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王叛军回攻南昌之时，王守仁已经在城里发出告示，再三申明，叛军进不能攻克安庆，退不能夺回南昌，已成强弩之末，战局不要紧了，城外的战事也与南昌城里的百姓们无关，可是听到城外喊杀连天，看着兵士们提着兵刃、骑着快马在街上奔驰，百姓们心里到底还是恐慌。直到南昌城里的守军在章江上两战两胜，又一次把宁王叛军打得大败而逃，南昌城里的人心才稍稍安定下来。
早先王守仁剿匪成功之余，在赣州办起濂溪书院公开讲学的时候，着实收了一大批有德有才的弟子，后来王守仁从赣州到临江，又转到吉安指挥平叛，这些弟子中几个有本事、有胆量的就跟着他到了吉安，之后王守仁一战夺回南昌，这些弟子又跟着他进了南昌城。等到宁王从安庆回撤，眼看叛军已经败了势，王守仁的一颗心放了下来，为了安定城里的人心，就在南昌府学里收拾出几间房子，让这些学生住了进去，召集南昌城里的学子聚到这里，让陆澄、陈九川、欧阳德、冀元亨等几个弟子领着他们一起读书，王守仁自己虽然要应付战事，忙得脚不沾地，可只要稍有闲暇，就必定抽一两个时辰到书院来讲论学问，既有安定人心之效，又有讲究圣学之功，倒是两全其美。
现在宁王在章江上两战皆败，大势已去，官兵扫**叛军已成摧枯拉朽之势，南昌城里人心大定，这些学子也都放了心，知道王守仁事忙，一时顾不到书院的事，陆澄等人就出来招呼学生们自讲自论，正在说得热闹，房门一开，王守仁穿着一身青布袍子，头上扎个网巾，脚蹬一双布鞋，笑容满面地走了进来。
见王守仁来了，这些学生们又惊又喜。陆澄忙走上前问：“先生怎么来了？”
王守仁反问一句：“我怎么不能来？”
“听说官军今天就要杀奔樵舍，歼灭叛军，活捉宁王，先生不去指挥兵马，怎么到书院里来了？”
听了这话，王守仁悄悄叹了口气：“叛军来袭之时声势威猛，我要与他死战，不得不亲自上阵。现在叛军已经败退，官军赶到樵舍无非是去杀人，我不想看这杀人的场面，所以不去了。”
一旁的欧阳德下意识地说了句：“剿灭叛乱是一场大功劳，先生……”说了半句，忽然觉得不妥，忙停住了。
欧阳德这话没有说尽，可话里的意思所有人都听懂了。
大明朝赏赐最重的就是平叛的军功，宁王叛乱来势凶猛，却被阳明先生一鼓而平，三万乡兵歼灭叛军十万精锐，真是一场天大的功劳！若换了旁人，今天一定摩拳擦掌上阵擒贼，把一切功劳揽到自己身上，好博一个位列公侯、封妻荫子的奖赏，像王守仁这样打恶仗的时候亲至前敌冒险，到立大功的时候不肯出征，跑到书院来讲论学问的，自古至今尚无此例。
可是仔细想一想，这件事倒也不奇怪。阳明先生是个奉行良知的人，早前良知让他护着百姓，于是他尽一切力量去歼灭叛军。现在叛军已败，良知却告诉阳明先生，官军是百姓，叛军其实也是百姓，只因为两个姓朱的家伙争夺天下，这些无知百姓就被裹胁而来自相残杀，每一条人命都死得冤枉，这场血腥的战争不是王守仁发动的，在战争完全结束之前他也制止不了，可这残酷的场面他目不忍睹，耳不忍闻……
这种时候，王守仁要是戎装佩剑冲到阵前去杀人立功，也未免太无耻了些。
王守仁的心事弟子中只有一半人明白，那些理解他的，对这位先生更加佩服。不理解的，王守仁也没必要多做解释。
既然阳明先生把战功视如鸿毛，弟子们也就趁这难得的机会好好与先生探讨学问吧。于是欧阳德上前问道：“先生平时常对我们说，孔孟儒学最要紧的一句话就是‘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我平时也常留意这句话，后来看了朱熹的注解，却说这‘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是个效验，这似乎与先生平时所讲有抵触，不知先生怎么看？”
听了这话，王守仁连连摇头：“朱熹的解释偏了，圣人之学，重功夫不重效验。”
王守仁这话说得斩钉截铁，欧阳德忙说：“可否仔细讲讲？”
