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王起兵

就在王守仁剿灭巨寇池仲容之后仅仅过了半年，大明正德十四年六月间，江西南昌的宁王朱宸濠终于造反了。这场叛乱对宁王自己来说，既是蓄谋已久，却又是仓促发动的。

宁王朱宸濠的先祖宁献王朱权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七个儿子，生得相貌魁伟，人又聪明好学，朱元璋很喜欢这个儿子，在朱权十三岁的时候就把他封为宁王，封地在边关重镇大宁。朱权十五岁到大宁就藩，从此掌握了一支强悍善战的边军，在朱元璋众多儿子之中是个地位显要的人物。朱元璋死后，其四子燕王朱棣起兵与建文帝争夺帝位，大宁离燕王的封地不远，朱棣就用计拉拢朱权，就势从朱权手里夺取了兵马，这些兵马在朱棣夺取皇位的战斗中起了很大作用。等朱棣夺了天下做了皇帝之后，就把宁王从大宁改封在江西南昌，仍然称为“宁王”，由于宁王帮助朱棣夺取天下有功，所以成了是大明朝头等的藩王，世镇南昌。

宁王朱权是个明白人，知道朱棣霸道，被封到南昌之后从不惹事，只在家里闭门闲坐，听歌看戏，研究茶道，从来不问世事。又因为南昌一带道教鼎盛，宁王结交了几位著名的道士，晚年一心向道，更是变成了半个出家人，朱棣对自己这个懂事的弟弟也很喜欢，到宁王去世之后，朱棣还亲手书写了“南极长生宫”匾额悬挂在宁王陵墓大门口。

从宁王朱权算起，到朱宸濠这里，已经是第四代宁王了。前面的几位宁王个个都学他们祖宗的样子，只知道舞文弄墨听戏赏曲，从不招灾惹祸。可是到了朱宸濠继任宁王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朱宸濠是宁王朱权的四世孙，论辈分他是正德皇帝的爷爷辈儿，但因为前面三代宁王都比较长寿，所以朱宸濠的年龄比正德皇帝大不了多少。

朱宸濠于弘治十年嗣位，成了镇守南昌的藩王。弘治一朝政治清明，百姓的日子也比较好过，天下藩王没有人敢存“叛乱”之心。哪知道弘治十八年朱祐樘突然病逝，继位的正德皇帝朱厚照行事疯狂，处处不可理喻，整个国家陷入一片混乱，宁王朱宸濠把这些看在眼里，觉得不趁机夺取天下，对不起自己这个出身和姓氏。从这时起，朱宸濠就在南昌悄悄经营势力，准备谋反。就拿出大笔白银贿赂正德皇帝身边重臣，尤其豹房大总管、锦衣卫指挥使钱宁被宁王收买，处处为宁王唱赞歌儿，使正德皇帝对朱宸濠很有好感，以为他知书识礼，勤奋好学，人又文雅好静，绝不会有反心。

眼看正德皇帝真是一个糊涂人，朱宸濠更坚定了谋反的决心，加之身边又有退休的前都察院右都御史李士实、江西安福县举人“神童”刘养正等人给他出谋划策，几年时间就把江西省内的布政使、按察使、兵马都司等重要官员全部拉下了水，掌握了江西省内所有官军。李士实借着自己在京城的关系又帮朱宸濠拉拢了吏部尚书陆完等一大批官员，收买了在皇帝身边的一批太监；刘养正出入江湖，把鄱阳湖上著名的水贼凌十一给拉了过来。

这个凌十一是江西省内最大的强盗头子之一，专门在鄱阳湖一带出没，手下有吴十三、闵廿四两个结义兄弟，率领着一万多凶猛的水寇，皆是亡命之徒。江西省内的官军对凌十一这股水贼十分畏惧，根本不敢剿他，可自从凌十一暗里投靠宁王之后，有宁王用银子供养他们，这帮水贼倒不怎么闹事了。

