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王守仁在南赣一带安顿民生，尽力剿匪的时候，北京城里发生了一件出人意料的怪事。
正德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夜里，正德皇帝在没有通知任何人的情况下忽然离开紫禁城，抛下自己作为皇帝应尽的责任，带着一群随从趁夜潜出德胜门，偷出居庸关到了宣府，出行之时没有通知任何人，过了居庸关之后，为了不让大臣们追上来劝谏，正德皇帝特意命令太监谷大用留守居庸关，不为守御关防，专为堵住大臣。
正德皇帝这一次出走非常突然，等皇帝一行到达宣府之后，在北京的内阁大臣们才知道皇帝已经走了，而正德皇帝对外使用的借口是：勘察边患。
在此之前的两年间，蒙古骑兵进入了河套地区，不断四处袭扰，正德十一年七月间甚至突入白羊口，逼近昌平，离京师仅有二百多里，一时朝野震动。正德皇帝是个任性的人，自从继位以来一直想找机会和强敌打上一仗，显显本事，现在蒙古人不断袭扰边关，局势堪忧，正德皇帝觉得正中下怀，到达宣府之后就下令大同总兵王勋、副总兵张輗、游击孙镇、辽东参将萧滓、宣府游击时春以及副总兵陶杰、参将杨玉、延绥参将杭雄、游击周政等人分率精兵把守各处，正德皇帝自己则在十月初亲自率领边军精锐赶到顺圣川，准备迎战正在河套一带集结的蒙古骑兵。
十五日，蒙古骑兵开始南下，王勋所部率先与敌军接触。十九日，王勋率领所部在应州城北的五里寨与蒙古军展开会战，至黄昏时蒙古军沿浑河南岸退走，到第二天早上，蒙古兵全部退去，明军进入应州城休整。二十日再次主动出战，与蒙古兵激战于涧子村一带，战况猛恶，胜负难分，明军萧滓、时春、周政、高时、麻循等将也率部来援，敌军分兵阻击，使两支明军不能会合，战场形势变得微妙起来。
听说这一消息，正德皇帝激动起来，立刻率领都督江彬和部将朱振、陶杰、王钦、都勋、靳英、庞隆、杭雄、郑骠等部兵马，还有张永、魏彬、张忠等几个太监一起出了阳和，赶到应州增援明军。
见皇帝御驾亲至，明军士气大振，各部军马殊死作战，蒙古人退却，明军各部会师一处，就地安营扎寨。
第二天一早，蒙古铁骑又来进攻，正德皇帝亲自率军与敌军恶战，从辰时战至酉时，终于将敌军击退。第二天，蒙古兵全军西退，正德皇帝率部且战且走，回到大同左卫。
正德皇帝亲自指挥的这场战事，对当时的整个战局而言其实无足轻重，至于战果，明军在皇帝的亲自率领下，集中四个边镇的精锐部队于应州一线，最终将蒙古骑兵击退，算是打了一个胜仗。对此正德皇帝颇为得意，回京之后命满朝官员都来迎驾，大肆庆祝胜利。甚至对首辅杨廷和说：“朕在榆河曾亲斩虏首一级。”这一句话大概把杨廷和这位内阁首辅吓了个半死，但事已至此也没别的办法，只能叩头称颂正德皇帝：“圣武无比，臣民幸甚。”
对于这场贸然发动的战役，当时的官员学者们表现得比较理智，虽然嘴上未必敢说，但心里都认为正德皇帝不与任何人商量，亲自跑到边关去领军出战，是极为冒险和不负责任的行为，身为皇帝的他如果在战争中战死或被俘，对整个国家而言后果必将是灾难性的，因而对这场战役的评价都不高，甚至故意隐瞒战果，夸大明军伤亡，避谈蒙古军的损失，刻意制造出一个“皇帝这一仗打得不怎么样”的假象给天下人看。
觉得自己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良心无愧，于是公然造假……这是一个很坏的毛病，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这种做法本身都是错的。可惜这种“有理由的谎言”却是一个世界性的通病，甚至可以说是全人类道德品质方面的一条劣根，实在很难根除。
