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王守仁被嘉靖皇帝封为新建伯之后仅过了几个月，曾经官至南京吏部尚书的成化辛丑科状元，一位把官场潜规则领悟到绝顶的老先生——王守仁的老父亲王华，病故了。

古人说：“塞翁得马，焉知非祸。”王守仁半辈子遭算计、受迫害、艰难困苦九死一生，老父亲在家里不知替他担了多少心，落了多少眼泪，那时候老先生倒安然无恙，哪知王守仁忽然封了世袭伯爵，喜讯临门，倒惹出祸来了！

老父亲突然去世，王守仁哀痛不已，立刻上报丁忧，暂时辞去一切官职，回家为父亲守丧。在这一年里王守仁闭门谢客，直到守丧满一年之后才打开府门与朋友、学生们相见。

自从悟到圣人心学的要旨以后，王守仁固居龙场，就在龙场驿站讲学，住在贵阳，就在贵阳书院讲学，到了京城在大兴隆寺开讲，去了滁州更是广收弟子，把圣人之学大讲特讲，就算去南赣剿匪安民，到南昌消灭叛军，事情再忙，只要抽出时间来就必定要讲学。现在王守仁在家守丧，依朝廷惯例，丁忧为期三年，三年之年，做官的事不必再提，于是阳明先生成了一位难得的闲人，而浙江、江西、南直隶、湖广、广东、福建以至北方各省学子慕名而来求学的多至成百上千。眼看这么多学子有志于圣人之学，愿意接受“知行合一”之教，王守仁当然很高兴，就在绍兴城内的光相桥边建了一座书院，广收弟子，继续讲授他的良知之学。至于那个“新建伯”的世袭爵位和南京兵部尚书的官衔儿，早被这位心学宗师忘在脑后了。

这天王守仁从外面会客回来，刚进门，弟子王艮走了进来，看着王守仁欲言又止。王守仁忙问：“有什么事吗？”

王艮略犹豫了一下才说：“是这么回事，先生出去会客的时候，有个人到书院里来求见，说想拜先生为师，人看起来很庄重，态度也诚恳，只是有些与众不同的地方……我们觉得像他这样恐怕学不到什么，就想劝他回去，可此人意思坚决，不肯走，一直等在书院里。非要和先生见一面不可。”

自从阳明先生回到家乡，在光相桥下办起书院，来求学的儒生络绎不绝，白天教室里挤得满满的，晚上屋里打的地铺一个挨着一个。现在有个读书人来拜师，实在是件再平常不过的小事，王艮却说这人“恐怕学不到什么”，意思是不想收留人家，倒让王守仁觉得奇怪：“孔子有言：‘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只要是来求学的，咱们就没有避而不见的道理，何况你也说了，这个人又庄重又诚恳，这样的人怎么会学不到东西呢？”

见阳明先生没听懂自己的意思，王艮有些尴尬，搔了搔头皮，半晌才说：“我不是这意思，只是这个人不会说话……”见王守仁皱着眉头，显然还没明白，不得不把话说粗鲁些，“来的这个学生是个哑巴，只会‘啊啊’地跟人打手势，一句话也不会说，而且又聋，别人说的话他一个字也听不见。像这么个听不见、说不出的聋哑人，怎么能在先生这里听课呢？所以我们才劝他回去。”

原来王艮说的是这么个意思，可笑王艮嘴拙，半天才说明白，王守仁也笑了：“你这人说话真是不清不楚。”自己一想，也觉得这事不太好办，又问王艮，“这个学生叫什么名字，他认识字吗？”

“此人名叫杨茂，倒是能读会写的。”

王守仁点点头：“能读会写就好办。人家既然要见我，没有不见的道理，就请杨茂到这里来，我与他笔谈。”

既然阳明先生点了头，王艮也就出去，片刻工夫把杨茂领了进来，只见此人三十来岁年纪，中等个儿，戴一顶四方巾，穿着蓝夏布袍子，蓄一部短须，皮肤白净，相貌温和，态度诚敬，果然是个谦谦君子。上前恭恭敬敬对阳明先生行了一礼，面露微笑。王守仁忙指着对面的椅子说：“你请坐吧。”

