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里天翻地覆，鬼哭狼嚎，千里之外的浙江绍兴府却风轻云淡，水波不兴。王守仁每天到光相桥下的书院里讲学，师生和乐，无欲无思。

自从冤屈昭雪，官复原职，在京城大兴隆寺讲学至今，王守仁已经把讲学当成比做官更要紧的事，走到哪儿就把学堂办到哪儿，早先提出的良知、立志、知行合一等学说内容也渐渐被天下学子们接受。现在王守仁在绍兴开讲，天下学子纷纷慕名而来，一时间绍兴城里学子云集，书院之中人满为患。

这天两个弟子王畿和钱德洪一起来找王守仁，一见面就说：“我们想在先生面前请教一个问题：孔子赞扬狂者，以为‘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我们读《论语》之时对此处每每不能理解，先生对此怎么看？”

原来《论语》里有这样一段话：“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意思是说，孔子觉得中庸至圣的高人平时很难遇到，那么交朋友的时候宁可选择“狂者”和“狷者”来交往。同时孔子也对这两种人提出了一个建议，认为“狂者”应该不断进取，而“狷者”至少应该保持道德底线，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对于孔子这段话古人的解释倒也清楚，其中朱熹的说法最有代表性，认为“狂者，志极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余”。意思是说狂者志向高远，行为坦**，毫不掩饰；狷者志向不够高，能力也有限，比狂者保守得多，但狷者至少还能做到洁身自好，不与身边的坏人同流合污。

狂者有志向，坦**而真诚，狷者虽然平凡一些，至少懂得道理，有原则底线，不肯与世俗之辈同流合污，这两种人是孔子所欣赏的。

话虽是这样说，其实对于“狂者”二字古来争议颇多，主要是因为中国人讲究一个谦逊，对于志向高远而毫不掩饰的人有些不能理解，甚而厌恶他们，于是学子们虽然知道孔子欣赏“狂者”，对这位至圣先师的话不敢提出异议，可私下里却往往不以为然，认为“狂者”嚣张浮躁，不可理喻，所以世上敢以狂者自居的人极少。

王畿和钱德洪都是阳明先生的同乡，年纪不大，追随阳明先生求学的时间也不长，在阳明门下弟子中都是出众的人才。可这两人对孔子的“狂者”一说也不太认同，所以就此事来向阳明先生请教。

对弟子们的想法王守仁是知道的，笑着问他们：“你们说不能理解孔子的意思，究竟是对‘狂者’、‘狷者’都不理解，还是唯独不能理解‘狂者胸襟’呢？”

王守仁这一问甚巧，两个弟子略想了想，同声回答。王畿说：“都不理解。”钱德洪却说：“狷者’好懂，只是‘狂者’不解。”

只这一个回答，王畿和钱德洪性格上的不同就显示出来了。

王畿这个人头脑聪明，思维敏捷，平日对阳明先生讲的道理领会得快，但言行之间略显虚浮些。钱德洪老诚沉稳，思路上略显保守，但品性极厚重，有什么说什么，一点也不会打埋伏。现在王畿说他对狂者、狷者都不理解，其实是对这两者都有所理解，只是解得不透。钱德洪却说“狷者好懂，狂者不解”，这是一句老实话，毫不掺假。

王阳明笑着说：“在孔夫子眼里，世人原本只分为两类，不是狂者就是狷者。然而假如狂者不能锐意进取，狷者不能坚守准则，就有可能堕落而为‘乡愿’。所以要解开这个谜，不能单讲‘狂狷’，还要加上‘乡愿’两个字才好。”看了两个弟子一眼，故意问：“孔夫子对‘乡愿’之辈是怎么说的？”

钱德洪忙说：“孔子骂乡愿一句话，说他们是‘德之贼也’。”

王守仁点点头：“乡愿，德之贼也。’可这道德之贼是个什么样子呢？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后汉三国时候曾出了一位著名的水镜先生，为人处世特别圆滑，见人总带三分笑，不管别人对他说什么，他只回答四个字：‘你这话对。’到后来连他老婆都看不下去了，责备他说：‘这些人大老远跑来和你说事情，请教学问，都是诚心实意的，可你却只用’你这话对‘四个字敷衍人家，实在有些过分了！’水镜先生听了这话一点也不生气，照样笑眯眯地说：‘你这话也对。’把他老婆气得没话说了。”