明朝人对正德皇帝的做法不以为然，甚至用造假的办法抹杀他的“成绩”，这样做不可取。但与之相比，后人的做法却更令人瞠目结舌。因为后人不知出于什么样的考虑，竟然只顾谈论正德皇帝如何勇敢地冲到边关向蒙古人挑战，精密而有效地组织了这场战争，在关键时刻亲自到前线鼓舞士气，甚至上阵杀敌，“获虏首一级”，反复强调对于一位年轻的皇帝而言，这一切“与众不同的行为”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却故意避开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朱厚照身为皇帝，却毫无责任心，公然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在不与大臣们商量的情况下御驾亲征，阵前犯险，一旦有失，将给这个国家造成难以想象的巨大损失。
在这个问题上，很多人会站出来激烈地争辩说：朱厚照并没“失利”啊！难道明军与蒙古兵作战就一定难以取胜吗？难道皇帝出战就一定被杀或者被俘吗？难道一个年轻的皇帝就不能有年轻人的**，不能有几分个性，有几分任性吗？
对这些问题，答案无疑都是否定的。
明军的战斗力是一回事，皇帝亲征能否取胜是另一回事，年轻人可不可以有**有个性，也完全是另一回事……因为正德皇帝朱厚照不是普通人，他是个集独裁大权于一身的皇帝，是一国之君，社稷所系，他所处的地位决定了他的安全必须要有百分之一百的保证，绝不能出现哪怕万分之一的闪失。朱厚照的这次盲目亲征既未与内阁大臣商议，也未做万全的准备，完全是一种不负责任的鲁莽行为，一旦有失，整个国家都可能走向灭亡，整个中华民族都可能被消灭掉！朱厚照一个人的蛮勇，能和天下百姓的命相比吗？能和华夏炎黄的血脉相比吗？
何况我们看看朱厚照后来的所作所为，再来对这位皇帝的人品做一个结论吧。
从宣府回来后不到一年，正德十三年七月初九，正德皇帝又一次私离京师，出居庸关一路西行，在榆林镇、甘肃镇、宁夏镇一带到处游**。只不过这一次他没有再和蒙古人作战，而是沿途到处骚扰百姓，花天酒地寻欢作乐，每到一座城市，就在喝得大醉之后带着一群特务夜入民宅，公然**妇女，又派手下到处劫夺民女，并抢进行宫，供他**乐，百姓们没有办法，只能把自己的女儿藏起来，正德皇帝居然派锦衣卫沿街查访，在人家门上做了暗记，晚上就冲进家里去抢人！一直闹到朱厚照的祖母慈寿太皇太后去世，朱厚照才不得不回到京师，可到了七月，这位皇帝又一次擅自离京。出走前留给内阁首辅杨廷和一道《居守敕》，在敕书上写明：“朕今巡视三边，督理兵政，冀除虏患，以安兆民。尚念根本重大，居守无人，一应合行事务，恐致废弛。特命尔等照依内阁旧规，同寅协恭，勤慎供事。”
连傻瓜都知道，正德皇帝接二连三地出游宣府，绝不是为了“督理兵政，冀除虏患”，在要求手下的大臣们“同寅协恭，勤慎供事”的时候，朱厚照自己办事却从不与别人商量，更加谈不上勤奋、谨慎。《居守敕》上这些话真有几分自嘲的味道。只是朱厚照自己并不觉得，出京之后一直玩到第二年的二月初八，这才慢吞吞地回到京师。
正德皇帝私自出京，内阁根本不知道，所以没有办法，现在皇帝回来了，内阁大臣们畏惧皇权，也不敢责备正德。杨廷和能做的就是把那道《居守敕》交还给皇帝。想不到皇帝并不收回敕命，反而下旨：“朕将不时巡幸，此敕卿且勿缴。”
正德皇帝居然要“不时巡幸”，到底何时出巡，要去多久？暂时还没定下来，可是正德皇帝拒绝收回《居守敕》，就可以知道他这“巡幸”将是多么频繁，“巡幸”的时间又会多么漫长了……
