。故在陛下谓入继祖后，而不废其尊亲则可；谓为人后，以自绝其亲则不可。夫统与嗣不同，非必父死子立也。’有此一折，‘大礼仪’之事初定，而杨廷和亦遭罢黜。先生觉得张璁学士所说的‘统、嗣不同，非必父死子立’一句有道理吗？”
黄绾把话说到这里，他的意图也就挑明了。
所谓“大礼仪”事件，说穿了就是嘉靖皇帝本为藩王之子，在北京城里没有亲信党羽，为了稳固手中的皇权，已经到了不顾一切、不择手段的地步。为了坐稳皇位，这位年轻的皇帝已经下决心要把朝廷里所有重要官员全部更换一遍。一直换到朝堂上旧臣尽废，爬上来的全是嘉靖皇帝的亲信为止。争权夺利以至于此，却拿着“统嗣之争”当幌子，假装成“至仁至孝”的圣主明君，嘉靖皇帝的嘴脸也真够可耻的。就是这么个皇帝，今天为了夺权可以政变，明天稳固了皇权，他将怎样治理这个国家，不用说，别人大概也猜得出来了。
黄绾在王守仁丁忧将满的时候上门拜访，又专门来问此事，往上爬的意图已经十分明显，而黄绾刚才拿张璁《大礼或问》里的话来问王守仁，这也让王守仁看明白了，黄绾往上爬的时候，抱的就是张璁的大腿。
张璁这个人，王守仁与他略有一面之缘，却不熟识，现在更是不想和他打交道。黄绾是王守仁的故交，可王守仁却清楚地感觉到，这位黄宗贤的心已经变了。
人都会变，这不奇怪，变好或变坏各有原因，也不奇怪。但王守仁是位讲学的宗师，一向认为良知在人，随你如何，不能泯灭，所以在王守仁想来，人不是那么容易变坏，就算有些坏了，也不至于坏到多么彻底，总还有救。
“大礼仪”事件是个粪坑，王守仁绝不愿把自己的脚踩进去，与张璁、黄绾这些人结党，靠巴结皇帝博一个高官厚禄，王守仁更是连想也不去想。可是对嘉靖皇帝，对黄绾，甚至对那个天下闻名的卑鄙小人张璁，王守仁却没有彻底绝望。
于是王守仁沉吟良久才缓缓说道：“宗贤，你说的这些事我并不了解，一时不知如何作答……但刚才宗贤对我说起天理、人欲的话来，这些年我也一直在想这些事，略有心得，不妨和你说说。”
王守仁对于“大礼仪”避而不谈，却回头去谈什么天理人欲。黄绾知道王守仁这是避重就轻，却也不着急，笑着说：“愿听先生高论。”
王守仁又想了想，对黄绾正色说道：“早年我被贬到龙场做驿丞，无意间悟到一个‘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的道理，这个‘吾性自足’说的就是人心里的良知，‘不假外求’，是因为良知自在人心，足能明白善恶，一个人只要实心实意依着自己的良知去做事，见得是，就说一个是，见得非，就说一个非，何等简易明白！后来我又从这上头推导出一个‘知行合一’，先前想得还简单，只是把‘知’与‘行’合为一体，以修补朱熹学术上的漏洞，可后来又经过无数的事——也算是个磨炼吧，渐渐地竟发现‘知行合一’的道理与我早先所想不同，这‘知’分明是个‘良知’，这‘行’也是行一个‘良知’，与学术并无瓜葛，全是在实际生活中用功夫。再往深处一想，就发现‘知行合一’四个字可以应验在所有人身上。做官的，做买卖的，做手艺的，种田的，人人都要‘知’个良知，‘行’个良知，哪怕不读书，不识字，做人做事也不在这四个字之外。于是我反复品味‘知行合一’四个字，品味到极深处，就在前几日，忽然又在心里生出一个念头，却只有三个字，叫作‘致良知’！”
