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好水川之役前，范仲淹在延州时，元昊曾假意派使者高延德到延州求和。范仲淹接见高延德之后，深感元昊的所谓求和并没有诚意，而且又没有让使者带来求和的正式表章，所以不曾向朝廷报告。随后，他又修书一封，派部下韩周带着信，跟随高延德到西夏，希望能够对元昊晓以大义，劝他真心地归顺宋朝。韩周走后不久，就发生了好水川之役，宋军大败。

韩周在西夏停留四十多天，元昊命亲信写了一封覆函给范仲淹，让韩周带回。信中口气非常傲慢，范仲淹一怒，在西夏使者面前把信烧了，但事先已经抄录了一遍，准备报回朝廷。这封信一共26张，他认为不可以报朝廷的有20张，就把那20张全部烧掉，另外又略加删改，才命人送到朝廷。

信送达朝廷之后，有的大臣指责范仲淹不应该随便与元昊通书，更不该自作主张把元昊的回信烧了。这时，还有一人主张斩了范仲淹。这个人就是参知政事之一的宋庠。

原来宰相吕夷简复位之后，朝中其他大臣都畏惧他的权势不敢与他相争。只有参知政事宋庠屡次与他相争。宋仁宗也很信任宋庠，待他甚为宽厚，这更使吕夷简忌恨在心。但一直苦无机会整垮宋庠。

正好范仲淹与元昊通书的案子发生，吕夷简就故意从容地对宋庠说，范仲淹如果不是与元昊私通，怎么敢做出这种事情！宋庠以为吕夷简真的是认为范仲淹犯了大罪，于是在讨论的时候，就大胆地主张，应将范仲淹论斩。

这时，杜衍忙奏明宋仁宗，范仲淹的本意在招抚叛敌，怎可因此而令他获罪呢？吕夷简一看时机成熟，跟着就表示同意杜衍的看法。宋庠的论斩主张，招来众多大臣的严厉谴责，终而以朋党事被黜。

范仲淹就是在这种微妙的情况下，得到吕夷简的仗“义”之言。此外，谏官孙沔又上书为他辩解。宋仁宗只命范仲淹降职了结了这件事。

5月，又发布命令，命范仲淹到耀州任知州兼任庆州（甘肃庆阳）知州和管句环庆路部署司事。

10月，由于原任陕西经略安抚使的夏竦久任无功，屡遭谏官攻击，于是自请解除兵权，改判河中府（山西永济）。

同时，陕西从这个月开始，正式分为四路：秦凤路（秦指甘肃天水的秦州、凤指陕西凤翔）、泾原路（泾指甘肃泾川的泾州）、环庆路、鄜延路（鄜指陕西鄜县、延指延州。）以长安为中心，自东而西，鄜延、环庆、泾原、秦凤四路，大体成一扇状。

各路指挥官分别是：鄜延路庞籍，兼知延州；环庆路范仲淹，兼知庆州；泾原路王沿，兼知渭州；秦凤路韩琦，兼知秦州。他们除了担任各路部署司事兼知州以外，并兼本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沿边招讨使。

当范仲淹到庆州任职后，他就开始招抚居住在边境的羌人。元昊刚开始叛宋之前，边境的羌人为元昊所诱，暗地协助元昊。如环庆路的酋长们相约在西夏兵攻打宋边境时做向导。但是羌人不敢一面倒向元昊，时时在宋朝、西夏间两边倒。

范仲淹到庆州上任后，先向朝廷请得诏书，然后就开始巡边。他命人犒赏羌人，并检阅他们的武装力量。并与他们立下约定：凡是伤人的罚羊百头、马二匹；杀害宋人的斩。凡是与宋人负债争讼，一律送官审理。西夏兵入界侵犯时，凡不随本族逃避的人，每户罚羊二头，并扣押其首领。西夏兵入侵时，老人幼儿避入宋军城寨接受保护，宋军将负责供给饮食，若不入寨，则罚羊二头。全族都不入寨者，囚禁其首领。定下这个规定会，再也没有羌人为西夏兵所用了。