江西官军、南昌卫所兵、宁王府卫队，再加上数以万计的水寇山贼，这些人凑在一起足有十万之众，其中宁王卫队和凌十一手下的水贼战斗力都很强。宁王又连年修造战船，从葡萄牙人手里买来“佛朗机”火炮的图样，收集精铜，制造了一批先进的火炮。这些佛朗机炮，大明朝的任何一支官军都没有配备。

强大的兵力，精锐的士卒，众多的战舰，威猛的火炮，相对于百多年没有战事的江南各省那些人数不足、装备低劣、又根本未经操练的官军，宁王手中这支军事力量简直所向披靡。再加上宁王善于收买人心，正德皇帝又道德败坏，所作所为令人不齿，不少官员或者贪图宁王的钱财，或者相信宁王可以推翻正德夺取天下，把宝押在宁王身上，或者只是出于对正德皇帝的厌恶，纷纷暗中投靠宁王，这些人在上遍布朝廷，在下分布于南京、浙江、河南、山东各省，把持要害部门，只等宁王起兵，立刻开城响应。

到这时，军马、器械、粮草、将领、谋士、内应，一切都已齐备，按说朱宸濠应该下定决心，准备动手了。可有意思的是，朱宸濠本人却在这个要紧关头改了主意，打算放弃武装叛乱，改而用另一种“和平”的手段来谋取皇位。

原来朱宸濠通过正德皇帝身边的宠臣钱宁打听到一个消息：正德皇帝因为荒**过度，已经得了病，不能生育，皇室血脉后继无人，只能在宗室子弟中选一个人做养子，最终在正德皇帝驾崩之后，将由这个过继的皇储接受皇帝之位。大明朝的藩王为数不少，其中血统最尊贵、势力最大、名声最好的正是宁王，所以正德皇帝很可能把宁王的儿子过继为皇储。

如果宁王之子真的做了储君，正德死后宁王的儿子就当了皇帝，皇帝宝座就落到了宁王这一支系的手里。至于朱宸濠，也不一定非要亲自当皇帝，能做个太上皇就心满意足了。

其实从宁王的布局上已经可以看出这个人矛盾的性格，一方面朱宸濠野心勃勃，意图争位，另一方面他又颇为怯懦，不是燕王朱棣那种敢想敢干的人物。尤其宁王对军事显然一窍不通，对武装叛乱也缺乏必要的信心。

对军事一窍不通，对叛乱缺乏信心，性格优柔寡断，这是宁王身上的致命伤。

既然朱宸濠想用“把儿子过继给正德”的方式得到皇位，党羽们也就尽力操弄此事。先是锦衣卫指挥使钱宁在正德皇帝耳边吹风，想让宁王之子入太庙“司香”，正德皇帝没答应。钱宁又趁着正德皇帝一心出游的机会，想尽办法为宁王请来了一道“异色龙笺”。这种“龙笺”是皇帝离开京城的时候专门交给太子的文书，用来作为监国的凭证，虽然正德皇帝颁给宁王“异色龙笺”并不是让宁王监国的意思，但这道与众不同的圣旨到了宁王手里，也足以证明宁王非同凡响的地位。正德一朝本就天下不稳，人心思变，早先已经有很多大臣暗中与宁王勾结。现在宁王又拿到了“异色龙笺”，地位得到抬升，朝廷大臣、地方官员与宁王勾结的就更多了。

表面看来“宁王世子过继为储君”一事上好像取得了进展，其实对宁王而言，此事如同镜花水月，可望而不可即，反倒更显出宁王这个人糊涂得很，不是做“大事”的材料。

宁王世子过继为储君，这是一件遥远而又不靠谱的事儿。

正德皇帝年纪还不到三十岁，虽然眼下没有生出皇子，谁敢保证以后生不出呢？就算正德真的一直没有皇子，而且真的把宁王世子过继到身边，让他当了皇太子，正德皇帝年纪这么轻，等着他驾崩，不知要等十年还是二十年。大明朝的藩王绝不止宁王一家，这些藩王都有皇室血统，又各有自己的世子，如果宁王世子被送进皇宫，其他藩王自然也要动这个脑筋，把自己的儿子往正德皇帝身边塞，这么一来必然演成一场激烈的皇位之争，争到最后，宁王敢保必胜吗？

