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所讲的“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的道理极其要紧，依这个道理去做学问，学问必能成就，做事业，事业必然有成。别的不说，单是王守仁所教的弟子们就曾创出一个惊人的奇迹：一次科举之中，竟有五名王门弟子同时考中了进士，时称为五子登龙门！
进士大考又称春闱，每三年一大比，是儒生们面临的最高级的考试，高中进士者就可以进翰林院做庶吉士，学习一年散馆，就可以做官了。所以中进士是天下读书人的终极梦想，其竞争之激烈也可以推想。在这样激烈的竞争中，王守仁门下弟子一科考中五名进士，可以算是个奇迹了。这与王守仁所提倡的“立大志”和“一念志向，即将杂念克倒”的学习方法有极大关系。
然而阳明心学的核心命题毕竟不在于此。讲来讲去，最要紧的还是一个“良知”。
这天，徐爱在课堂上问了一个问题：“孟子》中有一篇，曹交问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曰：‘然。’我平时读书，每到此处总是似有感悟，可再一深思，却又觉得圣人之言内涵太深，功夫太大，平常人恐怕难以达成，于是觉得沮丧。追随先生以后，知道了立大志的道理，也懂得‘志不立，无可成之事’。再读‘人皆可以成尧舜’一句，感觉与早先不一样了，可在这件事上最怕琢磨，越琢磨越觉得‘尧舜’两个字离我辈实在太远，忽然又不敢在这上头用心了。不知我这是什么毛病，先生能开导几句吗？”
徐爱所说的是世人常犯的毛病。
要一个人立下大志，其实不难。可当我们立了志向以后，面对万仞高峰一样的事业和圣贤伟人一般的前辈榜样，总觉得志向难以达成，终于灰心丧气。有不少人立志之后又把志向扔了，就是被这份灰心丧气给打垮了。
现在徐爱提出这个问题来，王守仁早已胸有成竹，微笑道：“你所犯的是个‘支离’的毛病。只想着在心外求理，处处要学别人，到最后弄成‘邯郸学步，膝行而回’的下场。”
听先生说透了自己的毛病，徐爱赶紧问：“这邯郸学步的毛病能治吗？”
“能治，只要认真立下大志，着实在良知上用功夫，就能避免‘支离’之害，做出成就来。”
王守仁把“支离之害”一连说了几遍，徐爱是个聪明人，已经听出来了，忙说：“先生平时常说朱熹的学说有‘支离’之害，今天闲着没事，就说说‘支离’两个字的害处吧。”
说起理学的“支离”之害，王守仁感悟很深：“说起理学的‘支离’二字，实在害人不浅，我自己就吃过这个苦头。”
徐爱忙问：“先生吃过什么苦头？”
说起年轻时做过的傻事儿，王守仁自己先笑了出来：“这些事儿也没什么光彩，我本来打算瞒着人的，可话已经说到这儿了，瞒也瞒不住，干脆就讲出来算了。我自幼家学渊源，五岁读圣贤书，老父亲管教得严，案头除了四书五经就是朱熹的一部《四书集注》，其他闲书一本也看不到。我这个人从小淘气，有个夜郎自大的毛病，老想搞出些花样来让别人刮目相看，上学的时候曾经问塾师：‘何谓天下第一等人，第一等事？’塾师说：‘考科举中状元便是第一等人了。’我却说了句：‘唯有做圣贤才是第一等人，第一等事。’把塾师吓了一跳。”
王守仁头脑聪明，家世又好，从小淘气异常，每有惊人之举，他这个脾气弟子们也知道些。现在王守仁说起小时候淘气的事儿，把几个弟子都给逗笑了。徐爱笑着说：“做圣贤才是第一等事’，先生这话说得也在理。”
