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五十七期的《闲话》里写了一篇可羡慕的妩媚的文章。上帝保佑他以后只说闲话，不再管闲事！这回他写法郎士：一篇写照的文章。一个人容易把自己太看重了。西滢是个傻子；他妄想在不经心的闲话里主持事理的公道，人情的准则。他想用讥讽的冰屑刺灭时代的狂热。那是不可能的。他那武器的分量太小，火烧的力量太大。那还不是危险，就他自己说，单只白费劲。危险是在他自己，看来是一堆冰屑，在不知不觉间，也会叫火焰给灼热了。最近他讨论时事的冰块已经关不住它那内蕴或外染的热气——至少我有这样感觉。冰水化成了沸液，可不是玩，我暗暗的着急。好容易他有了觉悟，他也不来多管闲事了。这，我们得记下，也是“国民革命”成绩的一斑。“阿哥，”他的妹妹一天对他求告，“你不要再做文章得罪人家了，好不好？回头人家来烧我们的家，怎么好？”“你趁早把你自己的东西，”闲话先生回答说，“点清了开一个单子给我，省得出了事情以后你倒来向我阿哥报虚账！”
果然他有了觉悟，不再说废话了。本来是，拿了人参汤喂猫，她不但不领情，结果倒反赏你一爪。不识趣的是你自己，当然。你得知趣而且安分——也为你自身的利益着想。你学卫生工程的，努力开阴沟去得了。你学文学的，尽量吹你的莎士比亚葛德法郎士去得了。
西滢的法郎士实在讲得不坏。你看完了他的文章，就比是吃了一个檀香橄榄，口里清齐齐甜迷迷的尝不尽的余甘。法郎士文章的妩媚就在此。卡莱尔一类文章所以不耐咬嚼，正为它们的味道刚是反面，上口是浓烈的，却没有回味，或者，如其有，是油膏的，腻烦的，像是多吃了肥肉。西滢是分明私淑法郎士的，也不止写文章一件事——除了他对女性的态度，那是太忠贞了，几乎叫你联想到中世纪修道院里穿长袍喂鸽子的法兰西士派的“兄弟”们。法郎士的批评，我猜想，至少是不长进！
我很少夸奖人的，但西滢就他学法郎士的文章说，我敢说，已经当得起一句天津话：“有根”了。年来我们新文字（还谈不到文学）的尝试不能完全没有成就。慢慢的，慢慢的，这原来看不顺眼的姿态服装看成自然了。这根辫子是剪定的了。多谢这解放了的语言，我们个性的水从此可以顺着水性流，个性的花可以顺着花性开，我们再也不希罕类似豆腐干的四字句文体，类似木排算盘珠的绝律诗体。话里这样说，这草创期见证得到像样的作风，严一点说，能有几多？也是当然的事情。学哪一家，并不是不体面的事情；只要你学个像样，我们决不吝惜我们的拍掌。但就是“学”，也绝不是呆板的模仿，那是没有生命的。你学你得从骨子里，脊髓里学起，不是从外表。就这学，也应分是一种灵魂的冒险。这是一个“卖野人头”的时代。穿上一件不系领结袒开脖子的衬衣，就算是雪莱。会堆砌几个花泡的杂色的词儿，就自命是箕茨。逛窑子的是维龙；抽鸦片的藉口《恶之花》的作者。这些都是庙会场上的西洋景，点缀热闹的必要，也许。
幸而同时也还有少数人知道尊重文字的灵性，肯认真下功夫到这里面去探出一点秘密来。他们也知道这是有报酬的辛苦——远一点，也许。等到驴子们献尽了伎俩的时候，等到猴儿们跳倦了的时候，我们再留神望卖艺的台上看吧。
像西滢这样，在我看来，才当得起“学者”的名词，不是有学问的意思，是认真学习的意思。第一他自己认自己极清楚；他不来妄自尊大，他明白他自己的限度。“想像力我是没有的，耐心我可不是没有的。”“我很少得到灵感的助力，我的笔没有抒情的力量。它不会跳，只会慢慢的沿着道儿走。我也从不曾感到过工作的沉醉。我写东西是很困难的。”这是法郎士自述的话；西滢就有同样的情形。他不自居作者；在比他十二分不如的同时人纷纷的刻印专集，诗歌小说戏剧哪一样没有，他却甘心抱着一枝半秃的笔，采用一个表示不争竞的栏题——《闲话》，耐心的训练他的字句。我敢预言，你信不信，到哪天这班出锋头的人们脱尽了锐气的日子，我们这位闲话先生正在从容的从事他那“完工的拂拭”（The finishing touch），笑吟吟的擎着他那枝从铁杠磨成的绣针，讽刺我们情急是多么不经济的一个态度，反面说只有无限的耐心才是天才唯一的凭证。