“致良知”三个字确实是阳明先生在不久之前刚刚体悟到的。自从得了这三个字，王守仁如获至宝，把这三个字放在心里，回头再看以前悟到的心学内容，事无巨细，理无精粗，全部包容在“致良知”之内，兴奋至极！从此学术为之一变，“知行合一”四个字谈得少了，凡与弟子朋友讲论学问，只谈“致良知”而已。
现在黄绾初次听到“致良知”三个字，完全不能领悟，忙问：“先生说的‘致良知’究竟做何解释？”
“致良知”三个字是对王守仁一生学术心得的一个完美总结，其中包罗万象，却又简洁明了，一说就透，一点就通。可王守仁已经看出黄绾这个人“官”迷心窍，私欲极盛，和他说平常的道理没有用了。对此人，必须对症下药，针对他的病根子说些厉害的话，也许黄绾会略有醒悟。
就算黄绾毫不醒悟，王守仁把这些话说出来，黄绾也该知道阳明先生的心意，不会再拿功名利禄来勾引阳明先生，让他去附和什么“大礼仪”，捧嘉靖皇帝的臭脚了。
于是王守仁看了黄绾一眼，把脸色尽量放和缓些，柔声细气地说：“我近来闲着没事，写了一篇小文，宗贤可以看看。”起身在满屋字纸堆里找了半天，翻出一张纸来递给黄绾，只见上面写着：“悔者，善之端也，诚之复也。君子悔以迁于善，小人悔以不敢肆其恶。惟圣人而后能无悔，无不善也，无不诚也。然君子之过，悔而弗改焉，又从而文焉，过将日入于恶。小人之恶，悔而益深巧焉，益愤谲焉，则恶极而不可解矣。故悔者，善恶之分也，诚伪之关也，吉凶之机也。君子不可以频悔，小人则幸其悔而或不甚焉耳。”
这篇小文写的是“悔过”的重要性，言辞之间道理深邃，意思直白，可以挂在壁上当座右铭。可这篇小文章里透出来的却是一股告诫的意味，黄绾心里隐约觉得不是滋味儿。看罢多时，沉吟不语。
王守仁笑着问：“宗贤以为这篇文章如何？”
黄绾眉头微皱，半天才勉强说了声：“甚好。”
看了黄绾的脸色，王守仁就知道这篇文章多少触到了黄绾的痛处。于是接着说道：“天地之间有万物，其中人是个灵长，为什么人能成为万物灵长呢？就因为咱们身上有一种高尚的禀性，这禀性得天地之造化，得日月之灵明，故尔与天地同大，与日月同光，宗贤知道我说的这一种禀性是什么吗？”
王守仁半生讲学讲的是什么，黄绾当然知道，毫不犹豫立刻就说：“先生说的自然是人心里的良知了。”
王守仁微笑着点点头：“对。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得天地造化，取日月灵明，心里有了这一点良知。这良知既是天地日月造化的灵物，自然至善无恶，至粹无瑕。可人生在世间，总要有诸多经历，一入世俗，难免为气质蒙蔽，被物欲牵扯，时间一长，良知渐失，卑鄙荒谬的私欲渐盛。其中有一些人竟然蒙昧了良知，心甘情愿去做小人。结果堕落至极，竟似无可救药，表面看起来是人头人身，着衣踏覆，冠冕堂皇，形容内心早已沦落得如同禽兽一般，这样的人宗贤见过吗？”
王守仁是个脾气刚烈的“狂者胸次”，虽然他压住心里的火气，尽量把话说得委婉，可说出的话还是让黄绾一愣。
王守仁也知道自己这话说得太硬，从心里并不愿意让黄绾这个老朋友难堪，也不等黄绾往深处想，立刻接着说道：“孔夫子早就说过，中行之辈找不到，狂者、狷者似乎也不多，满世界都是小人。可见自古以来天下就是这样，小人太多，对此连孔圣人都没办法。可我却想，人心里的良知得天地造化，日月灵明，长存不昧，就算是个禽兽一样的小人，他心里也有良知。所以天下人个个都可以救，就算禽兽一样的东西，也是可以救的，宗贤觉得是不是这样？”