不等内阁对皇帝的疯狂做出反应，正德皇帝已经决定动身，内阁首辅杨廷和当天就上奏皇帝，请求停止南巡，可惜正德皇帝不予答复。礼部尚书毛澄又上奏劝谏，正德皇帝不予答复。六科给事中、十三道御史纷纷上奏劝谏，请求皇帝收回成命，正德皇帝一律不予答复。
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大一个朝廷，有血性的官员毕竟还有几个。很快，兵部郎中黄巩、车驾员外郎陆震联名上疏，对正德皇帝提出六条劝谏：一要崇尚正道之学；二要疏通言路，不能对臣下奏章一律不予答复；三要自正名号，不能玩那些无聊的小孩子把戏，自毁皇家体统，给有野心的人钻了空子；四要停止巡幸；五要诛除江彬之流奸佞小人；六要确立储君。
紧接着翰林院编撰舒芬，编修崔桐，庶吉士江晖、王廷陈、汪应轸、马汝骥、曹嘉等人联合上奏，其后吏部员外郎夏良胜、礼部主事万潮、太常寺博士陈九川又上奏劝阻南巡。紧接着吏部郎中张衍瑞第十四人、刑部郎中陆俸等五十三人、礼部郎中姜龙等十六人、兵部郎中孙凤等十六人纷纷联名上奏劝阻南巡，连医官徐鏊都上了奏疏，劝皇帝好好保养身体，不要任意巡幸。
正德皇帝是个任性无耻的人，以往他就经常把不喜欢的奏章压下来，故意不予回复，这次连他自己也知道出游宣府是不合适的，到南京去巡游更不合适，所以又耍无赖，把大臣们送来的劝谏奏章一律压下，置之不理，人也躲在豹房里，不与大臣们碰面。
如此一来，大臣们上奏无门，劝谏无路，实在没办法，群臣只得来到奉天殿外跪着不走，请求皇帝登殿议事，哪知道这一跪请却“请”出祸来了，正德皇帝不肯上朝，派太监张永出来传了一道口谕，命群臣散去，众臣仍然长跪不起，请求皇帝升殿，这一次朱厚照终于传下旨意：“朕因气染疾，免朝。”
满朝大臣、整个国家都在受正德皇帝的气，可整个大明朝被“气病”的人只有一个，居然就是正德皇帝自己……
当然，正德皇帝根本就没有生病，他下这样的圣旨只是告诉手下那帮特务：皇帝已经生气了，那帮不识抬举的大臣，该打的就给我打，该抓的就给我抓！
有了皇帝的指示，锦衣卫和东厂的特务们立刻行动起来，先把几个领头劝谏的人抓起来关进北镇抚司狱中严审，又把所有试图劝谏皇帝的大臣逐一登记造册，然后命令这些官员全部到午门前去接受处罚，被记下名字的官员共计一百零七名，一律罚跪！
人生在世，不管处于何地，面对什么人，只要一下跪，这个人自己就变“贱”了。正德皇帝很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使出这么一个巧妙的办法收拾那帮惹他心烦的官员。
眼看皇帝这么不讲理，大臣们没时间愤怒，先一个个慌了手脚，首辅杨廷和第一个上奏为这些官员求情，正德皇帝对杨廷和十分信任，所以很给他面子，并没动他，可是其他官员只要敢于上疏求情的，全都被逮捕下狱。
于是从这一天起，上疏劝谏皇帝的一百零七位官员就成了下贱的“罪臣”，每天一大早，这些人就穿着官服到紫禁城来报到，然后排着队被锦衣卫押到午门前，冲着城门楼子下跪，一跪就是一整天，而且不是光下跪就完了，还要跪在那儿默默反思，自己到底错在哪儿了？为什么错了？怎么改？就这样一直跪到天黑，凑够了六个时辰，才又排着队被押出来，回家后接着闭门思过。
一连五天，一百零七名官员全都老老实实地走到午门前跪倒，趴在地上任皇帝羞辱，羞辱够了，再排着队走出去，远远看着倒像一群服苦役的囚徒，京城百姓知道这些人受罚的原因，无不落泪。
百姓们为什么落泪呢？是觉得官员们太可怜，还是觉得官员们太下贱？又或者是兔死狐悲？我们还真猜不出来。因为在那个年代，百姓应该比当官的更可怜、更下贱、受的侮辱更多才对。如果因为官员们受到皇帝的侮辱就落泪，那百姓们岂不是老鸹落在猪身上——看见别人黑，看不见自己黑吗？