但我当然只说西滢是有资格学法郎士的。我决不把他来比傍近代文学里最完美的大师，那就几乎是笑话了。他学的是法郎士对人生的态度，在讥讽中有容忍，在容忍中有讥讽；学的是法郎士的“不下海主义”，任凭当前有多少引诱，多少压迫，多少威吓，他还是他的冷静，搅不混的清澈，推不动的稳固，他唯一的标准是理性，唯一的动机是怜悯；学的是法郎士行文的姿态：“法郎士的散文像水品似的透明，像荷叶上露珠的皎洁”，西滢说着这话，我们想见他唾液都吊出来了！他已经学到了多少都看得见；至于他能学到多少，那就得看他的天才了——意思是他的耐心。至少，他已经动身上路，而且早经走上了平稳的大道，他的前途是不易有危险的，只要他精力够，他一定可以走得很远——他至少可以走到我们从现在住脚处望不见的地方，我信。
我夸够了。我希望他再继续写他的法郎士，学他的法郎士。乘便我想在他的法郎士的简笔画上补上一条不易看得见的曲线。法郎士的耐心，谐趣，倔强，顽皮，装假，他都给淡淡的描上了。他漏了法郎士的真相。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自来没有一个在心灵境界里工作的，不论是艺术家诗人文人，公认他对他自己一生的满意。随他在世俗的眼内多么幸运，他只知道苦恼；随他过的日子是多么热闹，他只知道寂寞；随他在人事里多么得意，他只知道懊丧。密仡郎其罗，尼采，贝多芬，托尔斯泰，一般人不必说；葛德总算是幸运的骄儿了吧，可是他晚年对他的朋友Eckermann喷着一包眼泪吐露了他的隐情，他说他一辈子从不曾享受过快乐，从不知道过安逸。法郎士也来这一手，这是更出奇了。我不知道他一辈子有哪一件失意事；他有的是盛名，健康，舒服。但是，按勃罗杜的报告：
他叹一声气。
“在全世界上最不幸的生灵是我们人，老话说‘人是万物的主脑’。人是苦恼的主脑，我的朋友，世上有人生这件事是没有上帝再硬不过的证据。”
“但你是人间最羡慕的一个人呢。准不艳羡你的天才，你的健康，你的不老的精神。”
“够了，够了！啊，只要你能看到我的灵魂里去，你就会吃吓的。”他把我的手拿在他的手里，一双发震的火热的手。他对着我的眼睛看。他的眼里满是眼泪。他的面色是枯槁的。他叹着气：“在这全宇宙间再没有一个人比我更不快活的。人家以为我快活。我从来没有快活过一天，没有快活过一个时辰。”
再添几句闲话的闲话乘便妄想解围[25]
我先得告罪我自己的无赖；我擅把岂明先生好意寄给我看看的文章给绑住了。今晚从清华回来，心里直发愁，因为又得熬半夜凑稿子，忽然得到岂明先生的文章好不叫我开心：别说这是骂别人的，就是直截痛快骂我自己的，我也舍不得放它回去，也许更舍不得了。好在来信里有“晨附要登也可以”这句话，所以我敢希冀岂明先生不至过分见怪。
岂明先生再三声明他自己是个水兵，他却把“专门学文学的”字眼加给我。我也得赶快声明——我不但不是专门学文学的，并且严格的说，不曾学过文学。我在康桥仅仅听过“Q”先生几次讲演，跟一个Sir Thomas Wyatt的后代红鼻子黄胡子的念过一点莎士比亚，绝不敢承当专门学文学的头衔。说来真也可笑，现在堂堂北京大学英文文学系的几个教师，除了张歆海先生他是真腔直板哈佛大学文学科卒业的博士而外，据我所知道谁都不曾正式学过文学的。温源宁先生是学法律的，林玉堂先生是言语学家，陈源先生是念政治的，区区是——学过银行的你信不信？