王守仁缓缓说道：“什么是‘功夫’？说的就是一个提炼良知的过程；什么是‘效验’？就是不问过程，只看办事有什么成果。朱熹以为‘克己复礼’是个效验，这叫本末倒置，实是大错特错。”略想了想，又说：“我讲个故事给你们听吧：记得小时候在山阴老家有两间打铁的铺子，铁匠师傅都是好把式，打出来的铁器很受乡民喜欢，其中卖得最多的是锄头，两家的卖价一样，都是一只二十文。后来东边这家铁铺的主人想多做些生意，就降了价，每只锄头仅卖十四文，西家却不降价，大概过了不到两年吧，这两间铁铺倒掉了一间，你们觉得是东家的倒了，还是西家的倒了？”
阳明先生这个故事看似简单得很，别的学生还没说话，弟子萧惠在旁插嘴道：“当然是西边这家倒了。”
王守仁摇了摇头：“不对，是东边这家倒了。”
听了这话萧惠不以为然，忙问：“东边的铁铺子降了价，锄头应该好卖，怎么反而倒掉了？”
王守仁看了萧惠一眼：“东家、西家原本是一样的手艺，一样的材料，一样的功夫，所以也卖一样的价钱，现在东家为了多卖几把锄头，把价格降了，可他们到底也要赚钱，怎么赚？只好省些材料，省些功夫，把六文钱的利省出来，如此一来他家的锄头比西家差了不少，刃口不利翻不动土，打得又薄，不到一年光景就用不成了。乡下人一开始图他家东西便宜，都买他的，可拿回去一用，不好使，坏得快！乡民算了一笔账，觉得买这不好使的锄头多花力气，耽误工夫，反而吃了亏，心里很不痛快。结果一年不到，附近的人都知道东家铁铺打的铁器掺假，互相告诫，谁也不买他的东西，这间铺子怎么不垮呢？”
被先生这么一说，萧惠顿时无话可回了。
王守仁抬头把弟子们都看了一遍，见他们一个个认真倾听，这才缓缓说道：“同是打铁的铺子，同样的手艺，同样的材料，西家紧守着一个‘功夫’，虽然做出来的不是什么精巧之物，却兢兢业业只管把自家产品做到极致，这样的生意做得长久，做得稳当，这叫什么？这叫‘匠心独运’，就像我以前说的‘提炼纯金’，虽然这粒‘认认真真打铁器’的真金只有一两重，几钱重，却纯而又纯，只要一辈子这么坚持下去，这位打铁师傅也能成一个‘打铁的圣贤’。可东家为了眼下多赚几个钱，偷了工，省了料，卖的东西虽然便宜，别人用了觉得上了当，却要骂他。就为了多赚几个钱，为了这么一点点‘效验’，这个手艺人竟把良知昧了，就像我说过的‘铜铁铅锡纷然杂陈，到后来不复有金矣’。这样一个良心被蒙蔽了的人，虽然有手艺，却做不成事，今天在这里开铺子是这样，搬到别处去，只怕也是这样；打铁的时候他是这样，做别的买卖也是一样，除非他良知发动，自我反省，否则，真不知如何了局。”
王守仁几句话说得众弟子都沉思起来。
眼看是个好机会，王守仁就把话引到深处去了：“儒学讲究的是个克己功夫，天下无论士农工商，人人都要在这上头用功。做手艺的要把手艺做到极致，做买卖的要把诚信做到极致，那些做官的人尤其要把良知做到极致。一个心里只有良知的官员，只知道做这个‘克己功夫’，上任伊始就在想：‘我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事，只知道要诚心实意替老百姓办实事。’这样的人才能真正做个好官。那些不重功夫只重‘效验’的货色不是这样，让他们去做知县，还没上任就想着做些什么露脸的事儿，博一个政绩，好升知府，到了任上就胡乱操办，做了一堆没用的事，不问百姓是否受益，只求上头看了喜欢。这样的人，给他个知县，他想升知府，于是搞一个假政绩；真的升了知府，他又想升按察，这就又搞个更大的‘政绩’出来；给他升了按察司，他又想做布政，于是加倍耍手段逢迎上司，坑害百姓。这种人官做得越大，心里的良知越少，人也越发邪恶，办的坏事越多，到最后真就变成一个禽兽不如的东西了！这就是只重效验不重功夫造成的恶果。”
王守仁把话说到这里，众弟子们皆有感触。欧阳德在旁边问道：“既然圣学重功夫不重效验，为什么朱熹又专门做一个效验之说呢？”
