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炼万镒纯金(1 / 1)

心圣·王阳明 许葆云 3477 字 12天前

王守仁所讲的“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的道理极其要紧,依这个道理去做学问,学问必能成就,做事业,事业必然有成。别的不说,单是王守仁所教的弟子们就曾创出一个惊人的奇迹:一次科举之中,竟有五名王门弟子同时考中了进士,时称为五子登龙门!

进士大考又称春闱,每三年一大比,是儒生们面临的最高级的考试,高中进士者就可以进翰林院做庶吉士,学习一年散馆,就可以做官了。所以中进士是天下读书人的终极梦想,其竞争之激烈也可以推想。在这样激烈的竞争中,王守仁门下弟子一科考中五名进士,可以算是个奇迹了。这与王守仁所提倡的“立大志”和“一念志向,即将杂念克倒”的学习方法有极大关系。

然而阳明心学的核心命题毕竟不在于此。讲来讲去,最要紧的还是一个“良知”。

这天,徐爱在课堂上问了一个问题:“孟子》中有一篇,曹交问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曰:‘然。’我平时读书,每到此处总是似有感悟,可再一深思,却又觉得圣人之言内涵太深,功夫太大,平常人恐怕难以达成,于是觉得沮丧。追随先生以后,知道了立大志的道理,也懂得‘志不立,无可成之事’。再读‘人皆可以成尧舜’一句,感觉与早先不一样了,可在这件事上最怕琢磨,越琢磨越觉得‘尧舜’两个字离我辈实在太远,忽然又不敢在这上头用心了。不知我这是什么毛病,先生能开导几句吗?”

徐爱所说的是世人常犯的毛病。

要一个人立下大志,其实不难。可当我们立了志向以后,面对万仞高峰一样的事业和圣贤伟人一般的前辈榜样,总觉得志向难以达成,终于灰心丧气。有不少人立志之后又把志向扔了,就是被这份灰心丧气给打垮了。

现在徐爱提出这个问题来,王守仁早已胸有成竹,微笑道:“你所犯的是个‘支离’的毛病。只想着在心外求理,处处要学别人,到最后弄成‘邯郸学步,膝行而回’的下场。”

听先生说透了自己的毛病,徐爱赶紧问:“这邯郸学步的毛病能治吗?”

“能治,只要认真立下大志,着实在良知上用功夫,就能避免‘支离’之害,做出成就来。”

王守仁把“支离之害”一连说了几遍,徐爱是个聪明人,已经听出来了,忙说:“先生平时常说朱熹的学说有‘支离’之害,今天闲着没事,就说说‘支离’两个字的害处吧。”

说起理学的“支离”之害,王守仁感悟很深:“说起理学的‘支离’二字,实在害人不浅,我自己就吃过这个苦头。”

徐爱忙问:“先生吃过什么苦头?”

说起年轻时做过的傻事儿,王守仁自己先笑了出来:“这些事儿也没什么光彩,我本来打算瞒着人的,可话已经说到这儿了,瞒也瞒不住,干脆就讲出来算了。我自幼家学渊源,五岁读圣贤书,老父亲管教得严,案头除了四书五经就是朱熹的一部《四书集注》,其他闲书一本也看不到。我这个人从小淘气,有个夜郎自大的毛病,老想搞出些花样来让别人刮目相看,上学的时候曾经问塾师:‘何谓天下第一等人,第一等事?’塾师说:‘考科举中状元便是第一等人了。’我却说了句:‘唯有做圣贤才是第一等人,第一等事。’把塾师吓了一跳。”

王守仁头脑聪明,家世又好,从小淘气异常,每有惊人之举,他这个脾气弟子们也知道些。现在王守仁说起小时候淘气的事儿,把几个弟子都给逗笑了。徐爱笑着说:“做圣贤才是第一等事’,先生这话说得也在理。”

王守仁接过话头:“是啊,这话现在听来确实在理。可我那时候说出这些话,别人是拿来当疯话、当笑话听的。后来我那位塾师就把这事当笑话去传,结果传到老父亲耳朵里,把我好一顿臭骂,吓得我从此不敢提起‘做圣贤’的话头儿。可是心里总有这个念头放不下。我的岳父诸让老先生原来做过一任江西布政参议,我十七岁那年奉父亲之命到南昌去迎娶夫人,回来的路上曾到广信去拜会了名儒娄一斋老先生,这位先生的名字想必你们也听过吧?”