这是支话。目前的小问题是我夸奖了西滢的文章，岂明先生不以为然，说我不但夸错，并且根本看错了。按他的意思，似乎把西滢这样人与法郎士放在一起讲（不说相比），已够衰读神明；但岂明先生却十二分的回护我，只说我天生这傻，看不清事理的真相，别的动机确是没有的。我十二分的感谢，但我也还有话说。既然傻，我就傻到底吧。
先说我那篇闲话的闲话。我那晚提笔凑稿子时，“压根儿”就没忖到这杆笔袅下去是夸奖西滢的一篇东西。我本想再检一点法郎士的牙慧的。碰巧上晚临睡时看了西滢讲法郎士的那篇“新闲话”，我实在佩服他写得干净，玲巧，也不知怎的念头一转弯涂成了一篇《西滢颂》。我当晚发了稿就睡，心里也没有什么“低哆”。第二天起来想起昨晚写的至少有一句话不妥当。“唯一的动机是怜悯”这话拿给法郎士已经不免遭“此话怎讲”的责问；若说西滢，那简直有些挖苦了。再下，一天绍原就挑我这眼。那实在是骈文的流毒，你仔细看看那全句就知道。但此外我那晚心目中做文章的西滢只是新闲话的西滢；说他对女性忠贞，我也只想起他平时我眼见与女性周旋的神情，压根儿也没想起女师大一类的关系。
我生性不爱管闲事倒是真的。我懒，我怕烦。有人告我这长这短，我也就姑妄听之。逢着是是非非的问题，我实在脑筋太简单，闹不清楚，我也不希罕闹清楚，说实话。我不觉得我负有什么“言责”，因此我想既然不爱管闲事就干脆不管闲事，那绝不至于是犯罪的行为。这来我倒反可以省下一点精力，看我的“红的花，圆的月，树林巾夜叫的发痴的鸟”，兴致来时随口编个赞美歌儿唱唱，也未始不是自得其乐的一道。
每回人来报告说谁在那里骂你了，我就问骂得认真不认真：如其认真我就说何苦来因为认真骂人是生气，生气是多少不卫生的事情；如其不认真我就问写得好玩不好玩，好玩就好，不好玩就不好。我总觉得有几位先生气性似乎太大了一点，尤其是比我们更上年纪的前辈们似乎应得特别保重些才是道理。西滢，我知道，也是个不大好惹的，有人说他一动笔就得得罪人。这道理我不明白，为什么他看出来世上别扭的事情就这么多。西滢说我也有找别扭的时候，但我每回咒或是骂的对象（他说）永远是人类的全体，不指定这个那个个人的。我想我也并没有什么不对，我真的觉得没有一件事情你可以除外你自己专骂旁人的。该骂是某时代的坏风气坏癖气，该骂是人类天成的恶根性。我们心里的心里，你要是有胆量望里看的话，哪一种可能的恶、孽、罪，不曾犯过？谁也不能比谁强得了多少，老实说。我们看得见可以指摘的恶，孽，罪，是极凑巧极偶然的现象，没有什么希奇。拿实例来比喻比喻。现在教育界分明有一派人痛恨痛骂章士钊，又有一派人又在那里嬉笑怒骂骂章行严的人。好了。你退远一步，再退远一步看看，如其章某与骂章某的人的确都有该骂的地方，那从你站远一点的地位看去，你见的只是漆黑的一闭，包裹着章某当然，可是骂他的也同样在它的怀抱中。假如你再退远一步，让你真正纯洁的灵魂脱离了本体往回看的时候，我敢保你见的是那漆黑的一团连你自己也圈进去了。引申这个意义，我们就可以懂得罗曼·罗兰“Above the Battlefield”的喊声。鬼是可怕的：他不仅附在你敌人的身上，那是你瞅得见的，他也附在你自己的身上，这你往往看不到。要打鬼的话，你就得连你自己身上的一起打了去，才是公平。体会了这层意思，我们又可以明白法郎士这类作者笔头上不妨尽量的又酸又刻，骨子里却是一个伟大的悲悯。他们才真的是看透了。“讥讽中有容忍，容忍中有讥讽”，归根说，真不是容易做到的一句话。我前天说西滢学法郎士对人生的态度这般这般，也许无意中含有一种期望的意思（这话乏味透了，我知道），并且在字面上我也只说他想学，并不曾说他已经学到家，那另是一件事了。
话再说回来，我实在始终不明白我们朋友中像岂明与西滢一流人何以有别扭的必要——除非你相信“文人相欺”是一个不可摇拔的根性。不，我不信任他们俩中间（就拿他们俩作比例）有不可弥缝的罅隙！我对于他们俩的学问，一样的佩服，对他们俩的文章，一样的喜欢；对他们俩的品格，一样的尊敬。为什么为对某一件事情因为各人地位与交与不同的缘故发生了不同的看法稍稍龌龉以后，这别扭就得别扭到底，到像真有什么天大的冤仇纠住了他们？不，我相信我们当前真正的敌人与敌性的东西正多着，正该我们合力去扑斗才是，自家尽闹谁都没有好处，真是何苦来！