这时候书院里的学生们也听说阳明先生要与一个聋哑人“笔谈”，都觉得新鲜，不少人挤在屋门口看热闹。见这个阵势，杨茂有点儿局促，笑着不肯坐。王守仁又再三示意，见杨茂总是客气，只得上前来拉他的衣袖，杨茂这才在椅子上坐了，又对王守仁拱手示意。

这时王艮已经把纸笔摆在桌上，杨茂拿起笔在纸上写道：“听说阳明先生创下‘良知’之教，学生心向往之，然而路途不便，数载未能成行，今始来受教，幸甚！”

看了这些字，王守仁微笑颔首。

杨茂又在纸上写道：“请问先生，何谓良知？”

王守仁也拿起笔在纸上写道：“我素来自悟，以为良知便是孟子所说的‘义’，此是人心中一点灵明，一个准则，随你如何，不能泯灭，由此扩而充之，则天下事无所不包，无所不含，最是要紧。”

杨茂略想了想，又在纸上写道：“先生平日有‘知行合一’之说，又是如何？”

王守仁在纸上写道：“我平时常对人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这些话不知你听了是否有感触？然而最近我又有所悟，得了‘致良知’三个字，回头再看‘知行合一’却更加简易了。所谓知，无非是知个‘良知’，所谓行，无非是‘致’一个良知，于是良知是‘知’，致良知就是‘行’。只要有了‘致良知’三个字，知与行自然一体，自然合一，再也无法分开，人这一生只要知道一个良知，在良知上头切实下功夫，良知以为正确的就坚持到底，良知以为错误的就否定到底，良知认识到错误就立刻改错。要坚持的东西，绝不因别人威胁就放弃了，要否定的东西，绝不因别人利诱就不否定它了，知道自己错了，就要立刻改过，绝不能因为顾体面，或者顾着私利而不改，甚而讳疾忌医。儒生们只要在这上头认真下功夫，把‘致良知’三个字切实做到深处，必然学问日进，私欲日减，此是成圣贤的一条明路。”

王守仁这些话是他对自己良知之学的一个总结，不但杨茂看得仔细，一帮学生们也都走过来小声读了一遍，交头接耳低声议论，都暗暗点头。

等众人都把阳明先生写的字纸看了一遍，又传回杨茂手里，杨茂再把这些内容认真看了一遍，折起来珍而重之地揣进怀里，站起身对阳明先生深深作了个揖，又在纸上写道：“学生久慕先生之名，今日一见受益匪浅，然而学生家事冗杂，道路又远，不能在先生身边朝夕受教，请先生再于要紧处指点一二，愚日后在家也好依这‘良知之教’痛下功夫，成圣贤三字不敢当，只求做个有用的人罢了。”

原来杨茂自知身有残疾，在书院里学习很不方便，又有家事，所以不能在书院里久住，只是来拜望阳明先生，立刻就要走。

杨茂这个人品性敦厚，诚恳好学，让人觉得亲切，知道他不能在此久留，王守仁觉得有些可惜，听杨茂说想得些指点，回家之后痛下功夫，这话说得也很好，王守仁皱起眉头凝神想了半天，才又在纸上写道：“良知之学甚是简易，只要着实做去，必有所得。我知你口不能言，耳不能听，但我问你：你的心里尚能辨别大是大非吗？”

杨茂在纸上写道：“我能辨别是非。”

王守仁又写道：“这么说来，你的口不会说，耳不能听，但是你的心与别人还是一样的，仍然有一个良知在里面，对的，便认他一个‘对’，错的，便说他一个‘错’，这上头是能认定的？”