王守仁接过话头：“是啊，这话现在听来确实在理。可我那时候说出这些话，别人是拿来当疯话、当笑话听的。后来我那位塾师就把这事当笑话去传，结果传到老父亲耳朵里，把我好一顿臭骂，吓得我从此不敢提起‘做圣贤’的话头儿。可是心里总有这个念头放不下。我的岳父诸让老先生原来做过一任江西布政参议，我十七岁那年奉父亲之命到南昌去迎娶夫人，回来的路上曾到广信去拜会了名儒娄一斋老先生，这位先生的名字想必你们也听过吧？”
娄一斋名叫娄谅，师从名儒吴与弼，是当世一位大儒。此人虽然中了进士，却不愿意做官，只在官场上打了个转儿就回乡潜心讲学，弟子众多，名气很大，连坐镇江西的宁王朱宸濠也仰慕娄谅的名声，竟然娶娄谅之女做了宁王妃，可见其在当时影响之大。徐爱早年求学的时候听说过娄谅的名字：“原来先生早年曾在娄一斋那里讨教过学问。我听说这位老先生以‘收心放心’之论与陈献章、胡居仁齐名，并为当世大儒，能与他探讨学问实在是难得的机缘。可惜老先生已经故去，我们这些年轻人是没这缘分了。”
王守仁微笑道：“你这话没错，娄老先生果然是位了不起的大儒。我十七岁这年到江西，路过广信，顺便上门向老先生讨教学问，这位先生不嫌我年少轻狂，认认真真和我谈论了一番，当场竟说出了一句‘圣人必可学而至’的话来！我听了这话又惊又喜，几天几夜睡不着觉。当时我父亲在京城里做官，离得太远，管不着我，我就自己关起门来琢磨：读书人究竟能不能成‘圣贤’？想来想去，想起那个‘格物致知’的道理来，急忙把朱熹的书拿出来翻看，在《格致补传》一书里看见这句‘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者，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话来了，想着以我的聪明，再找一个事物来好好下一番‘格物致知’的功夫，把功夫下到家，力气用到位，要是真能豁然贯通，达成那个‘表里精粗无不到，全体大用无不明’的境界，是不是就成‘圣贤’了呢？于是找了个朋友来商量，决定就拿院里的竹子来‘格’一下试试。想不到我那个朋友下了三天苦功就病倒了，我还笑话他意志不坚定，自己接着下功夫‘格竹’，一连折腾了七天，神困力乏，再也支撑不住，也倒下了，养了好些日子才恢复。”
在弟子们眼里王守仁是个了不起的大宗师，思想深邃，言语机智，弟子们对他又敬又佩。想不到这位阳明先生小时候还闹过这些花样儿，徐爱心里觉得好玩，脸上也带了些笑意，嘴里却说：“先生从小就知道下这‘格物致知’的苦功夫，我等真是比不得。”
徐爱说的是一句奉承话儿，王守仁却不想听这个，把手一摇：“瞎说！我当时下的哪里是‘格物致知’的功夫，分明是个自误自害的笨功夫罢了。结果格竹子‘格’出一场病来，知道这事的人都笑话我，说我是个傻子，我自己也受了好大的挫折，跟我那朋友坐在一块儿叹气，只说：‘难怪自古至今能称圣贤的只有孔、孟两位，原来这圣贤竟是做不得的……’”
说到这儿，王守仁把话头儿停住了，徐爱也低着头说不出话来了。
——圣贤是做不得的……
人这一辈子，总是年轻的时候有**有热血，遇事敢想敢做，可这个社会却不给年轻人实现自我的机会，父母师长、亲戚朋友时常有意无意地打压孩子的进取心，挫折孩子的积极性，生怕这些孩子不知天高地厚，闯出什么祸来。结果随着年纪增长，曾经的年轻人一个个志气消磨，人也变圆滑了，成了混吃等死的废物。究其原因，有一半是因为我们一生中总是无缘无故地遭坑害，受打击，几十年下来，把人心里的志气、勇气都给打垮了。从古至今，不知有多少中国人在这上头吃过亏。