我说这话不但十九是无效，而且怕是两边都不讨好。我知道，但我不能不说我自己的话，如其得罪我道歉，如其招骂我甘愿。我来做一个最没出息最讨人厌的和事佬，朋友们以为何如？
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者们[26]
无论如何，我以本刊记者的资格得向读者们道歉，为今天登载这长篇累牍多少不免私人间争执性质的一大束通信。前天西滢来信说有这样一篇文章要我登副刊，我答应了他。但今晚我看过他的来件以后，我却着实的踌躇了一晌。登还是不登，这是问题。
不登的话，我对不起西滢。他这一篇是根据前星期见本刊的周岂明先生的那一篇；周先生的那一篇，又是批评我自己做的那篇《闲话引出来的闲话》。所以这并不是没来历的。并且我事前确已答应替他登的。但登的话，事情可就更麻烦了。我是不主张随便登载对人攻击的来件的，一则因为意气文字往往是无结果，有损无益，二则我个人生性所近，每每妄想拿理性与幽默来消除意气——意气是病象的分数多，健康的分数少，无论如何。这回西滢的意气分明是很盛，谁都看得出。在他个人是为这半年来受尽了旁人对他人身攻击的闲气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这一放闸再也止不住尽情的冲了出来。他这回放开嗓子痛骂一顿这件事，在一班不当事人看来当然是过分，但我们如其接头这回争执的背景，能替他设身处地想时，也许可以相当同情他满肚子的瘴气。但他这次却不只是抵当，他也着力的回击了一一他对周氏兄弟两位，尤其是鲁迅先生，丝毫不含糊的回敬了一封原礼。这究竟有好处没有？这来就能两造叫开了不？意气的反响能否是和平？人，到时候谁都不是好惹的，西洋老话说“你平空打一下罗马人，你发现一个野兽”，这样猛烈的攻击看情形绝不会就此结束的。我愁的是双方的怨毒愈结愈深，结果彼此都拿出本性里的骂街婆甚至野兽一类的东西来对付，倒叫旁边看热闹人中间冷心肠的耻笑，热心肠的打寒噤。这下是正得我前天冒昧想出来做和事佬的本愿的反面了吗？说起做和事佬那一段案语，听说我已经在不少朋友心里招受了很大的嫌疑。不提别的，单说西滢今晚附来的一纸信上就有一句提醒的话：“你能在后面写一段顶好，不过不要再让人说是纯粹的江浙人才好。”纯粹的江浙人！意思说是油滑，两边袒，没有骨子，乏——说轻一点。因此这也是我自己认真反省一下的机会。我究竟是不想两边讨好，自己懦怯，临着事体不敢说良心话？这不是件小事。既然说到这里，我就不得不撑开了说我的真心话。西滢是我的朋友，并且使我最佩服最敬爱的一个。他的学问、人格都是无可置疑的。他心眼窄一点是有的；说实话，他也是不好惹的。关于他在闲话里对时事的批评，我也是与他同调的时候多，虽则我自己绝没有他那样说闲话的天才与兴会。这是一造。至于他一造，周氏弟兄一面，我与他们私人的交情浅得多；鲁迅先生我是压根儿没有胆仰过颜色的，作人先生是相识的，但见面的机会不多。鲁迅先生的作品，说来大不敬得很，我拜读过很少，就只《呐喊》集里三两篇小说，以及新近因为有人尊他是中国的尼采他的《热风》集里的几页。他平常零星的东西，我即使看也等于白看，没有看进去或是没有看懂。作人先生的作品我也不曾全看。但比鲁迅先生的看的多。他，我也是佩服的，尤其是他的博学。他爱小挑剔，我也知道的，他自己也承认。但因为我根本是一个极粗心的读者，平常文字里有深文周纳乃至些稍隐晦的地方，我就看不出来，不要说骂别人，即使骂我自己，我也是家乡人说的木而瓜之的。