杨茂起身拱手点头，表示确实如此。

王守仁又在纸上写道：“这就行了！你记住：人生在世最要紧的就是有一颗能辨别大是大非的正直之心。只要咱们心里存着良知，存着天理，立了一个成圣贤的志，做了一番成圣贤的功夫，就算口不能言，耳不能听，也照样是一个不能言不能听的圣贤。假如心里不存天理，昧了良知，只有一腔禽兽一样的邪恶私欲，就算嘴巴再伶俐、耳目再聪明又如何？也照样只是个能说会听的禽兽罢了。”

王守仁今天对杨茂说的话，表面看来平平无奇，其实里面含有微言大义。杨茂追随王守仁的时间短，对于心学内涵还不能尽知，对王守仁说的话也就只能略有感触罢了。可是在一旁看着的王艮却似有所悟，连连点头。

王守仁又在纸上写道：“你心里既有一个能辨别大是大非的良知在，我就教给你一个好办法，只要终日行你的良知，不消口里说；只要终日听你的良知，不消耳里听。在家侍奉父母，就尽你良知里的孝；对兄长，就尽你良知里的敬；对乡党邻里、宗族亲戚，就尽你良知里的谦和恭顺。只要你能一直把握自己内心里的良知，良知认为对的就去做，良知认为错的就不去做，这样就好。即使外面的人说你对，也不用去管；说你不对，也不用去听。”

王守仁这话里包含的意思重逾千钧，杨茂认真看了这些话，仿佛也有所领悟，忙用手指心，又以手指天，意思是说：“我心中自有良知，上天可鉴。”在一旁看热闹的一帮学生却没一个人悟到阳明先生话里的深意，只有王艮把手一拍，叫了一声：“先生说得好！”

王艮这一声喊叫，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引了过来，王守仁笑着问：“你觉得我哪里说得好？”

王艮看看先生，又看看杨茂，再看了一眼围在身边的学子们，只嘿嘿地憨笑了两声，却什么也没说。

这天晚上吃过晚饭，王守仁和弟子陈九川坐在房中闲谈，忽然有人轻轻叩门，接着屋门一开，王艮走了进来。

在王守仁门下诸多学子之中，王艮是个特立独行的人物。

王艮本名王银，是个盐丁出身，家里十分贫苦，后来靠着做生意赚了些钱，日子才好过了些。这个人小时候没读过多少书，却很仰慕读书做学问的人，就专门来拜王守仁为师，要学这套良知学问。王守仁初见此人就觉得他极有悟性，颇为难得，把他收列门墙，又专门给他改了个名字，不叫王银，改叫王艮。

这王艮的脾气确实与众不同，说话很直，但凡学有所得，心里有了什么念头，只管当众说出来，全无顾忌，他没读过多少书，学问似乎不及那些同门，因此被同辈中人看不起，王艮也不在乎。王守仁对王艮这个学生另眼相看，特别重视，见他笑嘻嘻地走进来，就问了句：“什么事这么高兴？”

王艮笑道：“刚才我吃了饭没事做，到街上走走，想不到遇上一件稀罕事。”

“什么稀罕事？”

王艮收起笑容，郑重其事地说：“学生走在街上，只见满街都是圣人……”

王艮这话若是旁人听了，只怕会吓一跳，可王守仁却只是微微一笑，说了句：“这事一点也不稀罕，你看别人是圣人，别人看你也是圣人。”王守仁与王艮这一问一答机锋十足，颇有点“伯牙子期”的知音味道，王艮更加高兴，忙问：“依先生这么说，天下人真的个个都能成圣贤吗？”

“只要立一个圣贤之志，下一番良知功夫，人人皆可成圣贤。”

王艮连连点头，半天又问道：“就连皇帝老子也能成圣贤吗？”

王艮这个问题倒让王守仁有些吃惊，抬头把他看了半天，没有回答，却反问了一句：“你为什么有此一问？”

王艮又犹豫了好半天，这才慢慢地说道：“我平时读的书少，到先生身边的时间又不长，在学问功夫上不能和别人比，但我这人脾气直，心里有话藏不住。平日与同门讲论学问的时候，听他们引用孔夫子那句‘唯上智下愚不移’的话责备天下百姓，我就觉得不舒服，心想老百姓再如何，到底不是坏人，他们就算糊涂些，毕竟与那些邪心私欲之辈不同，孔夫子把‘上智’和‘下愚’放在一起责备，这对百姓来说岂不是不公平吗？”