王守仁讲的故事有趣，钱德洪和王畿都笑了。

王守仁却没有笑，反而正色说道：“孔子所说的‘乡愿’就是这么一种人：见了忠信廉洁的君子，他们就装出一副忠信廉洁的样子，嘴里说的全是忠信廉洁的话儿；见了卑鄙邪恶的小人，他们就说些无耻下流的话来迎合小人。这么一个人，你想找他的毛病，找不到，想斥责他几句，也没话可说。可是细想想，这些人在君子面前假装忠信，是想取悦君子，与君子结交，至少别让这些君子责备他道德败坏；他在小人面前卑鄙下作，同流合污，是要取悦小人，免得小人恨他，害他。这种圆滑奸诈的货色，他的心早就被污染了，你再和他说什么立大志，做‘致良知’功夫，完全是白扯！这样的人，看似有用，其实早就废了；看似活着，其实已经死了。就像水镜先生之辈，其实他也有学问，也有见识，完全可以出来做事，可他却选择了圆滑，为什么会如此？只因为这些‘乡愿’心中已经完全失去了‘志向’二字。他们是自己把自己放弃了。”

听王守仁提起“志向”来，两位学生似有所感。钱德洪低头想了想，笑着说：“先生平时常对我们说‘人人皆可成圣贤’，就是鞭策我等要立大志。现在先生认为‘乡愿’之所以成为‘德之贼’，就是因为志气消磨，自误自毁。那我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先生能有今天的成就，靠的就是少年时立下的大志？”

钱德洪这一问倒把王守仁问笑了：“你也知道我小时候‘立圣贤之志’的事？”

其实钱德洪追随阳明先生的时间还不长，只是从别人那里听来一些关于先生的奇闻轶事。现在阳明先生一问，他倒不好意思说了，嘿嘿地笑着不言语。

王守仁却把笑容收了起来，郑重其事地对学生们说：“我这个人小时候与众不同，淘气得很，今天讲到这里，就说给你听听吧。”

听阳明先生说要讲小时候的故事，钱德洪和王畿都来了兴趣，凑过来细听。

王守仁又想了片刻，这才缓缓说道：“想必你们也知道，我父亲是状元出身，极有学问，我在父亲身边耳濡目染，读书比一般孩子早，学问上比他们明白，诗词文章也算过得去，别人或是觉得我聪明，或是看着我父亲的面子，个个都夸我，人人都惯着我，惯来惯去的，就把我惯坏了，不知道天高地厚，只爱说些大话。有一回在学堂里问教书的先生：‘什么才是人生第一等事？’那位先生知道我父亲是状元公，就说：‘像你父亲那样读书中状元，就算是天下第一等事了吧。’哪知我当时说了一句：‘读书考状元不算什么，’做圣贤‘才是人生第一等事！’先生吓了一跳，就把这事告诉了我父亲，父亲听了就笑话我，说：‘你也想做圣贤吗？’我当时嘴上不敢说什么，心里很不服气，心想：凭什么我就做不得圣贤呢？”

听了这话，钱德洪立刻高声说道：“先生这话没有错！所谓‘人人皆可为尧舜’。又说‘人人心中有仲尼’。先生为什么就不能做一个圣贤呢？”

“人人皆可为尧舜”本是阳明心学一段要紧的内容，钱德洪毫不迟疑地说出这话，可见颇有胆量。王守仁最欣赏这种胆魄，微微点头：“你这话也在理，可细想想，却只有一半的道理，另一半还不足。”

阳明先生平时讲学，常对弟子们提起“人人皆可为尧舜”的话来，近些年提出了致良知的口号，更是常用“满街都是圣人”的话给弟子们励志。现在钱德洪把这个见解提出来，本以为先生一定会赞同，哪知王守仁却说“只有一半道理”，钱德洪忙拱手说：“学生愿闻其详。”

王守仁微笑着叹了口气：“这件事还是在我身上说吧。我小时候对人说‘做圣贤是第一等事’，别人听了有的赞我有志气，有的笑话我吹牛皮，这倒不要紧，因为我自己是认真的，后来我也曾经下苦功‘格竹子’，又狠狠读过几年圣贤书，苦苦钻研昼夜不息，结果几年下来怎么样？累得病了好几场，到最后竟留下一个咳血的病根子！现在一入春还犯病呢。”

是啊，王守仁年轻时候为了实现自己心里那个“格物穷理成圣贤”的傻志向，在做学问上头真正下过一番笨功夫，因为用功太狠，老父亲都看不过去，命人把他读书的蜡烛收起来，不让他夜读。可王守仁不听劝，自己把蜡烛藏起来，等别人睡了，照样秉烛苦读，一连苦了几年，“圣贤”没学成，倒生了一场病，养了两年才好，还落了个病根子。