到现在黄绾还闹不明白王守仁话里的意思，只得点头答道：“先生说得对，良知在人心常存不灭，所以天下人无论如何邪恶，总还是有救的。”
王守仁点点头：“宗贤这话说得好，良知在人心常存不灭，就像一面明镜，哪怕被尘土蒙蔽，其光体仍在，就像一颗宝珠，就算被扔进了粪坑，其宝气长存。只要把明镜上的尘土拭去，宝珠上的污秽擦净，则宝气光华自然重现，而且如同当初一般，绝不会有丝毫损坏。世人都知道镜子脏了要擦，却不知道良知蒙蔽了也要擦拭，这真是件怪事了。所以我平时讲学时常说：‘杀人须就咽喉上着刀，为学当从心髓入微处用力。’找一个最要紧的地方动起手来，就能根治一切病患，使人心如明镜磨光，宝珠擦亮，良知重现，顿时弃恶从善，出离小人而成为君子，这个治人心病的方子一共只有四个字，叫作‘悔过自新’，只要依此去做，顿时起死回生，不知宗贤以为如何？”
若在早前，黄绾这个人还没堕落到今天这步田地，王守仁说的话他是真能听懂的。可现在的黄绾却连一半也听不懂了，迷迷糊糊地问：“先生说‘悔过自新’能让人起死回生，究竟是何意？”
王守仁笑道：“我刚才说了，心学要旨总结起来只是三个字，叫作‘致良知’，简单地说，就是把良知提炼到极精极纯。而良知不过是知善知恶，知道是善的就维护，知道是恶的就驱除，这是个简单的法门。可宗贤知道世上最难做的良知功夫是什么吗？就是‘悔过’！比如一个人，倾尽一生之力做了一个事业出来，做的时候完全是一番良知，以为此事最好，可做到后来忽然发现，原来这竟是一个害人的事业！到这时回头一看，几十年光阴都虚掷其中了，一生岁月都放在里头了，可事情却做错了，怎么办？若自己说一声‘错’，顿时前功尽弃；可若不认错，咬着牙只管把这错事办到底，却有可能神不知鬼不觉，就这么一直混了下去，那么这个人会怎样选择？是把一生事业荣辱全都放下，坦然认错悔过，还是装个糊涂，继续错下去？在这上头才真能见到他的良知功夫！”
听了这些话，黄绾瞠目结舌不知如何回答。
王守仁也不用黄绾回答，只管自说自话：“一个真正立下‘成圣贤’的大志，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作为人生准则去遵守的人，他是必然要下‘致良知’功夫的。当发现自己做了多少年的事业竟是错了，这个人必能拿出天大的勇气做一个自我否定，诚心实意地认错，先对自己的良知认了错，再老老实实对天下人认错。犯的错越大，认错时越要诚恳，要把错认到实处，认到底！这才是‘致良知’。可很多人平时倒有勇气，让他维护善，他敢维护，让他驱逐恶，他敢驱逐，到了让他自己认错、否定自己的时候，他的勇气就没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此人心里想：‘我已经犯下如此大错，就算认错，天下人会原谅我吗？到时候天下人人都来骂我，人人都要罚我，父母妻子也要嫌弃我，厌恶我，这可怎么得了？倒不如趁着别人不知道我犯了这个错，装个糊涂，掩盖过去吧。’殊不知，他犯的大错其实别人未必不知道，就算今天不知道，日后也必有揭穿的一日，那时候天下人咒骂他，怨恨他，再也不可能原谅他了！可这个人若能凭着良知诚心认错，顿时由小人一变而为君子，父母家人，亲戚朋友，乃至天下人，一开始也许会责备他几句，可最终都会谅解他。