娄一斋名叫娄谅,师从名儒吴与弼,是当世一位大儒。此人虽然中了进士,却不愿意做官,只在官场上打了个转儿就回乡潜心讲学,弟子众多,名气很大,连坐镇江西的宁王朱宸濠也仰慕娄谅的名声,竟然娶娄谅之女做了宁王妃,可见其在当时影响之大。徐爱早年求学的时候听说过娄谅的名字:“原来先生早年曾在娄一斋那里讨教过学问。我听说这位老先生以‘收心放心’之论与陈献章、胡居仁齐名,并为当世大儒,能与他探讨学问实在是难得的机缘。可惜老先生已经故去,我们这些年轻人是没这缘分了。”

王守仁微笑道:“你这话没错,娄老先生果然是位了不起的大儒。我十七岁这年到江西,路过广信,顺便上门向老先生讨教学问,这位先生不嫌我年少轻狂,认认真真和我谈论了一番,当场竟说出了一句‘圣人必可学而至’的话来!我听了这话又惊又喜,几天几夜睡不着觉。当时我父亲在京城里做官,离得太远,管不着我,我就自己关起门来琢磨:读书人究竟能不能成‘圣贤’?想来想去,想起那个‘格物致知’的道理来,急忙把朱熹的书拿出来翻看,在《格致补传》一书里看见这句‘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者,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话来了,想着以我的聪明,再找一个事物来好好下一番‘格物致知’的功夫,把功夫下到家,力气用到位,要是真能豁然贯通,达成那个‘表里精粗无不到,全体大用无不明’的境界,是不是就成‘圣贤’了呢?于是找了个朋友来商量,决定就拿院里的竹子来‘格’一下试试。想不到我那个朋友下了三天苦功就病倒了,我还笑话他意志不坚定,自己接着下功夫‘格竹’,一连折腾了七天,神困力乏,再也支撑不住,也倒下了,养了好些日子才恢复。”

在弟子们眼里王守仁是个了不起的大宗师,思想深邃,言语机智,弟子们对他又敬又佩。想不到这位阳明先生小时候还闹过这些花样儿,徐爱心里觉得好玩,脸上也带了些笑意,嘴里却说:“先生从小就知道下这‘格物致知’的苦功夫,我等真是比不得。”

徐爱说的是一句奉承话儿,王守仁却不想听这个,把手一摇:“瞎说!我当时下的哪里是‘格物致知’的功夫,分明是个自误自害的笨功夫罢了。结果格竹子‘格’出一场病来,知道这事的人都笑话我,说我是个傻子,我自己也受了好大的挫折,跟我那朋友坐在一块儿叹气,只说:‘难怪自古至今能称圣贤的只有孔、孟两位,原来这圣贤竟是做不得的……’”

说到这儿,王守仁把话头儿停住了,徐爱也低着头说不出话来了。

——圣贤是做不得的……

人这一辈子,总是年轻的时候有**有热血,遇事敢想敢做,可这个社会却不给年轻人实现自我的机会,父母师长、亲戚朋友时常有意无意地打压孩子的进取心,挫折孩子的积极性,生怕这些孩子不知天高地厚,闯出什么祸来。结果随着年纪增长,曾经的年轻人一个个志气消磨,人也变圆滑了,成了混吃等死的废物。究其原因,有一半是因为我们一生中总是无缘无故地遭坑害,受打击,几十年下来,把人心里的志气、勇气都给打垮了。从古至今,不知有多少中国人在这上头吃过亏。

“圣人必可学而至”,并不是什么高深的道理,若问起来,那些满腹经纶的大儒也都认同,可真正做起来却没有一个人做得到。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些人受了理学“支离”之害,想按着朱熹的话“格物穷理做圣人”,可知识无穷,道理无尽,天下人有哪一个能做到“格物穷理”的境界?