例如最近他那篇文章里，事后有人对我说“他岂止骂西滢他也骂苦你了”，我却不去查考，到行间字里去端详；我心头明白并且感觉到的是他有与西滢意见不合因而勃谿的地方，这在我看来不应当是什么深仇大恨，应当可以消解的。也许是我的傻想；无论如何我干下了那一段分明八面不见好的案语。周先生说本来是无围，用不着你解；西滢说得更凶，他说我“分明替他认错，替他回护，他是十二分的不领情，即使他不骂我，将来骂我的人多着哩”。（同时我也得乘便声明，周先生接续两次来信都说他对西滢个人并没有嫌隙，只是不喜欢他论事的态度罢了。）
现在西滢这来，又重新翻起了这整件的讼案；他给他的对方人定了一个言行不一致，捏造事实诬毁人的罪案。并且他文字里牵及的似乎还不止周氏两位。凭我原想出来调和的地位说，这一篇信是不该发表的（凤举先生在一封信尾也曾希望不公布此项函件），因发表了非但无益，并且不免更惹纠纷。但我如其压住了的话，一来我对西滢是失约，二来我更有“纯粹的江浙人”的嫌疑了。怎么，周岂明骂西滢的文章，你抢过来登，反过来西滢的答辩你倒不登，这不是分明怕得罪强者？我为表白我自己起见，决不能这样做。
但副刊是对读者们全体负责任，不是为少数人做喉舌的。我为要不开罪私人朋友，就难免对读者们负歉不是？我不能不踌躇。但踌躇的结果，还是把西滢的来件照登，并且担负这代登的责任。
我的理由是：（一）这场争执虽则表面看性质是私人的，但它所牵连当事人多少都是现代知名人，多少是言论界思想界的领导者，并且这争执的由来是去年教育界最重要的风潮，影响不仅到社会，并且到政治，并且到道德。在两造各执一是的时候，旁边人只觉得迷惑。这事情应分有撑开了根本洗刷一下的必要，如其我们相信是非多少还有标准的话。西滢的地位一向是孤单的，他一个人冷笃笃的说他的闲话，我们都看得见。反面说，骂西滢个人以及西滢所主持的地位的却是极不孤单的，骂的笔不全一枝，骂的机关不止一个。这终究是否西滢实在有犯众怒的地方，还是对方倚仗人多发表机关多特地来压灭这闲话所代表的见解。如其是前一个假定，那西滢是活该，否则我们不曾混入是非旋涡的人应该就事论理来下一个公正的判断。
（二）怨毒是可怕的。私人间稀小的仇恨往往酿成不预料的大祸。酝酿怨毒是危险的；脓疽到时候窝着不开，结果更不得开交。在这场争执里，两方各含积了多少的怨毒是不容讳言的：这绝不是谑，这是干脆的虐。这刀所以是应分当众开的；又为的——
（三）更基本的事实：彼此同是在思想言论界负名望负责任的人，同是对这棼乱的时期负有各尽所长清理改进的责任，同是对在迷途中的青年负有指导警觉的责任。是人就有错误，就有过失，在行为上或是在意见上；我们受教育为的是要训练理智来驾驭本性，涵养性情来节止意气。这并不是说我们因此在在就得贪图和平，处处不露棱角，避免冲突。不，我们在小地方养正是准备在大地方用，一个人如其纯粹为与己无涉的动机为正谊为公道奋斗，我们就佩服他；反过来说，如其一个人的行为或言论包含有私己的情形，那时不论他怎样藉口，我们就不能容许他。例如这一回争执，现在两造都似乎尽情发泄了，我们在旁人应分来查考查考究竟这一场纠纷的背后有没有关联人道的重大问题，值得有血性人们放进他们的力量去奋斗——例如法国的德来福斯的案子，起因虽则小，涵义却至关重要——我们当前的问题是不是同性质的？还是这里面并不包含什么大问题，有的只是两造或是一造弄笔头开玩笑过分了的结果，那好办，说明了朋友还是朋友，本来不是朋友，也不至变成仇敌。
为了这几层理由，我决定登载西滢的来件。本刊也算是一个结束，从我那篇《闲话引出来的闲话》起，经过岂明先生《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到今西滢的总清账止，以后除了有新发明的见解，关于此事辩难性质的来件，恕不登载了。
一月二十九日早四时半
