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不仅在经济建设上开始探索中国式的道路，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上也同样强调中国特色。1951 年，戏剧界对于中国京剧产生了争论，有些人过于强调向苏联学习，主张发展话剧、芭蕾和歌剧，而对于京剧，主张干脆取消；而另一些人则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认为京剧是中国国粹，应该原汁原味地继承下来。毛泽东认为，中国和世界的各种戏曲形式都要继承发展，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为此，他给刚刚成立的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时写了八个大字：“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1953 年，当史学界讨论历史研究的方针，准备出版《历史研究》杂志时，毛泽东又让他的秘书转达了他的意见，说历史研究要“百家争鸣”。

但是，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向苏联学习成了我国社会生活的主旋律，在移植苏联模式的时候，也受到苏联学术研究中一些不良习气的影响。一方面，把苏联的学术研究结论当作金科玉律，不敢有丝毫的怀疑；另一方面，把欧美的学术研究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一概加以否定，甚至在自然科学领域也是如此，把政治色彩强加于科学研究上。当时，在生物遗传学领域，苏联的李森科、米丘林学派和美国的摩尔根学派都很流行，有些人就把李森科学派的观点看作革命的无产阶级学说，而将摩尔根学派的观点视为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观点。在国际上很有影响的我国生物遗传学家谈家桢，一直坚持摩尔根学派的观点，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遭受着不公正的对待。毛泽东一直对这种给科学研究戴政治帽子的做法不以为然，当他得知谈家桢的处境时，立即给这位著的科学家写信，对他表示支持，鼓励他继续研究下去，同时指示有单位，给谈家桢创造条件，以便他能更好地进行科学研究。

毛泽东在探索经济建设上走自己的路的时候，他也想到了术研究中存在的教条主义问题。1956 年春天，他关于文化艺术学术研究应该走向何方的思考也已经成熟了。他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提出后，在世界上引起了大的反响，许多国家的文学家、艺术家和科学家都对毛泽东的话感到高兴。但是苏联却十分不满意，他们认为，资产阶级的花不能让它开放的。其实，他们是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打破苏模式、走自己的路的尝试感到不满。

毛泽东没有因苏联人的不满意而却步，他坚信他的探索是确的。他在有党外人士参加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说：现在春天来了，一百种花都要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两千年以前的那个时候，有多学说，大家自由讨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在中华人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有那么多的学说，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这一派，那一派，让们去说，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在“双百”方针的指引下，中共中央又召开了知识分子会议科学会议，为知识分子摘去了资产阶级的“帽子”，号召全党全向科学进军。1956 年的春天来得似乎特别早，广大知识分子欣地感到了春天的暖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