“圣人必可学而至”，并不是什么高深的道理，若问起来，那些满腹经纶的大儒也都认同，可真正做起来却没有一个人做得到。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些人受了理学“支离”之害，想按着朱熹的话“格物穷理做圣人”，可知识无穷，道理无尽，天下人有哪一个能做到“格物穷理”的境界？
在这件事上王守仁比别的年轻人还强些，不管不顾，硬着头皮试了一回，结果落了个惨败收场，不得不自己告诉自己：圣贤原来是做不得的……还有多少年轻人，根本没有王守仁这股子胆气，这一辈子连试也没试过一次，就老老实实地向父母、向老师、向社会低了头，认了输，再不敢有什么出格越轨的想法了。
活成这样实在可怜，也可惜。
静了一会儿，坐在王守仁身边的弟子蔡宗兖问道：“先生平时常叫我们在良知上用功夫，认为扩充良知是个成圣之路。但我有一事不解：人与人之间才智能力各不相同，有极聪明的，也有平庸的，甚至有愚笨的；有些人天赋极高，能领千军万马，主一国之政，也有的天赋平常，只能当个小吏，做个小买卖，又或者只会耕田、只会打铁、只会缝衣服，其他一概不懂。既然人的才智能力差距如此之大，那么能人、庸人、笨人又怎么能个个都成‘圣人’呢？学生实在不能理解。”
蔡宗兖的问题正好与徐爱早前的问题衔接在一起，可见这些学生听讲确实认真，心思全用在思考上了。王守仁暗暗欣喜，想了想才说：“你这个问题有些偏颇，可这却是世人常犯的错误。要知道圣人之所以称‘圣’，是因为他们心里纯粹只有天理良知，没有人欲私心。打个比方，这就像一块黄金，纯而又纯，没有丝毫杂质。这个你能理解吗？”
蔡宗兖点头道：“学生能听懂。”
王守仁又说：“圣人心中纯粹是天理良知，这良知就像纯金一样精纯，但人的能力各不相同。比如尧舜这样的圣王，打个比方说，他心里的良知是一万斤重的一块纯金，孔孟这样的圣人，我们说他的良知有九千斤重，大禹、商汤、周武王这些人我们说他的良知有七千斤，伊尹、伯夷也是大贤，我们说他的良知有四五千斤，你想一想，假若我们把伯夷、伊尹心里的良知取出来，放到尧舜的心里去，那么尧舜心里的良知纯金就变成一万五千斤重了，为什么呢？因为伯夷、伊尹和尧舜，他们心里的良知‘纯度’是一样的，他们对天理良知的认识是一样的，只不过各人的才智有区别，尧舜心里这块金子重些，伊尹心里这块金子轻了一点儿，可是两者都一样纯而又纯，就算熔成一块，也不影响金子的纯度。这个你能明白吗？”
王守仁把道理讲到这里，蔡宗兖一半明白一半糊涂，凝神想了半天，忽然又问：“先生刚才把古代的圣王、圣贤都分门别类来讲，认为尧舜心中的‘纯金’有万斤之重；孔圣人有九千斤；大禹、商汤、周武王是七八千斤；伊尹、伯夷这些大贤有四五千斤……这个分量的不同是怎样区分的呢？”
王守仁微笑道：“以其品德高下而分。尧舜是上古圣王，于民有惠，又能把帝位禅让给有德之人，这禅位之举堪称圣之极矣！孔子提出‘克己复礼为仁’，首倡儒学，教化天下，又用一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给天下人指明了成圣贤的道路，后人称他为‘至圣先师’毫不为过。大禹、商汤、武王都有除残去暴之功，救护万民之德，伊尹、伯夷等人也都品德高洁……”
王守仁话还没说完，蔡宗兖已经急着打断了他：“学生的意思是说，这些大圣大贤非比寻常，他们提炼的良知如此精纯，竟有‘万镒黄金’之重！可学生只是个普通人，像我这样渺小的人，怎么敢和至圣至贤的前辈比呢？”
蔡宗兖说了半天，竟又绕回到早先的问题上去了。