附：西滢致志摩
志摩：
你看我这次生了多大的气！现在自己想来，也觉得有些好笑。这总算是半年来朝晚被人攻击的一点回响，也可以证明我的容忍还没到家。最初人家骂我，我也是像你一般，“问写得好玩不好玩，好玩就好，不好玩便不好”。大约因为好的太少的缘故吧，以后我对于它们都漠然了。可是久而久之，大约因为骂腻了——你想就是鱼鳍海参，天天吃也得吃腻，何况这样的东西——又发生了厌恶。现在忍不住的爆发了。譬如在一条又长又狭的胡同里，你的车跟着一辆粪车在慢慢的走，你虽然掩了口鼻，还少不得心中要作恶，一到空旷的地方，你少不得唾两口口涎，呼两口气。我现在的情景正是那样。
二十日周岂明先生的文章，举出来的有两点。第一点又是女师大。我对于女师大的态度你是知道的，用不着多说。在我们看来，利用学生做工具，把她们的学业做牺牲品，去达到有些人的特殊的目的，才“可以叫作卑劣”，不是吗？可是见仁见智，各人尽可以各自保守着自己的见解，不去说它吧。
第二点，是周先生特别“请读者注意”的“正经话”了。有两位名人说了一句什么话，周先生气得小胡子直翘。“总之许多所谓绅士压根儿就没有一点人气，还亏他们恬然自居于正人之列，容我讲一句粗野话，即使这些东西是我的娘舅，我也不认他是一个人。”你觉得到他的神气么？这才是“正人君子”的真面目！你们“这些东西”还不快些滚，让我来坐在这“正人君子”的交椅！可惜查问的结果，那一句什么话就是他自己的作品。其实，在我看来——我相信你一定也同意——我们自己虽然不说这种话，可是偶尔有人在私人谈话的时候说起有几个女学生不大好，也算不得滔天的大罪，用不着即刻就给他一个嘴巴。周先生一定要打嘴巴，结果正打在自己的嘴上。
我也是主张“不打落水狗”的。我不像我们的一位朋友，今天某乙说“不打落水狗”他就说“不打落水狗”，第二天某甲说“要打落水狗”，他又连忙地跟着嚷“要打落水狗”。我见狗既然落了水，就不忍打它了。这也许就是你们说我所有的怜悯吧？此外还有一件事得通知你。我那几封信里用的字眼，都不是自己创造的。我实在没有那样的想象力。不过我觉得，这自然也许是我的偏心，我觉得这些字眼在我用的地方比原来的地方适当得多了。你说怎样？无论如何，在此特别声明一句，省得人家说我侵犯了他们的版权。
这一件事牵涉了凤举，是我觉得非常抱歉的事。可是，你要知道，这事与他完全不相干的，虽然他竭力的往身上拉，要想排解这一个纷争。凤举虽然与周先生交情深一点，久一点，究竟是两方面的朋友。他虽然处处很留神，然而要是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起来，那么也就很险了。这三四月来，我们没有看见过他，可是要是我们想穿凿附会，吹毛求疵的去骂人，我们也不至于不能在他说过的话里找到很好的材料，不过这种事情我们总还不至于干出来。
前面几封信里说起了好几次周岂明先生的令兄，鲁迅，即教育部佥事周树人先生的名字。这里似乎不能不提一提。
其实，我把他们一口气说了，真有些冤屈了我们的岂明先生。他与他的令兄比起来，真是小巫见了大巫。有人说他们兄弟俩都有他们贵乡，绍兴的刑名师爷的脾气。这话，岂明先生自己也好像曾有部分的承认。不过，我们得分别，一位是没有做过官的刑名师爷，一位是做了十几年官的刑名师爷。
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的罪状。他不是减，就是加，不是断章取义，便捏造些事实。他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者”，轻易得罪不得的。我既然说了这两句话，不能不拿些证据来。可是他的文章，我看过了就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说句体己话，我觉得他们就不应该从那里出来——手边却没有。只好随便举一两个例子吧。好在他每篇文章都可以做很好的证据，要是你要看的话。