1042年4月，朝廷命韩琦为秦州观察使，王沿为泾州观察使，庞籍为鄜州观察使，范仲淹为邠州观察使。这是范仲淹到陕西任职的第三年，也是他提出的战略被采用的第二年。

唐朝初期，派朝臣分赴各道访察州县官吏功过及民间疾苦，有时叫巡察使，有时叫按察使，或叫采访使、兼黜陟使等，最后定名叫观察处置使。安史乱后，内地增置节度使或防御使。防御使不授旌节，地位较低，常由采访使兼领。采访理州县，防御理军事，既为一人二任，则兼理军民。唐代后期全国渐分至四十余道，大者十余州，小者二三州，重者为节度，次者称观察，并为地方军政长官，其僚属将校略少于节度使。不过到了宋朝，观察使与节度使一样，被永久冷藏，有其名而无其实，只当作荣称，而非实职。所以这项宣布，只是把范仲淹原来的荣衔“龙图阁直学士”加以更换，增加官禄而已，而实际职权仍未改变。

任命宣布的第二个月，范仲淹恳切地三次上表，请求辞去这个荣衔，并请恢复原衔。其理由是，原来以学士之职，行都统之权，是用内朝近臣的名义。出主军事，诸将莫不以朝廷之势，可以使外敌多几分畏惧之意。现在补为外帅之职，反而减少了为王。另一方面，守边数年以来，羌人对他颇为敬爱，都昵称他为“龙图老子”。何况，西夏沿边的一个小小首领，元昊都授予观察团练使的名衔，他如果被称为观察使，徒然使敌人轻视而已。而且，他自认为并无大功，不应更增厚禄，所以请求回复原衔。宋仁宗同意了他的请求，下诏恢复范仲淹为龙图阁直学士。

自此三川口、好水川之役以后，西夏与宋朝又经历了几次战役，虽然宋军都小有损失，但元昊始终无法越雷池一步，无法逼使宋军后撤。从整个战局看，算是稳定了局势，边境之危减轻了许多。

究其原因，完全是范仲淹始终坚持的大战略愈来愈见成效的缘故。在这个战略指导之下，鄜延路屯兵近7万、环庆路5万、泾原路7万、秦凤路近3万。部队的成分方面，除了正规军以外，还有招抚来的诸羌兵马。各种战略、战术据点、大城、小寨，都依照坚守不轻易出战的原则，星罗棋布，在各角落屹立不移，形成一面充满攻击潜力的铜墙铁壁。即使各据点中，有某个不幸被攻破，元昊也会碍于其他坚固的据点，可以互相援助的原因，而不敢贸然行动。所以只能小规模作战，不敢长久作战。

范仲淹所预测的另一个效果——拖垮西夏，也露出愈见明显的迹象。西夏因为连年作战，国力已大不如以前，再加上没有取得大规模的胜利，无法从宋掠夺物品，许多东西都濒临匮乏。西夏现在已经疲困不堪，元昊开始有求和的意向。

朝廷密诏东线的知延州庞籍，进行主动招抚工作。庞籍对西夏使者说，我大宋富有天下，虽然部分军队遭到一点小挫败，也不致于有什么大损失。可是你西夏，一败就是社稷之忧。你回去告诉你们的首领，若能悔过称臣，朝廷对待你们的礼数，必定优于从前。这时西夏的使者再也不骄横无礼了，他谦卑地说，能够臣服于大宋是我们日思夜想的事情，我一定把您的话一字不差地告诉上面。

在客观形势上，西夏正处于极不利的情势。原来宋、辽、西夏的三角关系，西夏采远交近攻策略，亲辽而与宋相抗。好水川之役宋军大败后，辽曾经趁此机会，遣使前来要求割地。宋朝廷派富弼前往交涉，他以智慧和超人的胆识，能言善道的口才，坚拒割地、和亲的要求，只以增加岁币，解决了辽的趁火打劫。宋、辽再度和解之局确立之后，辽对西夏的侵宋行动不再支持，而派使谕令西夏与宋和谈。

自从元昊继立之后，他就一反其父的作风，对辽不再恭顺。随着国力坚强，他不再臣服于辽，对他的辽国妻子也逐渐疏远甚至刻薄。双方关系早有裂缝，现在辽又反悔与西夏的承诺与宋言和，嫌隙于是更大。

西夏站在自己的立场衡量，由于本身在战场并未失利，若与宋言和，除了名分上必须恢复对宋称臣以外，其他方面，还可以索求一些好处，补偿用兵多年所遭受的损失。然后还可以转而对付辽，对自身而言怎么看都是有利的。

1044年，元昊向宋称臣，宋封元昊为夏国主。并赐予西夏白银7万多两、绢15万匹、茶3万斤。同年，辽主亲征夏，为夏所败，最后也是以表面的和局了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