世人往往不自信，对自己内心良知的轻视根深蒂固。总觉得自己平凡至极，庸庸碌碌，连“出色”两个字都谈不到，“圣贤”二字更是提也不敢提，想都不敢想。这种想法太执著了，结果蔡宗兖问来问去，仍然在这上头纠结。
王守仁正色道：“我问你，假设我左边摆着一块纯金，有一万斤重，右手边也有一粒纯金，却只有一钱重，可我却说：‘这两块金子其实是一样的。’你说我这话对不对？”
王守仁这一问看似简单，其实内涵颇深，不易回答。蔡宗兖这里还没想透，坐在一旁的徐爱忽然笑道：“先生这话对！一万斤的纯金和一钱重的纯金其实是一样的——因为它们的纯度一样！”
徐爱这一句话接得好，王守仁拊掌笑道：“这就对了！一万斤重的纯金和一钱重的纯金是一样的，因为它们一样精纯！尧、舜、孔、孟是至圣，咱们只是些普通人，可尧舜孔孟心里无非是一个精纯的良知，咱们这些人不要问自己的才智高低，能力大小，只要各自努力，把心里的良知提炼得纯而又纯，就和尧舜孔孟是完全一样的！这就是古人说的‘人人皆可为尧舜’的道理。在这上头无须争辩。”
王守仁这句话振聋发聩，竟把“人人皆可为尧舜”的名言一语解开了，蔡宗兖也听懂了，欢喜之余却又问了句：“依先生之说，人心里的良知纯金究竟应该如何提炼？”
王守仁笑道：“在这上头古人说过很多话，其中有两句说得最好，一是《道德经》里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另一句是后世大儒常说的‘存天理去人欲’。要说哪一句更有力，我觉得还是‘为道日损，损之又损’更透彻。我们提炼良知，就是要去除心里的私心杂念，每天去掉一些杂念，消灭一些私心，就离‘天理’更近一些。这个去除私心的过程就是提炼良知，所以说，在这上头只求精纯，不求分量。”
蔡宗兖又问：“尧舜孔孟心里的良知‘纯金’极多极重，我们这些人却达不到这个程度，此中差距又在何处呢？”
蔡宗兖有这一问，显然前面的话尚未完全领悟。王守仁笑道：“你怎么又有此问？须知良知的纯度要紧，‘分量’二字并不重要。有些人不知道良知贵在‘纯度’的道理，只求一个‘分量’，于是整天动歪脑筋，想坏主意，学习的时候就学欺骗诡诈的邪术，走上社会之后，为了出人头地根本不择手段，一心只想着怎么升官，怎么发财，装神弄鬼欺世盗名，弄到最后，他的心里充满了各种肮脏邪恶的私心杂念，知识越多，私心邪念就越盛，才干越强，天理良知就蒙昧得越厉害。你在社会上见没见过这样的人？”
蔡宗兖仔细想了想，点头说道：“见过。有些人聪明透顶，心灵手巧，别人都不会的手艺偏他能驾轻就熟，结果他拿这手艺去造假作恶，偷窃诈骗，而且越是心灵手巧的坏人，犯的案子越重，这就是先生说的知识越多邪念越盛吧。”
王守仁连连点头：“对！你说的只是一个小小的坏人，还有些人比这更可怕，他们才干出众，文有治理国家之能，武有破敌百万之勇，随便说句话就能蛊惑人心，引得成千上万的人来追随他，这些人一旦昧了良知，满心邪念，‘治国之能’全成了害民邪术，‘破敌之勇’变成杀人恶魔，祸国篡权，戕害万民，所作所为已经不能用‘邪恶’二字来形容了。这样的人咱们身边未必有，可史书上就多得很了。还记得那句‘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吗？”
王守仁这番话说得众弟子悚然而惊，再一想，还真就是这样。