再说，宁王在南昌筹备多年，始终是以“发动叛乱”为目的进行准备的，他手下的党羽也都是以“武装夺取政权”为目标的，这些人数量众多，构成复杂，其中锦衣卫指挥使钱宁是皇帝的心腹红人，吏部尚书陆完身居百官之首，是仅次于内阁辅臣的朝廷重臣，江西兵马都司葛江是江西省的“军区司令员”，而凌十一却是个被通缉的江洋大盗！这些人原本是死对头，互相之间连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现在为了“谋反”才走到一起，成了拴在一条线上的蚂蚱，短时间内还能勉强凑合，时间一长，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出问题，而只要某一个环节出一个问题，宁王的造反野心就会暴露，这一串人就会全部被牵扯出来，谁也逃不了！

所以宁王身边这股势力本身就是下决心要举兵叛乱的，宁王虽然是这些人的首领，可是在起兵叛乱这件事上，他却已经被党羽们裹挟，被时势所逼迫，根本不可能安安稳稳地等着“世子过继为储君”，这只是宁王一个人的妄想、空想罢了。

果然，宁王把儿子立为储君的计划才刚有了点儿眉目，江西这边就已经连连出事。先是宁王府里的一些官员感觉到了宁王谋反的意图，于是宁王府掌管玺印的典宝副阎顺跑到京城去告御状，揭发宁王的阴谋。想不到正德皇帝昏庸无比，锦衣卫这个特务机关又被宁王的爪牙钱宁掌握，在皇帝面前替宁王遮掩，把这件大案子拖延了几天，使宁王能腾出手来，抢在案件被审理之前上了一道奏章，说阎顺在宁王府里做了不法之事，受罚后心有不甘，到京城诬陷宁王。

宁王平时笼络的人太多，又很会装蒜，总给人一种儒雅厚道的印象，现在有人来告他的状，不但宁王的党羽们一起帮忙掩饰，就连一向精明的首辅大学士杨廷和也被宁王骗过，没把这当一回事，一件谋反的大案子居然未经审问，只是把告御状的阎顺打了一顿，发配到南京孝陵种菜。宁王立刻派刺客到南京刺杀了阎顺，接着在南昌城里大肆搜杀，凡是被怀疑涉案的人都被杀害。一件天大的案子，就这么不声不响地瞒了过去。

好容易逃过一劫，宁王这里刚松了口气，哪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宁王手下的大盗凌十一竟被江西巡抚孙燧捕获，孙燧立刻命令江西按察司对凌十一严加审问。眼看凌十一如果招供，就会牵出一大串人来，宁王情急之下竟命人假扮强盗闯进按察司大牢，硬把凌十一劫了出来。按察副使许逵带着人去追捕，眼睁睁看着这伙强盗钻进了宁王朱权的陵寝“南极长生宫”，就此没了踪影。

到这时，宁王的罪行已经逐渐暴露出来，远在北京的正德皇帝却被一群奸佞包围，对地方上的事充耳不闻。江西巡抚孙燧连上几道奏章，可这些奏章刚出南昌就被宁王手下截了下来，悄悄销毁。

靠这些手段，宁王暂时保住了造反的秘密，可长此下去毕竟不是办法。就在这时，就在城最重要的党羽锦衣卫指挥使钱宁也在正德面前逐渐失宠。

宁王谋反证据已被外人知晓，他在南昌的胡作非为也被江西巡抚孙燧看在眼里。加上钱宁在京城失势，宁王世子进宫当太子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到这时宁王终于明白，要夺天下，不经过一场血战是办不到的。于是加紧招兵买马，越来越胆大妄为。