在这件事上王守仁比别的年轻人还强些,不管不顾,硬着头皮试了一回,结果落了个惨败收场,不得不自己告诉自己:圣贤原来是做不得的……还有多少年轻人,根本没有王守仁这股子胆气,这一辈子连试也没试过一次,就老老实实地向父母、向老师、向社会低了头,认了输,再不敢有什么出格越轨的想法了。

活成这样实在可怜,也可惜。

静了一会儿,坐在王守仁身边的弟子蔡宗兖问道:“先生平时常叫我们在良知上用功夫,认为扩充良知是个成圣之路。但我有一事不解:人与人之间才智能力各不相同,有极聪明的,也有平庸的,甚至有愚笨的;有些人天赋极高,能领千军万马,主一国之政,也有的天赋平常,只能当个小吏,做个小买卖,又或者只会耕田、只会打铁、只会缝衣服,其他一概不懂。既然人的才智能力差距如此之大,那么能人、庸人、笨人又怎么能个个都成‘圣人’呢?学生实在不能理解。”

蔡宗兖的问题正好与徐爱早前的问题衔接在一起,可见这些学生听讲确实认真,心思全用在思考上了。王守仁暗暗欣喜,想了想才说:“你这个问题有些偏颇,可这却是世人常犯的错误。要知道圣人之所以称‘圣’,是因为他们心里纯粹只有天理良知,没有人欲私心。打个比方,这就像一块黄金,纯而又纯,没有丝毫杂质。这个你能理解吗?”

蔡宗兖点头道:“学生能听懂。”

王守仁又说:“圣人心中纯粹是天理良知,这良知就像纯金一样精纯,但人的能力各不相同。比如尧舜这样的圣王,打个比方说,他心里的良知是一万斤重的一块纯金,孔孟这样的圣人,我们说他的良知有九千斤重,大禹、商汤、周武王这些人我们说他的良知有七千斤,伊尹、伯夷也是大贤,我们说他的良知有四五千斤,你想一想,假若我们把伯夷、伊尹心里的良知取出来,放到尧舜的心里去,那么尧舜心里的良知纯金就变成一万五千斤重了,为什么呢?因为伯夷、伊尹和尧舜,他们心里的良知‘纯度’是一样的,他们对天理良知的认识是一样的,只不过各人的才智有区别,尧舜心里这块金子重些,伊尹心里这块金子轻了一点儿,可是两者都一样纯而又纯,就算熔成一块,也不影响金子的纯度。这个你能明白吗?”

王守仁把道理讲到这里,蔡宗兖一半明白一半糊涂,凝神想了半天,忽然又问:“先生刚才把古代的圣王、圣贤都分门别类来讲,认为尧舜心中的‘纯金’有万斤之重;孔圣人有九千斤;大禹、商汤、周武王是七八千斤;伊尹、伯夷这些大贤有四五千斤……这个分量的不同是怎样区分的呢?”

王守仁微笑道:“以其品德高下而分。尧舜是上古圣王,于民有惠,又能把帝位禅让给有德之人,这禅位之举堪称圣之极矣!孔子提出‘克己复礼为仁’,首倡儒学,教化天下,又用一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给天下人指明了成圣贤的道路,后人称他为‘至圣先师’毫不为过。大禹、商汤、武王都有除残去暴之功,救护万民之德,伊尹、伯夷等人也都品德高洁……”

王守仁话还没说完,蔡宗兖已经急着打断了他:“学生的意思是说,这些大圣大贤非比寻常,他们提炼的良知如此精纯,竟有‘万镒黄金’之重!可学生只是个普通人,像我这样渺小的人,怎么敢和至圣至贤的前辈比呢?”