所以古人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那些有大错而不知改悔的人，已经堕落成了禽兽，可若能诚心改错，只要说一句话，立刻从禽兽小人一跃而为正人君子，不但世人最终不怪罪他，就连天地鬼神都来佑护他，而此人自己更是良知跃然，襟怀坦**，于是此人或许失了事业，失了金钱，却得了一个精纯无比的良知，直达圣人境界！于是天地造化使其宁静，日月精华使其安详，所得所失互相比较，失去的不过一团污秽，得到的却是一块纯金！你说这‘悔过自新’四个字是不是很了不起呀？”
到这里，王守仁把想说的话都说尽了，黄绾却已变得像个木偶一样，只能呆呆地说：“先生说得在理。”
这时候黄绾也终于明白了阳明先生的心意。
人都有自我意识，良知则是“自我意识”的定盘针。以良知为准绳的自我意识就是人生的志向和意义，“致良知”是我们生而为人唯一的事业。而悔过自新，是致良知的最高境界。
王守仁这话是对所有人说的，天下间无论士农工商百工百业，人人如此，绝无例外。可王守仁这话更是对嘉靖皇帝说的，是对张璁说的，也是对黄绾说的。若嘉靖能悔过，张璁能悔过，黄绾能悔过，善莫大焉……
只可惜嘉靖皇帝、张璁、黄绾都是蒙蔽良知、放纵私欲，死心塌地绝不悔改的人。对他们说悔过，实在也是白说。
到这时黄绾的脸色已经不那么好看，也知道再劝王守仁出来奉承皇帝，谋那个内阁辅臣的位子，根本不可能了，干脆不再提起此事，又和王守仁说了几句闲话，住了一晚，第二天就离开绍兴，到京城巴结他的主子、做他的官去了。
黄绾走后不久，王守仁的弟子方献夫又从京城来信，所说的内容和黄绾一样，也是想请王守仁就“大礼仪”一事发表意见，以此奉承嘉靖皇帝。
方献夫是广东南海人，早年担任吏部员外郎的时候恰逢王守仁在京讲学，方献夫听讲后十分仰慕，就拜在王守仁门下做了弟子。后来因为做官不得志，干脆告病辞职，在家乡读了十年书，做了十年学问。直到嘉靖年间才又复出。正赶上“大礼仪”事发，方献夫觉得是个机会，立刻步张璁、桂萼后尘，上奏支持嘉靖皇帝，由此得到重用，紧随张璁之后做了詹事府少詹事。
作为一个靠着“大礼仪”从底层爬上来的官员，方献夫很自然地被朝中大臣们鄙视，不得不与张璁、桂萼、黄绾等人抱成一团结党自保。但方献夫的心思与张璁、桂萼略有不同，说起邪恶凶残不及这两个人，办大事的时候倒比这两个东西强些，于是方献夫表面与张璁结党，暗里却想独树一帜，在朝廷中创一个自己的体系，就把眼睛盯上了在家赋闲的恩师王守仁，想把王守仁捧进内阁，他这个学生再以“捧先生入阁”的功劳为资本，在众多阳明弟子中成为首领，然后就以这些师兄师弟为核心，织起一张属于他方献夫的关系网，再和张璁、桂萼争宠，机会到了，自己也做一回阁老，当一回大学士。
方献夫的主意并不新鲜，早在孔夫子活着的时候，他门下就出过这样不肖的弟子，《论语》中讲述了这样的故事，却并未注明这不肖弟子究竟是谁，只是以“二三子”这个模糊的说法替代。
对方献夫的心思王守仁看得很清楚。既然前面他已经回绝了黄绾，现在当然也不会顺着方献夫的意思。于是回了一封信，告诉方献夫，自己身体有病，难当重任。也请方献夫不要再为此事来信，给阳明先生找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