宁王的反相毕露，终于引起了朝廷的注意。

正德十四年，监察御史萧淮上奏弹劾宁王，罪证确凿，言辞凌厉。看了这道奏章，正德皇帝暗暗心惊。这个任性的皇帝表面上大大咧咧什么也不在乎，其实对手里的皇权极为看重，对宁王起了疑心之后，立刻罢免了与宁王有勾结的锦衣卫指挥使钱宁，命令自己最信任的宠臣平虏伯江彬接掌锦衣卫，先从宁王派到京城的坐探查起，只几天工夫，已经抓了一批人，审出了大量口供，正德皇帝立刻把内阁首辅杨廷和找来问话。

正德皇帝平时任性胡为，不可理喻，可他其实也有一点明白的地方，就是在位期间始终任用大学士杨廷和担任阁老。

杨廷和是个神童，十二岁中举人，十九岁中进士，前后追随成化、弘治两位皇帝，到正德朝已经是位三朝老臣了。早年朱厚照当太子的时候，弘治皇帝就让杨廷和给太子讲学，由此成为朱厚照身边最亲近的侍臣，到后来朱厚照发动政变，赶走弘治朝留下的老臣子，就于正德二年把杨廷和提进内阁，到正德七年又让他担任了内阁首辅。

杨廷和这个人精明干练，是个极能办事的大臣，有这么个明白人出任内阁首辅，朝廷里正直的大臣多少能得个庇护，不称职的臣子只要不是皇帝身边的亲信宠臣，杨廷和也能治他，正德皇帝做下糊涂事，小事杨廷和可以忍让，遇到大问题也能出来争执。正德皇帝脾气执拗，谁的话也不听，在杨廷和这儿却还能听几句劝。所以正德皇帝虽然癫狂任性不可理喻，可这十几年来大明朝廷至少没有整个崩坏，其中有一半是杨廷和的功劳。

俗话说得好，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儿。杨廷和在内阁十多年，事事都办得好，偏就错看了一个宁王朱宸濠，直到正德皇帝把监察御史的弹劾奏章递到他手里，上面列举宁王朱宸濠有违祖训，迫害江西巡抚孙燧在内的地方官员，拦截巡抚递往京城的奏章，在南昌城里收罗亡命之徒、私造军械、造船、养马、招纳江湖匪类凌十一等人，任意罗织罪名掠夺江西富户财物，所得皆用于不可告人之事，派人潜入京师往来刺探，从南昌到京城沿路设置驿站传递消息，因为有人告他谋反，宁王竟在南昌谋杀数百人！捧着监察御史的奏章和锦衣卫递上来的口供，杨廷和如梦初醒，顿时吓出一身冷汗来。

好在正德皇帝并没有怪罪之意，只问杨廷和：“老先生怎么看？”

正德是个好斗的皇帝，面对宁王谋反的指控，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兴师问罪。但杨廷和老谋深算，对于大明朝的真实现状，他心里有一本账。

大明帝国拥有一支一百多万人的强大军队，但是从太祖朱元璋的时代起，明朝面对的危机就一直来自西北的蒙古势力，所以大明朝最精锐的部队一大半布置在九边九镇，依托长城对抗蒙古。在西南也有一支能打仗的军队，主要用来控制当地为数众多的土司。可江西、浙江、南直隶——这一地区大致相当于今天江苏、浙江、江西、安徽四省人文荟萃，物产丰富，百姓生活比较安定，自明朝开国以来就没有大的战事，所以这几个省驻防的明军兵力最少，战斗力也最差，眼下在这片被统称“江南”的广大地区，几乎找不到一支可用之兵，也没有一员善战之将。

而宁王盘踞南昌已有四代，朱宸濠为了谋反也已做了多年准备，地方官员被他网罗一尽，南昌一府、江西半省的兵马大权已在宁王掌中，几年前正德皇帝又把南昌左卫兵马交给宁王做了王府护卫，更使得宁王手里直接掌握了两万多精锐部队，成了尾大不掉之势。朝廷真要问他的罪，只怕北线南线两路精锐大军尚未调动，宁王已经从南昌起兵沿长江东下，横扫江南数省，一鼓作气夺下南京！若真是这样，则大明朝半壁江山被宁王割据，江南财赋之地为其占据，千万百姓被其掳挟，大祸一成，整个大明王朝的根基都会动摇！

