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甘地听说，在他被捕后，行进的队伍并没有中断，暂时由波拉克领导，并照原定计划抵达格雷林斯达特过夜。

第二天早上，当他们到达巴尔弗时，火车站已为他们准备好三列车厢，想等他们抵达后便立刻押返纳塔耳。

“赶快上车！”

“不！除非这辆车要把我们带到监狱去，否则我们绝不上车。”

经过波拉克的一番开导，他们才走进车厢，被押返纳塔耳。波拉克提到了“撒地亚·哥拉哈运动”的精神，他希望请大家遵守这一精神。

纳塔耳没有可以收容5000人的大监狱，所以这些印度劳工并没有被送入监狱。但是纳塔耳政府想出一个更残酷的办法，他们用铁丝网把纽加塞耳矿区围起来，作为“纽加塞耳临时监狱”，而矿主和监督的白人就成为特别监督官，强迫这5000名印度人做苦工。

印度工人当然不愿像奴隶一样做工，可是只要他们稍微懈怠，就被拳打脚踢，任意殴辱，简直连牛马都不如。

这种无法无天、惨无人道的做法被传到国内后，当时正卧病在床的戈克利先生一听到这个消息，便勉强支撑起身体，到电台向全国听众广播，要求大家一致声援，设法解救南非的同胞。

短短几天内，南非的印度人问题就成为全国注目的焦点。连印度总督哈丁也为此事发表了谈话：“南非联邦对印度人的态度的确有违人道，在这件事上，我绝对支持印度人的立场。”

哈丁的谈话不但传到南非，同时也在英国本土引起很大的反响。因为印度也隶属于英国殖民地，所以哈丁不曾批评过殖民地的政策，这次他却破天荒地发表了谈话，可见纽加塞耳监狱实在是残酷到了极致，才会引起全世界的公愤。

由于各方面的一致谴责，南非联邦政府不能再坐视不管了。斯穆茨将军为了推卸责任，就仿照西方的做法，组织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事实真相。然后再依照这项调查，决定下一步的处置。

不久，由3个白人组成的调查委员会成立了，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释放甘地和柯连·巴哈以及波拉克。从12月18日被捕，甘地已经在狱中待了6个星期。

因为这是有关印度人的问题，应该让印度人参与决定。所以出狱后，甘地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要求在调查委员会中增加印度人的名额，至少要有一个印度人参与调查。斯穆茨将军不肯接受甘地的要求。既然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甘地便想再发动一次“撒地亚·哥拉哈运动”，即使再度入狱也在所不惜。

就在这个时候，联邦铁路局的白人劳工为了薪资问题举行了一次大罢工。如果这个罢工持续下去，很可能会把南非联邦政府拖垮。所以甘地的朋友便提议说：“这是印度人发动大规模示威游行的好机会，政府正自顾不暇，说不定会因此而让步的。”

甘地坚决反对这种趁火打劫的做法，他说：“铁路工人罢工并非以困扰政府为目的，只是想借此要求提高工资而已，跟我们的问题完全是两回事，我们没有理由助长他们的声势。利用其他事件来增加政府的困扰，是违背真理和‘撒地亚·哥拉哈’精神的行为。我们自己的事应由自己来解决，示威活动必须等到罢工问题解决后才能举行。”

这位朋友了解甘地的用心后，也同意了他的决定。当他们把这项决定通过路透社传到英国本土后，来自英国的赞扬、鼓励的信件和电报，就像雪片一般飞来，就连许多一向不关心印度人问题的人也非常感动。

斯穆茨将军的秘书一向对印度人颐指气使、态度恶劣，当他知道甘地的决定后，也感动地对他说：“老实说，甘地先生，我一向不喜欢印度人，也不屑于帮助印度人。但是现在你们却帮了我们一个大忙，以后我们都不好意思逮捕你们了。”

停了一下，他又继续说：“我们曾想过，假如你们趁这个时候发动游行的话，我们会立刻采取措施来对付你们。可你们却只想以牺牲自己来换取胜利，这才令我们觉得为难呢。”

这件事之后，南非联邦政府也只好采纳甘地的意见，让印度人加入调查委员会。此外，甘地还建议政府订立《印度人救济法》。

不久，议会便通过了《印度人救济法》，经斯穆茨将军签署后，立刻生效。这项议案的成立，不但废止了3英镑人头税的法案，而且还承认了以印度仪式所结合的婚姻关系。同时，印度人只要取得一张简单的居住证明，就可在南非的任何州居住。

连续进行了8年的“撒地亚·哥拉哈运动”，如今已得到胜利，南非终于成为印度移民可以安心居住的地方了。

胜利的消息传到印度后，甘地很快就收到国大党戈克利先生的来信，内容如下：

“甘地先生，恭喜你终于取得了胜利。现在你在南非的工作差不多已经完成了吧，我想请你回国，为印度同胞服务。今年夏天我会待在伦敦，我希望能在那里和你会面，商讨向英国议会和殖民大臣提出印度自治计划的问题，不知你意下如何？”

印度自治，真是太棒了！

长期以来，印度都是英国的殖民地。在英国的统治下，印度人民饱受种种不平等的待遇，如果想要独立，必须先实现自治。这样重大的问题，戈克利竟然要他参与，他真的可以胜任吗？考虑再三，甘地还是下定决心，接受戈克利的建议，并打算在1914年7月18日，从杜尔班港搭乘汽船到伦敦与戈克利面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