这些年轻时的糊涂事儿，王守仁平时不对别人提起，他这些学生也不知道。现在王守仁把这些说了出来，钱德洪和王畿听了都唏嘘不已。

天下读书人个个十年寒窗，谁没下过苦功呢？像王守仁年轻时吃的苦头，钱德洪和王畿未必没吃过，所以他们知道阳明先生的苦处。

其实王守仁要说的并不是这个意思，见两个弟子皱眉不语，怕他们在这上头闹误会，赶紧又说：“我年轻的时候虽然自己说了个‘成圣贤’，其实并没把所有精力都用在做学问上头，十来岁的时候，听说蒙古人在长城外骚扰，我就想着投笔从戎做一个将军，于是学习弓箭骑术，读了好些兵书，可老父亲不许我琢磨这些，逼着我读书考进士，不得已，把这些任侠好勇之事都扔下了。后来我考中了进士，在工部观政，在户部当主事，没什么正经事做，就学着别人的样子入了一个诗社，写诗玩儿。哪知京城之地藏龙卧虎，在诗社里让我碰上了李梦阳、何景明、边贡、顾璘、康海这些人，个个都是天下闻名的大才子！我写的那些诗在小县城里拿出来一看是好的，可跟这些人一比，没有才气，弄了些日子觉得没意思，就退出诗社。可是不写诗又没事可干，怎么办呢？又想起小时候那个‘做圣贤’的志向，就捡起来，苦学一回，学出一身病来。只好又扔下，转而学道，学了些日子又转而学佛，经书读了几百本，满脑子都是避世出家的怪念头……”

阳明先生说到这里，一旁的王畿忽然笑道：“这个我倒听说过，先生当年参禅有了境界，曾经在杭州虎跑寺里遇到一个和尚，三年不出房门，也不和别人说话，先生见了就大喝一声：‘这和尚眼巴巴在看什么，口里絮絮在说什么！’那和尚听了，急忙起身和先生见礼。”

王畿的话还没说完，王守仁已经连连摆手：“不提这些啦，说起来自己脸都红。”话锋一转又回到正题：“我十来岁就在人前说下大话，要‘成圣贤’，可年轻的时候并没真正在这上头努力，一下子做这个，一下子做那个，弄到最后什么也没做成，只做成了一个‘纨绔子弟’！整天浪**闲游，一点也不踏实——后来我的老友湛若水说我年轻时有‘五溺’之病，就是在拿这个事儿说笑。那时若有人问我：‘你那做圣贤的志向还要不要了？’我必然无言以对，因为我小时候立的大志，到成年之后早就抛荒了。”把两个弟子看了一眼，缓缓问道：“你们说说，我年轻时明明立了大志，为何不能成事呢？”

阳明先生这一问十分深刻，钱德洪和王畿都不知如何回答，皱着眉头想了好久，还是王畿脑子快，忽然答道：“先生那时候年纪小，对学问理解不深，脑子里只生出一个‘成圣贤’的空念头，却并不知道‘圣贤’是要做什么，怎么做。就因为这个志向过于空泛，如同海市蜃楼一般，弄得长大之后无所适从，慢慢就把路走偏了。”

王守仁抬手一拍大腿：“说得对！我只说要‘做圣贤’，却不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个大道理，没弄明白‘圣贤’是干什么的，以为‘圣贤’就是出人头地，就是读书读出别人不懂的道理；写诗写出别人没见过的句子；谈佛讲道，让别人以为我高深莫测，结果弄了一肚子私心，满脑子杂念！这么个糊涂人，哪能成‘圣贤’？现在回头一想，真把人笑死了！你们说，我当时犯的是什么毛病？”

不等王畿说话，钱德洪已经抢着说道：“先生这是‘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的毛病吧？”

王守仁点点头：“你说得对，我年轻时叫嚣空谈，全不成才，变成了无用的纨绔，就是犯了这个‘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的毛病。”说到这里，看着王畿，忽然问：“你刚才问我的问题是什么？”

眼看阳明先生把话说到要紧处，却忽然换了话头儿，王畿一愣，半天才想起来：“我问先生‘狂者’的含义。”

王守仁点点头：“狂者’究竟是怎样的人，几句话说不清楚，现在我把自己年轻时的故事讲给你听，你或许能明白。其实我年轻时就是个‘狂者’，头脑中虽然只有一个‘空念头’，可这念头毕竟也算是一个大志向，我胆子又大，敢于对别人说起，甚至敢于去实践理想，这么一来，我这个人就直率坦**，心里没有不可告人之事，这时候的我就是孔子说的‘狂者’，只要弄懂了‘圣贤’二字的真意，明白‘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道理，在这个基础上再一努力，就能真正走上成圣之路了。就算我一时没明白这个道理，可是只要有这个‘狂者胸襟’在，至少不会沦为卑鄙的乡愿。”