王守仁略想了想：“朱子提出这个‘效验’之说，大概是补他自己学说上的漏洞吧。因为朱熹以为圣人之学‘知先行后’，重‘知’而轻‘行’，如此一来，以此学说为基础的读书人就容易犯‘关起门来读死书’的毛病，读书人读成死书，坐困斗室，一生尽毁，这可不是朱熹想看到的结果。所以他专门强调一个‘效验’说，让读书人除了做那个‘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书呆子学问之外，还记得要走上社会努力一番，成功成名，追求一个‘效验’。说穿了，这是朱熹发现‘先知后行’有病，就给自己开了这么个‘效验说’的方子罢了。可病对身体不好，药这东西对身体也不好，先给自己弄出一个‘病’来，再吃些药来‘治病’，结果是病没治好，药毒倒进了身体，又引出别的病根子来了！”
王守仁这么一说，弟子们都笑了。
王守仁自己却没有笑，而是郑重其事地说道：“其实圣人之学最重视‘良知功夫’，从来不重视‘效验’。孔夫子周游列国之时何等艰难，别人笑他糊涂，骂他是‘丧家犬’，孔子说什么？只说了句‘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意思是说：这套道理或许在当今天下行不通，我已经知道了，可这道理是对的，是救天下百姓的大道理，我自当奉行到底，绝不半途而废！诸位想想，这‘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是功夫还是效验？”
其实‘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这句话从头到尾已经否定了“效验”二字，只剩了一个“功夫”在里头，否则明知“不行”还要继续做下去，孔圣人岂不成了疯子？阳明先生随便举一个例，就是根本不可辩驳的，学生们听了个个点头称是。
说到此处，阳明先生也有些兴奋起来，提高了声音：“孔子说‘重功夫不重效验’的话又岂止这一处？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怎么个任重？‘仁以为已任，不亦重乎？’怎么个道远？‘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为了一个‘仁’——在孔子就是追求一个‘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一直追求到死那天才罢，不是到这时候就不做了，而是因为人已经死了，实在没有办法再做下去了，这才罢手！这是功夫还是‘效验’？显然是个功夫！再有，‘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拿自己的生命来维护一个‘仁’的理念，这是个功夫还是个效验？若依‘效验论’来说，那天下读书人都应该是‘用无耻以求官’才对吧？天下的买卖人都应该是‘用奸诈以求财’才对吧？‘成仁’这两个字岂不是不提也罢？什么是‘仁’，良知之诚爱恻怛处就是仁！这种地方要是出了错，世人都只重‘效验’不重‘功夫’了，好吧，那良知咱们也都抛弃了吧……这还得了吗？”
王守仁把学问讲到这个地步，学子们对于“重功夫不重效验”再无疑问，欧阳德想了一会儿，又忍不住问道：“我记得《论语》里有一句‘古之学者为已，今之学者为人。’以前看了这话不太能理解，今天听先生讲学，隐约觉得孔子这句话似乎与‘重功夫不重效验’的说法有关联，先生以为如何？”
王守仁点点头：“你这话问得好。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和‘重功夫不重效验’其实是一个意思。孔夫子认为早前的学子们做学问是为了提炼良知，下一番‘克己’功夫，可孔子生在春秋末年，天下大乱，物欲纷纷，读书人做学问全是为了求‘效验’，是要炫耀自己的学问给别人看，用学问做敲门砖去博功名富贵，于是士人学子争先恐后奔走于诸侯之间，卖弄学识，摇唇鼓舌，为求富贵不惜代价，所谓‘学会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出卖的既是学问，更是良知，结果天下越来越乱，百姓越来越苦，就连那些出卖自己的士人也大多不得好死。孔子正是有感于时事，才说出这样的话来。可惜孔夫子想劝天下人，天下人却不听劝，孔子也没办法，叹息而已！”