蔡宗兖说了半天,竟又绕回到早先的问题上去了。

世人往往不自信,对自己内心良知的轻视根深蒂固。总觉得自己平凡至极,庸庸碌碌,连“出色”两个字都谈不到,“圣贤”二字更是提也不敢提,想都不敢想。这种想法太执著了,结果蔡宗兖问来问去,仍然在这上头纠结。

王守仁正色道:“我问你,假设我左边摆着一块纯金,有一万斤重,右手边也有一粒纯金,却只有一钱重,可我却说:‘这两块金子其实是一样的。’你说我这话对不对?”

王守仁这一问看似简单,其实内涵颇深,不易回答。蔡宗兖这里还没想透,坐在一旁的徐爱忽然笑道:“先生这话对!一万斤的纯金和一钱重的纯金其实是一样的——因为它们的纯度一样!”

徐爱这一句话接得好,王守仁拊掌笑道:“这就对了!一万斤重的纯金和一钱重的纯金是一样的,因为它们一样精纯!尧、舜、孔、孟是至圣,咱们只是些普通人,可尧舜孔孟心里无非是一个精纯的良知,咱们这些人不要问自己的才智高低,能力大小,只要各自努力,把心里的良知提炼得纯而又纯,就和尧舜孔孟是完全一样的!这就是古人说的‘人人皆可为尧舜’的道理。在这上头无须争辩。”

王守仁这句话振聋发聩,竟把“人人皆可为尧舜”的名言一语解开了,蔡宗兖也听懂了,欢喜之余却又问了句:“依先生之说,人心里的良知纯金究竟应该如何提炼?”

王守仁笑道:“在这上头古人说过很多话,其中有两句说得最好,一是《道德经》里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另一句是后世大儒常说的‘存天理去人欲’。要说哪一句更有力,我觉得还是‘为道日损,损之又损’更透彻。我们提炼良知,就是要去除心里的私心杂念,每天去掉一些杂念,消灭一些私心,就离‘天理’更近一些。这个去除私心的过程就是提炼良知,所以说,在这上头只求精纯,不求分量。”

蔡宗兖又问:“尧舜孔孟心里的良知‘纯金’极多极重,我们这些人却达不到这个程度,此中差距又在何处呢?”

蔡宗兖有这一问,显然前面的话尚未完全领悟。王守仁笑道:“你怎么又有此问?须知良知的纯度要紧,‘分量’二字并不重要。有些人不知道良知贵在‘纯度’的道理,只求一个‘分量’,于是整天动歪脑筋,想坏主意,学习的时候就学欺骗诡诈的邪术,走上社会之后,为了出人头地根本不择手段,一心只想着怎么升官,怎么发财,装神弄鬼欺世盗名,弄到最后,他的心里充满了各种肮脏邪恶的私心杂念,知识越多,私心邪念就越盛,才干越强,天理良知就蒙昧得越厉害。你在社会上见没见过这样的人?”

蔡宗兖仔细想了想,点头说道:“见过。有些人聪明透顶,心灵手巧,别人都不会的手艺偏他能驾轻就熟,结果他拿这手艺去造假作恶,偷窃诈骗,而且越是心灵手巧的坏人,犯的案子越重,这就是先生说的知识越多邪念越盛吧。”

王守仁连连点头:“对!你说的只是一个小小的坏人,还有些人比这更可怕,他们才干出众,文有治理国家之能,武有破敌百万之勇,随便说句话就能蛊惑人心,引得成千上万的人来追随他,这些人一旦昧了良知,满心邪念,‘治国之能’全成了害民邪术,‘破敌之勇’变成杀人恶魔,祸国篡权,戕害万民,所作所为已经不能用‘邪恶’二字来形容了。这样的人咱们身边未必有,可史书上就多得很了。还记得那句‘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吗?”