王艮这时候来找阳明先生，显然不是争论孔子之言对不对的，一定是在学问上有了感悟才来。于是王守仁并不追问，只微笑道：“你想到什么只管说出来就是了。”

王艮又沉吟片刻，才说：“我来追随先生以前是个买卖人，是个穷苦出身的老百姓，自认为自己就是个‘下愚’之类，所以别人讥讽‘下愚’我听了就生气，就和他们辩，可这些人懂的道理多，话说得巧，我辩不过他们，自己回去一想，又觉得人家说得也对，天下百姓果然愚昧得很！可我们自己也不想这么愚昧，这么糊涂，这么冥顽不灵，只是弄不清道理在何处，又没人给我们讲！所以百姓们糊涂不是百姓的错，有学问的人这样讽刺百姓，总归还是不对吧？”

“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确实是孔子责备天下人的话，王守仁早年做官的时候，面对那些无知无识冥顽不灵的百姓无可奈何，也曾引用孔夫子的话责备过百姓。但孔子也好，王守仁也好，他们都立下了救民于水火的大志，要救的本就是百姓，又怎么忍心去责备这些人呢？所以“下愚不移”四个字不过是一句牢骚，并无恶意。

然而天下的读书人却并不都像孔夫子和王守仁这么明白事理，其中有不少人迂腐、恶俗，从心眼儿里瞧不起百姓，“下愚不移”四个字从他们嘴里说出来就带上了恶意，也难怪王艮这位来自民间的学子听了心里不痛快。

现在王艮对阳明先生问出这个问题来，问得在理。王守仁点头笑道：“你说得对！百姓无知愚昧，并不是百姓的错……”

不等王守仁把话说完，王艮已经抢过话头去了：“早先我一直想不通，百姓们其实也有上进心，可是为什么就会糊涂到底呢？直到今天，先生给那个又聋又哑的杨茂讲道理，我在边上看着，也不知怎么心里一动，忽然就想到了，原来天下百姓之所以糊涂无知，就是因为他们一个个又聋又哑！”

王艮这句话说得太好了，王守仁连连点头：“你能看出这点，实在不简单！”

给阳明先生夸了一句，王艮更来了精神，嗓门也比刚才更大了：“不是百姓们天生糊涂，也不是百姓们不肯上进，其实说到底，是因为天下人都是些聋子哑巴，耳朵听不见，嘴巴说不出。耳朵听不见，哪能知天理，懂良知？嘴巴说不出，想问无处问，想诉无处诉，这一聋一哑配起来，百姓们当然全成了糊涂虫，不糊涂才有鬼！”

王艮这个激烈的脾气十分有趣，王守仁只是微微点头，并不打断他。于是王艮继续说道：“我跟着先生这些日子，天天听先生讲‘致良知’的功夫，又知道了‘人人皆可成圣贤’的大道理——今天先生对杨茂说，让他‘但在里面行那是的心，莫行那非的心，纵使外面人说你是也不需管，说你不是也不需管’。这说的还是致良知的功夫。我就知道天下百姓原来也都有救，都可以成圣贤，心里很高兴。可再一想，杨茂耳聋口哑，是他自己身上生了病，天下百姓一个个又聋又哑，却是何人所害？想来想去，就想到皇帝老子身上去了。我觉得天下人本来有口，有耳，是皇帝老子用谎话塞了百姓的耳朵，用严刑酷法堵了百姓的嘴，把天下人都变成了聋子哑巴，先生觉得我这话对不对？”

王守仁淡淡一笑：“你这话都对。”

见王守仁承认他讲得对，王艮的底气更足了：“所以我就想了：皇帝老子一个人掌握着天下一切权柄，世间一切事由他独断独裁，所有人的生杀大权在他一人手中掌握，可他为天下人做了什么？只是把老百姓都变成了聋子哑巴！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成为圣贤呢？”

