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春天，为了能更真切地了解印度农民的生活情形，甘地仍旧搭乘三等车，到毕哈尔州北方的契巴朗访问。

契巴朗是在恒河北岸很远的地方，正好在喜马拉雅山脚靠近尼泊尔的地方，和印度的其他地方是隔绝的。这里是靛青的著名产地，这里的农民大多种植靛青作为染料。农民们向地主租地耕作，以收获物来缴纳租金，这种方式使广大的佃农生活非常困苦。

一位叫做苏克拉的贫苦农民一面诉说生活的困难，一面央求甘地：“请帮帮我们吧！”

为了能实地了解，甘地就请苏克拉当向导，在契巴朗地区访问，可是苏克拉却不知道应该带甘地参观哪些地方。因此，甘地只好找当地的领导人布拉撒德和布拉吉萧先生，请他们引导他做实地调查。

甘地的访问使地主和州政府的官员很不高兴，他们都想尽办法阻挠他。尽管甘地早有警惕，他们还是发动了一股恶毒攻击他的逆流。报纸上充满了对他的种种污蔑。然而他的极度谨慎和坚持真理、丝毫不苟的态度，使他们不得不转变锋芒。

甘地将全部的心力用在调查农民的生活情形上。他发觉目前农民用实物代替租金的纳租方式固然需要解决，但是还有一项更迫切的问题，那就是这些农民的教育问题。

这些农民大都没有读过书，缺乏知识，因此，甘地与布拉撒德等人商量，打算先在6个村庄中各设一所小学，除了教授语文之外，还要指导村民改善环境卫生以及注意生活细节。由于经费不足，无法雇用专门的老师和医生，只好聘请两个慈善家来负责。

因为这两位负责人并不是医科出身，当村民有病时，他们仅能凭自己粗浅的医疗常识替他们治疗。例如，用麻油治下痢；用奎宁退热；外伤或肿痛则使用硫黄软膏……有很多农民接受了这种简单的医疗方法，对从来没有用过药的他们来说，即使是只有这些药，他们就已经获益匪浅了。

此外，要让农民了解卫生的重要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长期以来，过惯贫穷生活的农民对于脏乱早已习以为常，以致整个村庄既脏且乱，无形中成为病菌的温床。为了改善这种情形，甘地对两位负责教导的慈善家说：“我们应该以身作则，使农民知道爱好整洁的好处，以及脏乱带来的害处，这样，他们就会自动自发地保持整洁了。”

商量好之后，大家便开始进行。随甘地迁居来此的嘉斯杜白也主动加入了卫生队，共同为整理环境而努力。从早到晚，大家不断地清理村里的水井，挑土填平低洼的地方，清除垃圾等。

他们打扫道路和院子，洗刷水井，填平附近的水沟，以和蔼的态度劝导村民自行打扫。有一些村子的人非常热心，他们甚至修路，使甘地的汽车能通行各处。但是有些村民坦率地表示他们不喜欢这种工作，甚至有人还不屑地讥讽说：“我才懒得去做这种没有价值的工作哩！”

这些话固然令人难过，可是，这也不能全怪他，因为这个地区的农民实在太穷了，连生活都成问题，哪有多余的力气顾及卫生呢？

例如，设有学校的比提哈瓦村，该村的妇女都穿着脏兮兮的衣服，嘉斯杜白实在看不过去，便去问她们：“衣服太脏的话，容易感染细菌而生病，你们为什么不把衣服洗干净呢？”

其中一个妇人听了这句话，便一言不发地把嘉斯杜白和甘地拖到她家里，指着空****的房间说：“你瞧，这里没有箱子，也没有柜橱可以收藏别的衣服。我只有身上这一条纱丽，洗了的话，我穿什么呢？”

她的话没有错，假如甘地也是这么穷的话，大概也会和他们一样，无法顾及卫生问题了。但是，经过调查，甘地发现，不仅是契巴朗的农民这样生活，全印度随处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形。印度有无数的茅草房，里面既没有家具，也没有可以换的衣服，人们只靠一条破烂不堪的布遮身。

正当学校教育、卫生工作渐有绩效，甘地对契巴朗农民的实地生活情形也调查得很顺利的时候，孟加拉国州政府却来了一封信，大意是：你的调查已经拖得够久了，你现在还不结束这个工作，离开这里吗？

甘地明白州政府这样做的用意。他们怕他把调查结果发表出来，想趁他的调查工作尚未完成之前，把他赶走，以免为他们带来麻烦。他当然不肯屈服，就写了一封回信：“除非州政府承认农民的疾苦是真实的，并为他们解除这种疾苦，或者立即成立一个调查团进行调查农民的案情，否则，我绝不离开这里。”

这封信果然引起了州政府的注意，他们马上派副总督爱德华·盖德亲自调查农民的生活情形，结果发现契巴朗农民的生活的确连牛马都不如，于是，他们就立刻发布命令，废止以实物缴纳租金的制度。

这种压榨农民100余年的制度一经废除，一向遭受压迫的农民现在可以抬起头来了。到此为止，甘地应该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了。可是，在“撒地亚·哥拉哈农场”的安娜丝雅宾夫人告诉他说，阿赫梅达巴的纺织工人准备发动罢工，要他立刻回去调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