欧阳德听得连连点头，半晌却又问：“孔子如此哀叹，似乎对‘今之学者为人’之弊深有体察，难道说孔子门下弟子中也有这种不成器的货色吗？”
欧阳德这话实在有趣，王守仁笑着问：“你觉得呢？”
欧阳德正色说道：“我觉得孔子时代人心淳朴，还不致利欲熏心到如此地步。且孔子一生教育弟子三千，贤者只有七十二人，想来这七十二贤者总不至于如此吧？”
王守仁冷笑一声：“你这话就错了！天下人的私欲之深，古今都是一样。孔子只看到他那个时代的学子是些‘学而为人’的货色，故此发出感慨，我们这些人只看到我们身边的学子利欲熏心，倒以为孔子时代的人就不是这样，这叫什么？这叫一厢情愿。你刚才说孔门弟子皆是大贤，不至于此？那你知道子思讽子贡的故事吗？”
确实，古书中曾经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子思、子贡同为孔子门生，子贡做了大官，家资极富，子思安贫乐道，穷困潦倒。一次子贡来拜访子思，见其家破败不堪，子思衣衫褴褛，扶荆杖而出，就笑话了子思几句，不料子思反唇相讥，说道：“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学以为人，教以为己，仁义之慝，舆马之饰，宪不忍为也。”一番话说得子贡无言以对。后人虽然不知道子贡为官时做了些什么事，可子思如此讥讽，似乎空穴来风，未必无音。
这些古圣先贤的典故欧阳德当然知道，低头想了想，喃喃道：“子思之言虽然偏激，但子贡追随孔子多年，一起遭绝粮之厄，又为孔子守墓六年，如此大贤，想来也不会做什么不良之事吧？”
儒生们一辈子读圣贤书，把孔孟当成圣人来崇拜，对于孔子身边的弟子们也敬佩有加，不敢存一丝怀疑。现在王守仁说出一个典故来，欧阳德也知道，可他心里成见太深，没法轻易改变，仍然固执己见。
王守仁也不和学生们争论，淡淡一笑：“论语》里还有个故事：孔子有一个弟子名叫冉求，曾任孔子家宰，又有一个弟子名叫公西赤，也在鲁国为官。后来公西赤出使齐国，冉求来见孔子，说公西赤远行，老母无人看顾，想送一批粮食，孔子说可以送一釜，冉求以为太少，孔子又加一庾，以为不少了吧？想不到冉求一次送给公西赤家小米五秉！孔子所说的一釜不过六斗四升，一庾不过两斗四升，而五秉之粟却是整整八百斗，超过了几十番！孔子知道后责备冉求，说了句：‘君子周贫不济富。’你想想，孔子这么说，是因为他心疼这些小米吗？显然不是，孔子是看不惯他这些当官的弟子互相拉拢结纳的歪风。”扫了众弟子一眼，又说：“孔门弟子又如何，当了官之后照样互相拉拢。再看看今天的官场，认座师，攀同乡，拉帮结派互相勾连，比孔子时代更加污浊十倍了，这都是‘效验’之说害人。”
《论语》是一本明明白白的著作，只是后人的心智都被历朝文人所做的各种“注解”约束，很多事明摆着，却读不透。现在王守仁这么一解，学生们都觉得很新奇，欧阳德笑着说：“先生说的这些事，我们平时虽也读到，却未留意。”
读圣贤书却未“留意”，这是天下儒生大毛病。今天既然讲到此处，不妨多说些话，让这些“不留意”的学生听听吧。
“孔门弟子颜回死于鲁哀公十四年，死时一贫如洗。可颜回死后，其父颜无繇忽然来找孔子，希望孔子卖掉马车给颜回置办一只椁。孔子说：‘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一口回绝了，这些事你们都读到过吧？对此是怎么看的？”
《论语》里的故事所有儒生耳熟能详，欧阳德忙说：“这是颜无繇心疼爱子，想替颜回厚葬，孔子却以为厚葬之风实为不妥，想以安葬其子孔鲤的规格薄葬颜回。可惜颜无繇爱子心切，不听孔子之劝，还是厚葬了颜回，孔子因此不满，大哭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欧阳德话还没说完，王守仁已经摆手止住了他：“你这就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颜无繇是个穷苦的人，为何会生出厚葬颜回之心？纵然有此心，孔子不支持，颜无繇又从何处得到财物厚葬颜回？孔子大哭之时，为何说‘非我也，夫二三子也’。这替颜回操办葬礼的‘二三子’难道仅是颜无繇一个人吗？”