把这帮下贱的劝谏者整整收拾了五天以后，正德皇帝的气还没有消，又下一道旨意，命令锦衣卫特务把这些官员每人重打三十杖，由司礼监的太监头子在旁监视。结果一顿板子打死了十三个傻官儿……
正德皇帝朱厚照，就是这么一个皇帝。
说到这里，顺便扯一句闲话：为什么明朝的皇帝们总是无原则无底线地宠信太监呢？
明朝皇帝特别宠信太监是因为与以前的所有朝代相比，明朝皇帝在独裁统治这方面表现得最为强势和嚣张。为了强化独裁，就需要一个忠心耿耿的小集团来支持皇帝。太监是个被阉割过的废人，没有家室，一生只能生活在皇宫里，所以对皇帝像狗对主人一样忠诚。加之太监在宫廷之外是受歧视的，他们身体的残疾又使他们完全没有“造反”的资本，所以皇帝重用太监，用得最为放心。
可是清朝的独裁比明朝更甚，为什么清朝皇帝并不宠信太监呢？
原因也很清楚，因为清朝是由爱新觉罗家族和一群在人数上占极少数的满洲权贵建立起来的，这个皇帝和这些满洲权贵本身就自然而然地结成了一个小集团，他们血脉相连，族群相同，利益共享，这个集团结合得比“皇帝与太监”的关系更加紧密。而且满洲权贵人数远比太监多得多，又比太监集团更凶悍更专横，整个国家的军、政、财权都被这个小集团直接控制着。有这么一个小集团在身边，清朝皇帝当然不需要培植太监来当他们的“同谋”了。
独裁，是封建王朝的一个特质。在中国，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个社会生产力都在进步，可“皇帝独裁”这种邪恶的封建特质并不是渐渐淡化，反而愈演愈烈。面对这恐怖的独裁魔咒，古代的哲人们也想过很多办法，提出各种各样的解决之策。其中还是以孔子的办法最为切实可行。
《论语》中有一段“季氏将伐颛臾”的小故事长期以来总是被人们忽略：鲁国当权者季孙氏为了自己的私利，想对一个叫颛臾的小国动兵，孔子的弟子冉求正好在季孙氏家里当家宰，很不赞成这场战争，就把情况告诉了孔子。孔子听后立刻指出，这场战争是出于季孙氏的私心而发动的！同时，孔子对冉求问出了一句话：“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欤？”
凶猛的“老虎”冲出了笼子，这是谁的过失？
——把权力关进笼子，这个看起来非常“时髦”的口号其实是中国的孔夫子最先提出来的，其原话就是“虎兕出于柙，是谁之过欤”。
在古代，似乎没人注意过孔子所提到的“权力必须关在笼子”这一问题，因为在这个故事里，孔子还说过一段非常著名的话：“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大家在读这个小故事的时候，都本能地把注意力放在“不患寡患不均”那句话上面，忽略了“老虎出笼是谁之过”这一问题。
孔子所说的“老虎”指的是权力和私欲的结合体，是独裁权力和膨胀的私欲结合后必然产生的一种邪恶。这种邪恶冲出了“笼子”是谁的过错？
显然，孔子认为未能有效制止独裁者的疯狂，使得邪恶冲出了“笼子”，这是当权者身边那些受过儒家正统教育、畅晓政治、精通礼法、深明仁义、早已立志要“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的儒生的过错。
孔子一生的理想是“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克己，是先用良知克服自己内心的私欲，再用这良知去克制君王的私欲；复礼，是维护一种对人民最有益的社会秩序。“克己”和“复礼”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克制住了君王的私欲，才能建立最好的社会秩序；要想建立最有利于人民的社会秩序，就必须克制住君王的私欲……