另一方面，杨廷和虽然是正德皇帝的亲信宠臣，可就连这位老臣也知道，正德皇帝在位十四年，任性胡为，顽劣邪恶，不但失尽天下民心，就连朝廷官员也都对这个皇帝厌恶至极，地方上的封疆大吏、统兵将帅对正德皇帝也多有不服的。这些人中不知有多少已经被宁王收买，一旦宁王起兵割据江南，与朝廷正面对抗起来，那时朝廷里、地方上有多少人会背弃正德，转而支持宁王，真的很不好说。加之民间早就有了传言，说正德皇帝并不是前朝弘治皇帝的骨血，而是被人抱进皇宫的野种，这个传说其实毫无根据，可是正德皇帝任性邪恶，闹得天怒人怨，天下人早就对正德皇帝灰了心，都觉得与其让这么个昏君祸害天下，倒不如干脆换个皇上。所以天下人信谣的、传谣的不计其数，以至于朝廷虽然严厉查禁，可谣言却是越传越广，若叛乱一起，朱宸濠必然借这谣言打击正德的威信，老百姓们不管是真的信了谣言，还是单纯出于对正德皇帝的厌恶，必然群起响应，局势对朝廷极其不利。

十多年来朝廷对宁王养虎贻患，现在“虎”已养成，若是贸然兴师问罪，宁王必反，江南必失，臣民百姓必群起反叛，都要推翻正德这个昏君。如此一来，当年的“靖难之役”不就重演了吗？

杨廷和是内阁首辅，是大明王朝第一号官僚，他的切身利益与正德皇帝的利益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杨廷和必须全心全意替正德皇帝设想。眼看这个破败零落的朝廷根本不具备镇压反叛的威信，所有优势都掌握在对方手中，这一仗打起来，朝廷的胜算连半数都不到，杨廷和根本不敢动“打仗”的念头，他现在只有一个想法：宁王谋反一事最好只是“传闻”，如果真有其事，也不能立刻对宁王用强，只能暂时稳住宁王，给朝廷腾出时间布置一下，否则眼前这一仗真是没法儿打。

于是杨廷和缩起脘腹慢声细语地说：“臣以为监察御史弹劾宁藩一事并无确凿证据，况且宁王是宗室，身份尊贵，陛下处置此事当以‘宽柔’为上，万万不可急躁。”

正德皇帝小时候是太子，十几岁当皇帝，从小没受过气，没吃过亏，随便一句话就定别人的生死，是个被彻底惯坏了的败类。这样的人往往自以为无比强大，却不知道自己的“强大”纯粹来自手中的特权，如果离了这特权，他只是一条可怜虫罢了。所以朱厚照一生妄自尊大，全不明白轻重利害。这次听说宁王要谋反，朱厚照心里其实挺高兴，甚至已经有了御驾亲征的打算。想不到杨廷和竟劝他不可急躁，正德皇帝很不高兴，冷冷地问：“老先生这话朕听不懂，什么叫‘宽柔’？”