被王守仁一连几问，欧阳德顿时哑口无言。王守仁笑道：“颜无繇欲厚葬颜回，这里面大有文章，如此穷苦之人忽然想厚葬其子，必是有人在背后给他出了主意，又拿出钱来支持他；当时孔子在鲁国做上大夫，年俸六万斗，颜无繇为何不来借钱借物，偏要借孔子的马车为颜回置椁？分明有人在后头给他出主意，借孔子的马车给弟子做椁，以彰显孔子的‘仁爱’；后来孔子不肯厚葬颜回，可颜回仍然被厚葬了，这又是孔门弟子中一帮做官的人在后面耍弄手段，借这场丧事拉帮结党，互相算计。孔子所说的‘二三子’究竟指哪几个弟子，后人不得而知，但我们以今人之眼看古人之事，难道还猜不出事情的本末缘由吗？”
王守仁讲学实在与众不同，一部《论语》在他讲来，竟成了一个清晰的典故。欧阳德深思良久，缓缓问道：“我几岁大的时候就听先生讲《论语》，可他讲的都是一句一句的干条子，每讲一句就加一个注解，一部书背诵下来，记在心里的全是圣人语录。可到了先生这里，《论语》竟变成了上下衔接的典故事件，这让学生着实惊讶……”
欧阳德所说的，其实是天下所有读书人的弊病。
中国历史上有两部大著作非同小可，一部是《道德经》，一部就是《论语》。可这两部著作都被后人彻底误读了，以至于其中的精髓之处，世人完全无法理解。
现在欧阳德问起此事，王守仁也是摇头叹气：“世人都读不懂《论语》，就因为他们不知道《论语》的内容处处都是连贯的！都是衔接的！孔子在什么地方，因为什么事，对什么人，说什么话，为什么这样说？都有其原因，有其道理！比如，孔子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这话是对谁说的？是对鲁国的三桓世卿们说的，与老百姓有关系吗？关系不大。因为只有诸侯贵族们才会继承父亲的家业，而父亲在时，这家业当然轮不到他来做主，这时年轻的贵族只能立个志向，等父亲去世了，他继承家业了，这时才看他的行动。至于‘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是说诸侯贵族继承家业之后，短时间之内不要随便撤换父亲留下的老臣子，以免惹出内乱来，这话是单对诸侯们说的。普通老百姓家徒四壁，何来‘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呢？父亲又有什么‘道’竟是儿子三年不可以改的呢？普通人要是照这句话去做，那真叫莫名其妙。所以读《论语》要先知道事件，知道孔子这话是对弟子说的，还是对贵族说的，这贵族是个好人，还是个恶人？孔子说这句是劝告还是讽刺？这些都要弄明白！否则，我们把孔子对贵族的劝告、讽刺都套用到老百姓身上去了，而且胡解歪解，就像俗话说的狗戴嚼子——胡勒！岂不是把天下的百姓们都给害了吗？”
王守仁这些话，在座的学生们闻所未闻。可细一想，又觉得有理。欧阳德问道：“先生平时常说‘克己复礼’是先克君王，后克大臣，再克官吏，又克儒生，最后才轮到克百姓，现在听先生说《论语》的事，我才明白了，原来一部《论语》只有两个内容，一半是孔子劝谏君王贵族，让他们不要作恶，一半是孔子教育弟子儒生，让他们明白道理。果然是克君王、克诸侯、克大夫、克儒生，偏偏没有只言片语要‘克’百姓。但如此一来，《论语》这部书不就与普通百姓无关了吗？”
王守仁摆摆手：“你这话对了一半，另一半就偏激了。‘克己功夫’百姓也要做，所以《论语》里的内容和百姓也有关系。但《论语》这部书和‘克己复礼’一样，首先针对君王贵族，其次是讲给儒生听的。君王大臣们先把《论语》读透，依着孔子的教诲做好克己功夫，儒生们也要把《论语》读熟，把自己的克己功夫做到家，这才轮到百姓们读《论语》，做这个‘克己’功夫。如果君王大臣不肯克己，那《论语》这部书，百姓不读也罢！”