——克己复礼，其本意就是“把权力关进笼子”，而约束君王的独裁权力，本来就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命题。如果你看到这里觉得又惊又喜：“原来孔子时代的中国哲学就有这么先进的内涵了！”那么请先冷静下来吧，因为单是“把权力关进笼子”这一条哲理，还不值得我们去惊喜。
“克己复礼”，在古人的世界里从来就没有实现过。
“虎兕出于柙，是谁之过？”从正德皇帝的事儿上，我们再来找找根源吧。
正德皇帝登上皇位之后，为了强化独裁大权，重用刘瑾，迫害官员，害死了多少人！对此，后人都认为迫害官员仅是刘瑾这个太监一人的邪恶，而不认为这是正德皇帝的责任；正德皇帝建起豹房，穷奢极欲，后人都觉得这是皇帝有个性，与众不同，颇有意思；正德皇帝北狩南巡，到处游**，祸害百姓，后人解释说皇帝的巡狩都是有原因的，并不完全为了玩乐；正德皇帝不与任何人商量，私自发动一场战争，并以皇帝身份上阵作战，将国家利益置于不顾，后人都认为这是一种勇敢精神，而且强调这一仗打得“还不错”；正德皇帝掳掠民女供其**乐，派锦衣卫特务冲到百姓家里去绑架民女，后人都把这绑架强奸称为“临幸”，觉得这些被害的女性其实很幸福很快乐，甚至编出一段《游龙戏凤》的浪漫爱情故事……
后人竟是如此急于维护皇帝的“尊严”，为了给皇帝开脱罪名，干脆连一点最底线的自尊都不要了，连一点最微弱的良心都放弃了，连一点最起码的道理都不讲了。
虎兕出于柙，是谁之过？孔子以为是“儒生”们没有尽到责任，可现在我们知道了，原来纵“虎”出“笼”的竟是被猛虎伤害最深的老百姓！孔子说过：“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意思是说独裁者的私心私欲不会改变，老百姓的愚昧无知也不肯改变。正是百姓的愚昧养肥了独裁者的私心，反过来，独裁者为了自己的利益，加倍培养百姓们的愚昧，私欲和愚昧、“上智”和“下愚”就这么结合起来了，结合得天衣无缝。
对此，孔子没有办法，孟子没有办法，王阳明没有办法，连离我们不远的那位鲁迅先生都没有办法，所有哲人都只能叹气而已。
所以《阿Q正传》里的主人公名叫阿贵（跪），而《药》里的那个被统治者杀掉之后，一腔热血拿来给病夫治咳嗽的革命者，他的名字叫“下愚”。
说到这里，又回到正德皇帝朱厚照身上来了。
正德皇帝想去宣府，可以去；想游江南，可以游；想和蒙古人打一仗，可以参军；想谈一场浪漫至极的恋爱，可以去谈。但是请不要用皇帝的身份、动用皇家特权去做这些事！
想做个任性的人——或者说得好听点儿，做个有个性的年轻人，可以！但在这样做之前，朱厚照必须抛弃皇权，退下皇位！如果不肯舍弃皇权，那么朱厚照就必须老老实实地待在那个属于他的“笼子”里，循规蹈矩，认认真真做他的皇帝。二者可以任选其一，绝不可能兼而得之。
这并不是我们后人对朱厚照这个“年轻人”的苛求，这是一个国家对做皇帝的人所提出的最起码的底线。
可惜，正德皇帝连这最起码的底线也不能遵守，偏偏要把皇权和任性兼而得之，于是他做了无数坏事，我们也只能毫不客气地给他下一个定论：昏君、暴君、顽君，一条彻头彻尾的恶棍。
孟子说得好：“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正德皇帝身边率领的就是一群恶狼，而朱厚照自己，是一头吃人的猛虎。这样一头残暴歹毒的畜生，就算稍有良知的人也不肯学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