王艮敢往这上头想，说明他着实有胆气。可他这话却又说偏了。王守仁微微摇头：“皇帝要想成圣贤，也不是不可能，但皇帝也必须像别人一样，认真下一番‘克己’的功夫，把良知提炼得纯而又纯才好。”

古往今来，敢说皇帝也要提炼良知的，大概只有这阳明心学一家了。

王艮忙问：“皇帝也可以提炼良知吗？”

王守仁用力点点头：“当然可以！我曾对人说过，良知就在日常事务中提炼，官员处置公事，也是一个提炼良知的好办法，而且官员在公务上提炼良知，比一般人效力更大些。因为做官不容易，一个身负权柄的人，天生就负担起了对天下百姓的责任，这个责任十分重大，以至于受苦受累都是分内事，有了功劳不能表，有了过失必受责。能受这样的大劳苦，担这样的大责任，又不居功的人，其良知本就已经颇为精纯了，你说是不是？”

王守仁这话说得极好，可王艮却根本不信，鼻子里“哼”了一声：“先生不过随口说说罢了，天下哪见过这么好的官？”说了这话又觉得不好意思，笑着补上一句：“或者先生自己是这样的好官，可别的官儿，我就不说了……”

王艮这个人实在直爽得有趣，王守仁笑着说：“我说的不是‘人’，而是一个‘道理’。按理说，做官的人都是自己立了大志，愿意为民请命，这才读圣贤书，考功名，出来做这个官儿。你见过谁是被别人拿绳子捆着、拿棍子打着去考举人进士的吗？既然是自己立志而来，要为百姓做事，当然就要吃苦，担责，而不居功了，《道德经》里说的‘不敢进寸而退尺’、‘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不就是这个理吗？你问哪个当官的，他敢说自己不是这个心思吗？所以这是道理。至于这些当官的是不是真这么做，另当别论。还记得我说的一句话吗？所谓‘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嘴里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其实并不去做，这就是他心里的良知被蒙昧了，变成一个‘不知’了！”

听了这番话，王艮总算有几分明白了，低头细想，嘴里嘟囔着：“原来皇帝也好官员也好，都是可以提炼良知做圣人的……”

“人人皆可做圣贤，皇帝也不例外。只是皇帝老子提炼良知，比一般人更难。”

王艮忙问：“怎么个难法儿？”

王守仁是个狠下过一番“致良知”功夫的大宗师，又有一个狂者胸次，话到嘴边不吐不快，于是拢了拢衣袖，正色说道：“我以前对别人说过，所谓良知之精纯如同真金一般，一个人身上负担的责任越重，他提炼出来的‘良知真金’也就越重，越大。于是尧舜如同万镒之金，孔孟重逾七八千两，又有五六千两重的，有一千两、五百两重的，甚而有一两、一钱之重的。其中‘尧舜’是帝王之属，他们肩负的责任比‘孔孟’这些人还要大，所以‘尧舜之辈’所提炼的‘良知真金’最大、最重。尧舜之时，我中华上国的土地尚没有这么广大，天下尚没有这么多人口，一切事都比现在简单得多，而尧舜要做‘圣王’，仍要提炼出‘万镒真金’那么多的良知才行，今天的皇帝若要做一个圣人，他所需提炼的良知岂止‘万镒’？所以当皇帝的不是不能下这‘致良知’的功夫，而是他要下这功夫，比一般人更艰难。”

阳明先生的话引得王艮陷入了沉思，半天才说：“我这个人胆大心浊，从小就不知道什么叫‘害怕’，别人常说我粗鲁，我自己也觉得自己未免粗蠢些。可是自到先生这里受教以来，渐渐明白了‘致良知’的功夫，也知道就算是我，照样可以提炼良知，做个圣人。可仔细想想，若要让我从心里提炼出一两重的良知，我有这个把握，若要炼出一百两的良知来，就不敢说了，至于炼成几千斤、几万斤重的良知‘纯金’，就连想都不敢想了——这么看起来，皇帝实在难做，由皇帝而成‘圣人’更是难上加难。”说到这里，又抬起头来想了半天，终于缓缓摇头：“这么说来，当皇帝的到底还是成不了‘圣贤’……”