既然话说到此处，不妨把它说透。于是王守仁又高声道：“论语》是如此，老子的《道德经》更是如此，老子是何人？他是周天子身边的贵族，整部《道德经》一字一句都是老子与周天子之间的对话，周天子问一句，老子答一句，问的答的，皆是治国之道！所以老子说的‘雌伏’、‘善下’、‘不敢进寸而退尺’都是说给天子听的，说给诸侯贵族们听的！是这些人必须雌伏，这些人应该善下，这些人不能进寸，务必退尺！老百姓不但不能这样，反而要守雄，要上进，要与天子争这尺寸之利！天子守中，官退民进，才是《道德》。”
王守仁一番话说得几十个儒生个个心头火热，汗透重衣。好半晌，欧阳德喃喃说道：“阳明先生真是大宗师……”
王守仁正和弟子们讲论学问，一个军校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都堂，我军在樵舍大败叛军，已经生擒逆首，赣州指挥使余大人请都堂到江边观阵阅兵。”
虽然早知道此战必胜，听说擒了宁王，王守仁还是精神一振，也不换官服，就穿着一身布衣登车出了南昌城，一直来到江边。只见江岸边到处都是船只，打了胜仗的乡兵已经上岸，吉安知府伍文定看见王守仁，急忙飞跑过来：“都堂，今早我军在樵舍围攻叛军，大获全胜，叛军被斩获万余，俘获两万余人，附逆的原江西都指挥使葛江、水贼凌十一以及宁王谋士李士实、刘养正、刘吉、屠钦、王纶、熊琼、卢珩、罗璜、丁馈、王春、吴十三、秦荣、刘勋、何镗、王信、吴国七、火信等人被俘，宁王妃眼看事败，投水而死，宁王跳下小船向江边逃命，也被乡兵追上当场擒获！现在叛军已被全歼，都堂立下了盖世奇功，真是可喜可贺！”
伍文定神采飞扬，激昂慷慨，可王守仁听了这些战报却毫不起劲。
所谓叛军，其实都是被宁王裹胁的老百姓，在南昌城外前后几战，宁王手下死了几万人，各府县参战的乡兵伤亡也不小。死了这么多人为什么？就为了两个姓朱的争夺天下。现在宁王败北，被俘的人不论是官是兵，个个都要杀头，王守仁眼睁睁地看着，却已经救不了他们了。
争天下的只是一两个疯子，可战场上厮杀的全是老百姓，这些百姓为什么？他们图的是什么？恐怕连他们自己都说不清。
就在王守仁发愣的时候，一条官船驶到岸边，赣州指挥使余恩跳上岸来，在他身后，几个官兵从船舱里押出一个人来，正是造反的宁王朱宸濠。
此时的朱宸濠被五花大绑，满脸都是黑灰，身上的衣服也被烧成了碎片，打着一双赤脚，两腿都是臭泥，身上早没了藩王的尊贵气焰，可这个天潢贵胄却依然嚣张得很，看见王守仁就笑着说：“王大人，你好大的本事！”
面对这个邪恶的藩王，王守仁一句话也没说，甚至连看都懒得看他一眼。哪知朱宸濠当着众人的面高声笑道：“这天下是我朱家的天下，本王起兵靖逆，也是我家的私事，何劳你在此操心？”
听了这邪气冲天的鬼话，王守仁厌恶地扭过脸去，一声也没言语。
这些卑鄙的权贵简直连畜生都不如，王守仁也不屑于跟这些畜生说话。
王守仁在江西平定宁王叛乱，用计用兵，连战连捷，从六月十四日宁王造反到七月二十六日被俘，前后总共四十一天，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奇迹。
在这场平叛之战中，王守仁的奇谋妙计无懈可击。毫无疑问，王守仁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指挥者。但要说他是“大明王朝最了不起的超级军事家”就太过了。
因为在南昌城下歼灭宁王叛军，于王守仁而言只是一场微不足道的功劳。就在擒获朱宸濠的同时，一个王守仁平生从未遇到过的可怕劲敌才刚刚带着几万大军扑向江南。此人的行为之邪祟、心思之险恶远胜朱宸濠十倍，他所率领的精锐大军其破坏性也比宁王叛军强过十倍。王守仁即将面对的是常人连做梦也不敢想象的苦斗，和真正刀头舔血、九死一生的危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