要劝谏皇帝，大臣们手里有一件极为重要的法宝，就是“祖制”。不管什么事，只要能拉出祖宗的事例做参照，皇帝就不好反驳了。眼下杨廷和就准备使用这个法宝，拿祖制来劝说朱厚照：“臣记得当年成祖皇帝在位时有一位赵王朱高燧多行不法，成祖大怒，打算将赵王罢为庶人，当时仁宗皇帝已经被立为储君，念及手足之情，上奏为赵王力争，成祖见太子骨肉情深，极为感动，这才赦免了赵王。后来仁宗即位一载驾崩，宣宗即位，汉王朱高煦起兵谋反，即被平灭，事情牵涉赵王，朝廷重臣都请求宣宗皇帝惩治赵王，宣宗却对臣子言道：‘先帝友爱二叔，吾不忍负先帝之意’，不愿制裁赵王。朝臣屡屡恳请，务必要治赵王之罪，宣宗皇帝就想了一个办法，派驸马都尉袁容带着众臣的奏章去见赵王，把这些奏章给赵王看，又说了宣宗皇帝爱护赵王之意。赵王闻言惭愧无地，自愿献出王府护卫，宣宗皇帝即命收回赵王护卫，对以前之事既往不咎，赵王一族得以保全，至今延续不衰。臣觉得陛下也可以效仿宣宗之法，派一位勋戚重臣到南昌去传旨，收回宁王府护卫，令宁王改过自新。如果宁王愿意改过，交出王府护卫，皇上就可以‘宽柔’待之了。”

杨廷和说的其实是个无可奈何的主意。正德皇帝虽然任性顽劣，其实脑子并不笨，仔细想想，也知道江南地位重要，防备又太松懈，实在经不起一场叛乱，只得采纳杨廷和的意见：“派谁去对宁王传旨为好？”

既然杨廷和的主张是“效法祖制”，那当然一切按照宣宗皇帝的办法处理。当年宗宣派去责备赵王的是一位驸马，杨廷和也就照葫芦画瓢，对皇帝奏道：“臣觉得驸马都尉崔元性情耿直，能担此任。陛下可以先命群臣共议此事，然后将臣下奏章集议，交驸马带往江西去斥责宁王。”

接了正德皇帝的圣旨，杨廷和急忙赶到左顺门外。朝廷重臣也都得到通知，纷纷赶到左顺门。这些人都是刚刚得知宁王可能谋反的消息，不知内情的一个个忧心忡忡，那些早就与宁王勾结的心里有鬼，贼头贼脑的，倒显得比其他人更加忧虑。见首辅来了，众人一起上前行礼，纷纷询问事情的来龙去脉。

面对如此大事，杨廷和讳莫如深，一句多余的话也不肯说。想不到人群里忽然走出一个瘦小的官儿来，却是兵部尚书王琼，指手画脚对众人笑着说：“今日之事早有迹象可循，诸位不必担心，我料宁王之事成不了大祸。”

王琼一席话把所有人都惊呆了。

正德朝的兵部尚书王琼是个奇怪的人，史书上对他的评价前后矛盾，既赞扬他掌管兵部时多有建树，为官清廉，又责备他为人跋扈，品行不良，甘心与奸党为伍。之所以对王琼的评价自相矛盾，是因为王琼在担任兵部尚书时，为了保全国家利益，维持兵部的正常运作，不惜自降身价，自损名节，钻进豹房当了一名宠臣，由此得到了正德皇帝的绝对信任，于是不管正德一朝局面多么混乱，兵部衙门的运作一切正常。当预感到宁王可能有谋反企图的时候，王琼又通过自己“豹房宠臣”的特殊身份说服正德皇帝，把王守仁派到南赣地区剿匪，发给王命旗牌，让王守仁掌握了南赣、湖广、福建、广东四省兵马的调动大权，以监视宁王的一举一动。

这是王琼眼光独到，思路超前，早有几年前就暗自布置下的一步妙棋。

现在宁王真的谋反了，上自首辅下到群臣个个惊慌失措，唯独王琼胸有成竹，当着众人的面对杨廷和高声笑道：“首辅不必担心，我已经派王守仁到南赣操兵，控制赣江上游，宁王不反则罢，他若造反，我料定以王守仁的本事，旬月之内必可消灭叛军！”

王琼这话说得爽快，可他也没想到，天下不如意事，十居八九，虽然王琼把王守仁安排在南赣是专为防备宁王的，可是朝廷对于宁王的防备实在太疏忽了，以至于宁王谋反之时，南赣这边没得到丝毫消息，王守仁手中没有一兵一卒可用，甚而连他自己也险些遇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