远一些的一个例。他说我同杨荫榆女士有亲戚朋友的关系，并且吃了她的许多的酒饭。实在呢，我同杨女士非但不是亲戚，简直就完全不认识。直到前年在北师大代课的时候，才在开会的时候见过她五六面。从去年二月起我就没有去代课。我从那时起直到今天，也就没有在任何地方碰到过杨女士。
近一些的一个例。我在《现代评论》增刊里泛论两书的重要。我说孤桐先生在他未下台以前发表的两篇文章里，这一层“他似乎没看到”。鲁迅先生在前一两期的《语丝》里就轻轻的代我改为“听说孤桐先生倒是想到了这一节，曾经发表过文章，然而下台了，很可惜”。你看见吗？那刀笔吏的笔尖。
再举一个与我无关的例吧。李仲揆先生是我们相识人中一个最纯粹的学者，你是知道的。新近国立京师图书馆聘他为副馆长。他因为也许可以在北京弄出一个比较完美的科学图书馆来，也就答应了。可是北大的章程，教授不得兼差的。虽然许多教授兼二三个以至五六个重要的差使，李先生却向校长去告一年的假，在告假期内不支薪。他现在正在收束他的功课。他的副馆长的月薪不过二百五十元。你想一想，有几个人肯这样干。然而鲁迅先生却一次再次的说他是“北大教授兼国立京师图书馆长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四光”。
好了，不举例了。不过你要知道，就是这位鲁迅先生，他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者”，“青年叛徒的首领”。
有人同我说，鲁迅先生缺乏的是一面大镜子，所以永远见不到他的尊容。我说他说错了。鲁迅先生之所以这样，正因为他有了一面大镜子。你听过赵子昂——是不是他？——画马的故事吧？他要画一个姿势，就对镜伏地做出那个姿势来。鲁迅先生的文章也是对了他的大镜子写的，没有一句骂人的话不能应用在他自己的身上。要是你不信，我可以同你打一个赌。
不是有一次一个报馆访员称我们为“文士”吗？鲁迅先生为了那名字几乎笑掉了牙。可是后来某报天天鼓吹他是“思想界的权威者”，他倒又不笑了。
他没有一篇文章里不放几枝冷箭，但是他自己常常的说人“放冷箭”，并且说“放冷箭”是卑劣的行为。
他常常“散布流言”和“捏造事实”，如上面举出来的几个例，但是他自己又常常的骂人“散布流言”，“捏造事实”，而且承认那样是“下流”。
他常常的无故骂人，要是那人生气，他就说人家没有“幽默”。可是要是有人侵犯了他一言半语，他就跳到半天空，骂得你体无完肤——还不肯罢休。
他常常挖苦别人家抄袭。有一个学生抄了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在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在我们看来，你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也就罢了，何苦再去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可是他还尽量的把人家刻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