王艮把话说到这里，连王守仁都不由得叹了口气。

说来说去，皇帝老子到底能不能成“圣贤”，竟似乎没了定论。

好半晌，王艮猛地抬起头来：“我想到了！皇帝老子若想成圣贤，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手中的皇权交还给百姓，自己低下头来甘心情愿做个普通人。若能如此，则皇帝立刻成了圣贤，正如佛家说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是同一个道理……”

其实王艮说的道理王守仁早在多年以前就想到了，只是这层窗户纸绝不可以点破，否则必是个砍头抄家的死罪，所以王守仁的想法只在胸臆之间，不能吐出唇外。可王艮却是个不怕死的家伙，一语道破，连王守仁都被他说愣住了。半天才喃喃道：“古往今来，谁曾见过皇帝交出皇权，心甘情愿去做一个普通人呢？”

到此处，王艮也终于一声长叹：“看起来皇帝老子终究做不得圣贤。”

在王艮面前，阳明先生也一时变得无所顾忌，把藏在心底多少年的真话讲了出来：“所以皇帝老子才要弄得天下百姓又聋又哑，因为天下人人皆可做圣贤，偏就皇帝做不得圣贤，百姓们要是不聋不哑，皇帝老子的宝座就坐不稳了。”

王艮眼睛望着阳明先生，嘴里缓缓吐出三个字：“怪不得……”

阳明心学的深处，讲的竟是这些东西，也难怪在大明朝，王守仁这套学说永远不能发扬光大了。

一时间，王守仁和王艮都沉默不语，心里既有畅所欲言后的畅快淋漓，又有“道之不行，已知之亦”的苍凉之感。

好半晌，王艮抬头看着先生，忽然嘿嘿一声笑了出来。王守仁忙问：“你笑什么？”

王艮笑着说：“我以前看过一本杂书叫《大唐西域记》，里面有个故事，说神猴孙悟空到须菩提老祖处去学神通，学道时听出微言大义，顿时喜形于色，同门师兄弟悟不到这些高明的东西，反以为孙悟空是不认真听讲，那老祖就用戒尺把猴子打了三下，关闭中门而去。别人都以为祖师生气了，孙悟空却明白祖师是让他三更时分从后门进来听讲，于是半夜去见祖师，就此学得一身通天彻地的本事。今天先生在静室之中与我谈论‘人人皆是圣贤’的大道理，竟似菩提老祖教化孙猴子一般，这是先生把大道神通私下教给了我，我怎么能不高兴呢？”

王守仁对王艮讲这些话，其实并没有“私下传授”的意思，只因为王艮这个人心胸胆气与众不同，由他的提问激发出王守仁这些思想来，于是阳明心学独家之妙、不传之秘，在无意之间被王艮尽得了去。

如此想来，今天这事倒真与菩提老祖和孙猴子的故事有相似之处，王艮这个玩笑开得实在有意思。

王守仁去世以后，他的弟子们乱了阵脚，阳明心学竟一分为七，出现了什么“浙中王门”、“江右王门”之类，提出一些现成良知、主静、归寂等莫名其妙的主张来。而在这些乱糟糟的“门派”之中，唯有王艮创立的“泰州学派”其学说本质最接近于王守仁思想的本意，学术上也最有生机。

当然，泰州学派所遭受的打击也远比其他各学派残酷，后来，这一学派干脆被朝廷彻底翦除掉了。这个结局一点也不稀奇。不说泰州学派的下场，单是“阳明心学”本身，在王守仁去世之后也被朝廷禁绝了整整四十年，后来眼看“阳明心学”被弟子们搅黄了，面目全非了，朝廷这才开禁……

古时候的事呀，就是这样，不新鲜，不奇怪。只能说，王守仁门下有个叫王艮的弟子，阳明身后出过一个泰州学派，这就已经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