说到这里，王守仁自己也忍不住叹了口气：“为什么心灵手巧的人会造假作恶，偷窃诈骗？为什么有才干的人会成为人人憎恨盼其速死的‘庆父’？就是因为这些人不懂得良知天理贵在‘纯度’，只以为钱越多越好，权越大越好，最好是钱多到堆成一座金山，权大到生杀予夺无所不能！结果他们不是提纯良知，锻炼成色，而是只求重量，不管什么铅锡铜铁一律扔进去熔化，只求一个万斤、十万斤、百万斤的分量。到最后居然也真凑出了万斤之重！可是剖开他的心一看，里面铅锡铜铁混为一团，又脏又臭，一万斤重的‘杂质’里面竟找不到一两‘良知纯金’，若把这上万斤的‘肮脏之物’去和尧舜孔孟的‘万斤纯金’做比较，真能把人恶心死！就算和普通人心里那一两重、一钱重的纯金相比，也远远不如。这种货色就是咱们平时咒骂的窃国大盗，邪恶枭雄，卑鄙小人！这样的人，这样的心，是天下间最恶劣的！这话你明白吧？”
人生在世不立大志，不讲良知，却又一心想出人头地，这样的人只能走向堕落，王守仁所说得丝毫不差。蔡宗兖略想了想，也说：“学生明白了。”
王守仁点点头：“那就好办了。所谓良知，不过‘仁义’而已。孔子说过，所谓‘仁’不过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对于义，孟子则讲了一个‘扩而充之’的道理。一个人心里的良知已然精纯，如同纯金一样，这时就会自然而然地生出一个上进心来，上进心越强，勇于承担的责任就越大，所下的功夫就越深，能帮助的人也越多，提炼出的‘良知纯金’分量当然就更重了。咱们只要守住这点精纯，抱定这个上进心不放，下十倍的功夫，百倍的功夫，一直努力下去，努力一辈子，到最后自然会有很大的收获。至于说提炼出来的纯金是一斤重，一百斤重，还是一万斤重，这只是个比喻罢了。只要良知精纯，努力上进，立人达人，成仁取义，这些都有了，也就够了。真到了如此境界，人格完善，人品方正，坦坦****的，还会去琢磨‘孔子怎么是一万斤，我怎么只是一斤’吗？根本不会动这个无聊心思了。”
王守仁一句话把众人说得都笑了起来。
到这里，王守仁也算把道理讲透了。偏偏蔡宗兖是个一根筋的人，想了半天，忽然又正色问道：“先生说尧舜是圣王，大禹、商汤、文武也都是圣王，可学生早年听人说过，上古史料早已湮灭，尧、舜、禹、汤、文、武的事迹皆语焉不详，甚而有人对此提出异议，以为尧舜未必有‘禅让’之事，商汤灭桀、武王伐纣也未必是一心要解民倒悬，甚至商朝之血腥，周朝之残暴，未必就比前朝好多少。至于伯夷、伊尹等人，都说是大贤，可史料也不过寥寥数语。先生如何能肯定这些上古圣人的事迹完全可信呢？”
蔡宗兖这一问十分大胆。
关于尧、舜、禹、汤、文、武等人的猜测虽然古已有之，但这几位是被历代皇帝公开定了性的圣人，质疑他们，弄不好要遭祸。也是蔡宗兖一心求学，情绪所至脱口而出，倒把其他学子们吓了一跳。
在这上头阳明先生却早就想通了，微笑着说：“上古史料多已湮灭，这是真的，所以你这一问我无法回答。但我可以告诉你：咱们所评的是事迹，不是人物。也就是说，只要肯禅位于民者，必是极圣；能以哲理唤醒天下人的，必是至圣；兴义兵解民倒悬者，必是圣王；为民操劳无怨无悔者，必是大贤，在这上头是不会错的。”
是啊，尧、舜、禹、汤、文、武、伊尹、伯夷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并不重要，古人只是借他们的名字讲一个道理罢了。后人只要明白什么叫仁义，如何提炼良知，怎样追求上进，懂得“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大道理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