王守仁把道理讲到这里，钱德洪这才明白：“这么说来，‘狂者’是个成圣贤的坯子，虽然还不成器，毕竟清白干净，未被世俗污染，但要真想成圣，还需要认真在炉火里淬炼一回，这才成器。”

王守仁微笑道：“对呀！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就是这个意思。狂者，是个还未烧成器的坯子，只要烧得好，立刻成器，所以狂者一定要有进取之心，敢入炉火，自我烧炼，千万不能把个‘空念头’放在嘴上，光说不做，就像我年轻时那样，自己把自己耽误了。狷者又不同，他们老实本分，天性固执，没有狂者那样的大志向，这样的人虽然平凡了些，却也不能苛责他，孔子认为：‘狷者’只要守住道德底线，不要失去原则沦为乡愿，就已经很好了。但孔子这话里有一个伏笔，你看出来没有？”

王守仁的问题时时出人意外，钱德洪忙问：“是什么伏笔？”

在阳明先生这些弟子中，狂者、狷者、乡愿都有。其中像王艮、陈九川那样的是狂者，黄绾之流后来沦落成了乡愿，而钱德洪，是个典型的狷者。

因为钱德洪的悟性不是很高，阳明先生对他讲道理也不得不讲得更直白些：“孔子在这里讲了，狂者必须有进取之心，狷者必须守住原则底线，那么狂者若失了进取心会怎样？狷者若守不住原则底线又会怎样呢？”

钱德洪想了想：“只怕会堕落成乡愿吧？”

王守仁连连点头：“说得对！‘乡愿’不是天生的，而是变化出来的。很多人年轻时本是个志向远大的‘狂者’，可惜他们空言‘志向’，却不能明白‘立人、达人’的重要，结果努力多年，一事无成！到最后志向全变成了空喊，变成了叫嚣，自己十分郁闷，不知出路在哪里，旁人也觉得这个人只会吹牛皮说大话，眼高手低，毫无用处，甚至觉得他吹牛皮的样子很讨厌，把他视为败类。久而久之，这个人的志向渐渐摧折，人也颓唐不堪，到最后，有不少人都沦为乡愿了。我们看一些人，年轻时说话做事灿然一新，蒸蒸日上，仿佛只要稍一淬炼就能成器，可到中年以后，竟沦落成了可耻的‘乡愿’，实在可惜得很。‘狂者’不能进取，会堕落成‘乡愿’，可‘乡愿’们媚俗已深，恶习已成，很难再变成狂狷之辈，所以世上‘乡愿’极多，‘狂者’甚少，就是这个缘故。”

阳明先生一席话，把古往今来无数有志有为的年轻人最终堕落的缘由给说透了。钱德洪和王畿听了这些话，心里暗暗惊讶，略一反思，更觉得震撼。

王守仁叹了口气，又说：“就说我自己吧，年轻时是个狂者，虽然还没有明白‘吾性自足，不假外求’的道理，毕竟有胆量，敢于上奏劝谏皇帝，哪知竟因此挨了打，贬了官，眼看忠而见弃，满心都是委屈，脑子里只想着如何隐退，回老家去做个田舍翁。后来被贬到龙场做驿丞，侥天之幸，被我悟到了圣学真谛，这才得以自救。要是让我三十五岁回绍兴做了乡绅，以我当时的心境，只怕早就成了‘乡愿’了。”

半晌，王畿喃喃道：“原来狂狷之辈堕落成‘乡愿’竟是这么容易……”

王守仁看了他一眼，点头说道：“对！狂狷者很容易沦为‘乡愿’，所以《尚书》里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就是这个意思。要想不沦为乡愿，就要做到‘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惟一’就是立下一个远大的志向，‘惟精’就是下一番‘致良知’的功夫，‘允执厥中’就是孔子说的‘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只有真正立下大志的人，才能一路坚持下去，死而后已。若只空谈‘志向’，却不能落在实处，不能下‘致良知’的苦功夫，年轻时立的志向变成了空喊，成了大话欺人，等到中年以后，就难免蜕变为乡愿。”

听到这里，两位学子耸然动容，钱德洪低声说道：“原来‘惟精惟一’是这么个道理……”

王守仁在旁说道：“是啊，‘惟精惟一’是什么？在我看来，就是‘惟务求仁’！什么是仁？就是利他，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对咱们这些读圣贤书的儒生而言，‘克己复礼为仁。’先在自己心里下一番致良知的功夫，再用这良知去劝谏皇帝，为民请命，替百姓办事，这就是咱们这些人要讲求的‘仁’，能把这个志向放在心里，一生追求，死而后已，这就是儒生们成圣贤的路。”

到这里，阳明先生把狂者、狷者、乡愿之间的区别讲透了，把怎样由“狂”入“圣”的道路也指明了，剩下的，就看他的弟子们怎么去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