王守仁这番话说得众弟子悚然而惊,再一想,还真就是这样。

说到这里,王守仁自己也忍不住叹了口气:“为什么心灵手巧的人会造假作恶,偷窃诈骗?为什么有才干的人会成为人人憎恨盼其速死的‘庆父’?就是因为这些人不懂得良知天理贵在‘纯度’,只以为钱越多越好,权越大越好,最好是钱多到堆成一座金山,权大到生杀予夺无所不能!结果他们不是提纯良知,锻炼成色,而是只求重量,不管什么铅锡铜铁一律扔进去熔化,只求一个万斤、十万斤、百万斤的分量。到最后居然也真凑出了万斤之重!可是剖开他的心一看,里面铅锡铜铁混为一团,又脏又臭,一万斤重的‘杂质’里面竟找不到一两‘良知纯金’,若把这上万斤的‘肮脏之物’去和尧舜孔孟的‘万斤纯金’做比较,真能把人恶心死!就算和普通人心里那一两重、一钱重的纯金相比,也远远不如。这种货色就是咱们平时咒骂的窃国大盗,邪恶枭雄,卑鄙小人!这样的人,这样的心,是天下间最恶劣的!这话你明白吧?”

人生在世不立大志,不讲良知,却又一心想出人头地,这样的人只能走向堕落,王守仁所说得丝毫不差。蔡宗兖略想了想,也说:“学生明白了。”

王守仁点点头:“那就好办了。所谓良知,不过‘仁义’而已。孔子说过,所谓‘仁’不过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对于义,孟子则讲了一个‘扩而充之’的道理。一个人心里的良知已然精纯,如同纯金一样,这时就会自然而然地生出一个上进心来,上进心越强,勇于承担的责任就越大,所下的功夫就越深,能帮助的人也越多,提炼出的‘良知纯金’分量当然就更重了。咱们只要守住这点精纯,抱定这个上进心不放,下十倍的功夫,百倍的功夫,一直努力下去,努力一辈子,到最后自然会有很大的收获。至于说提炼出来的纯金是一斤重,一百斤重,还是一万斤重,这只是个比喻罢了。只要良知精纯,努力上进,立人达人,成仁取义,这些都有了,也就够了。真到了如此境界,人格完善,人品方正,坦坦****的,还会去琢磨‘孔子怎么是一万斤,我怎么只是一斤’吗?根本不会动这个无聊心思了。”

王守仁一句话把众人说得都笑了起来。

到这里,王守仁也算把道理讲透了。偏偏蔡宗兖是个一根筋的人,想了半天,忽然又正色问道:“先生说尧舜是圣王,大禹、商汤、文武也都是圣王,可学生早年听人说过,上古史料早已湮灭,尧、舜、禹、汤、文、武的事迹皆语焉不详,甚而有人对此提出异议,以为尧舜未必有‘禅让’之事,商汤灭桀、武王伐纣也未必是一心要解民倒悬,甚至商朝之血腥,周朝之残暴,未必就比前朝好多少。至于伯夷、伊尹等人,都说是大贤,可史料也不过寥寥数语。先生如何能肯定这些上古圣人的事迹完全可信呢?”

蔡宗兖这一问十分大胆。

关于尧、舜、禹、汤、文、武等人的猜测虽然古已有之,但这几位是被历代皇帝公开定了性的圣人,质疑他们,弄不好要遭祸。也是蔡宗兖一心求学,情绪所至脱口而出,倒把其他学子们吓了一跳。

在这上头阳明先生却早就想通了,微笑着说:“上古史料多已湮灭,这是真的,所以你这一问我无法回答。但我可以告诉你:咱们所评的是事迹,不是人物。也就是说,只要肯禅位于民者,必是极圣;能以哲理唤醒天下人的,必是至圣;兴义兵解民倒悬者,必是圣王;为民操劳无怨无悔者,必是大贤,在这上头是不会错的。”

是啊,尧、舜、禹、汤、文、武、伊尹、伯夷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并不重要,古人只是借他们的名字讲一个道理罢了。后人只要明白什么叫仁义,如何提炼良知,怎样追求上进,懂得“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大道理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