他在《出了象牙之塔》的“后记”里，说起不愿译“文学者和政治家”一文的理由。他说“和中国现在的政客官僚们讲论此事，却是对牛弹琴；至于两方面的接近，在北京却时常有，几多丑态和恶行，都在这新而黑暗的阴影中开演，不过还想不出作者所说似的好招牌”，你看这才不愧为“青年叛徒的领袖”！他那一种一见官僚便低头欲呕的神情，活现在纸上。可是，啊，可是他是现任教育部的佥事。据他的自传，他从民国元年便做了教育部的官，从没脱离过。所以袁世凯称帝，他在教育部，曹锟贿选，他在教育部，“代表无耻的袁永彝”做总长，他也在教育部，甚至于“代表无耻的章士钊”免了他的职后，他还大嚷“佥事这一个官儿倒也并不算怎样的‘区区’”，怎样有人在他那里钻谋补他的缺，怎样以为无足轻重的人是“慷他人之慨”，如是如是，这样这样……这像“青年叛徒的领袖”吗？其实一个人做官也不大要紧，做了官再装出这样的面孔来可叫人有些恶心了吧。
志摩，不要以为我又生气了。我不过觉得鲁迅先生是我们中间很可研究的一位大人物，所以不免拉扯了一大段罢了。可惜我只见过他一次，不能代他画一幅文字的像——这也是一种无聊的妄想罢了，不要以为我自信能画得出这样心理繁复的人物来。
说起画像，忽然想起了本月二十三日《京报副刊》里林玉堂先生画的《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要是你没看见过鲁迅先生，我劝你弄一份看看。你看他面上八字胡子，头上皮帽，身上厚厚的一件大氅，很可以表现出一个官僚的神情来。不过林先生的打叭儿狗的想象好像差一点，我以为最好的想象是鲁迅先生张着嘴立在泥潭中，后面立着一群悻悻的狗。“一犬吠影，百犬吠声”，不是俗语么。可是千万不可忘了那叭儿狗，因为叭儿狗能今天跟了黑狗这样叫，明天跟了白狗那样叫，黑夜的时候还能在暗中猛不防的咬人家一口。
不写了，不写了。无聊的话也说够了。以上的二三千字已经够支持人家半年的攻击了。我现在也要说几句正经话了。
常常有人来问我，人家天天攻击我，他们不懂为什么。他们更不懂我为什么不回答。人家为什么攻击，我也不十分明了为什么，可是我为什么不回答，我是有理由的。
中若人私人相骂，谁的声音高就是谁的理由足。所以我宁可受些委屈，不愿意也不能与人相骂。打笔墨官司的时候，谁写得多，骂得下流，捏造得新奇就谁的理由大。所以我也宁可吃些亏，不愿意也不能与人家打官司。第一，我们不会捏造无中生有的事实。第二，我们想不起那样的下流字眼。第三，人家有的是闲工夫，好在衙门里没有别的事可做，我们不做事便没有饭吃。第四，人家能造种种的假名，看来好像人多势众，就是你的所谓朋友也可用了假名来放两枝冷箭，我们却做不出这样的勾当。第五，他们的喽罗也实在多，我们虽然不是不认识人，可是他们既然对我们有几分信任，我们总不肯亦不忍鼓励他们去做这种无聊的事情。第六，他们有的是欢迎谩骂的报纸，我们觉得自己办的一个报纸如只能谩骂，还不如没有。
可是，志摩，还有一个顶大的原因。就是你所说的“漆黑一团”很容易把你围进去。我常常觉得我们现在走的是一条狭窄险阻的小路，左面是一个广漠无际的泥潭，右面也是一片广漠无际的浮砂，前面是遥遥茫茫荫在薄雾的里面的目的地。泥潭里有的是已经陷下去的人，有的在浅处，有的已经没到了口鼻。他们在号着，叫着，笑着，骂着。你要是忍不住他们的诬辱，一停足，一回头，也许就会忘了你的目的地。你要是同他们一较量，你不能不失足，那时你再不设法拔你的脚出来，你也许会陷，陷，陷，直到没头没顶才完毕。这就是我一向不爱与人较量的理由。我觉得我们的才具虽小，我们的学问虽浅薄，究竟也有它们的适当的用处。爝火虽然没有多大的光，可是不能因为有了太阳便妄自菲薄，何况还没有太阳。所以我一向总想兢兢业业的向前走，总想不让暴戾之气占据我的心。可是，志摩，这次也危险得很了！这一次我想，我已经踏了两脚泥！我觉悟了。我大约不再打这样的笔墨官司了。
昨晚因为写另一篇文章，睡迟了，今天似乎有些发热。今天写了这封信，已经疲乏了。就打住吧。希望你恳切的指导我。
源十五，一，二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