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我缺乏那种在无亲无故的宿舍中独立“生活”的能力。我感到兀自一人待在宿舍房间里是那么可怕，仿佛顷刻间就会遭到谁的袭击或者暗算似的，不由自主地飞奔到大街上，要么去帮助地下运动，要么和堀木一起到处找廉价酒馆喝酒。学业和绘画也给荒废了。在进入高中后翌年的十一月份，发生了我和一个比我年长的有夫之妇的殉情事件，从而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
我上学经常缺席，学习也毫不用功，但奇怪的是，每次考试都深谙答题的窍门，所以一直瞒过了老家的亲人。然而没过多久，终因旷课太多，学校秘密地通知了身在故乡的父亲。作为父亲的代理人，大哥给我寄来了一封措辞严厉的长信。不过，比起这封信，倒是经济上的困境和地下运动交给我的任务给我带来了更直接也更剧烈的痛苦，使我无法以半带游戏的心态来泰然处之。我当上了不知叫中央地区，还是什么地区——反正包括了本乡、小石川、下谷、神田那一带——所有学校的马克思学生行动队队长。听说要搞武装暴动，我买了一把小刀（现在想来，那不过是一把纤细得连铅笔都削不好的水果刀），把它塞进雨衣的口袋中四处奔走，以进行所谓的“联络”。真想喝了酒大睡一场，可手头却没有钱。而且，从P那儿（我记得，P就是党的暗语，不过，也可能记忆有误）不断有任务下达而来，使我甚至得不到喘息的机会。凭我这副孱弱多病的身子骨，实在是吃不消了。本来，我就仅仅是因为对“不合法”有兴趣才参与这种小组活动的，如今一旦假戏真做，忙得手忙脚乱，我就禁不住在心中对P内的人嘀咕道：你们有没有搞错呀？那些任务交给你们的嫡系成员，不好吗？——于是，我选择了逃避。逃避果然不是件愉快的事儿，我决定一死了之。
那时，恰好有三个女人对我表现出特别的关心，其中一个是我寄宿的仙游馆老板娘的女儿。每当我在忙完地下运动后身心疲惫地回到房间，饭也不吃就躺了下来时，那姑娘总是会拿着便笺和钢笔走进我的房间，说道：
“对不起，楼下弟弟妹妹们吵死人了，害得我都没法写信。”
说罢，她就在桌子旁坐下来，一口气写上一个多小时。我原本可以佯装什么都不知道地兀自躺着，可那姑娘的神情好像是希望我开口说点什么似的，所以，我又像往常一样发挥了那种被动的服务精神。事实上我一句话也不想说，可还是让疲惫不堪的身体强打起精神来，趴在那儿一边吸烟，一边“嗯嗯唔唔”地敷衍着。
“听说呀，有个男人，用女人寄来的情书烧水洗澡。”
“哎呀，那可真讨厌哪。是你吧？”
“不，我嘛，只用情书煮过牛奶喝。”
“真是荣幸。那你就喝吧。”
我暗自忖度着：这人怎么还不快点回去？写什么信啊，不是明摆着在撒谎吗？其实，不过就是在那儿鬼画桃符罢了。
“把你写的信给我瞧瞧！”
事实上我宁死也不想看。谁知这样一说，她竟连声嚷嚷道：“哎呀，真讨厌，哎呀，真讨厌。”她那兴奋的模样真是有失体面，让我大倒胃口。于是我想打发她去干点事。
“对不起，你能不能去电车道路旁的药店，给我买点安眠药？我太累了，脸上发烫，却反倒睡不着。对不起，钱嘛……”
“行啊，钱好说。”
她愉快地起身走了。打发女人去办事，绝不会惹她不高兴。恰恰相反，如果男人拜托女人去做事，她是会很开心的。对这一点我可是了然在心。
另一个女人则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文科学生，一个所谓的“同志”。因地下运动的关系，就算不愿意，我和她都得每天碰面。等碰头会结束以后，这个女人总是跟在我后面，不停地买东西给我。
“你就把我当作你的亲姐姐好啦。”
她这种酸溜溜的说法搞得我毛骨悚然。我做出一副不乏忧郁的微笑表情，说道：
“我正是这么想的哪。”
总之，我深知，激怒女人是很可怕的。我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要千方百计地敷衍过去。因此，我只得好好伺候这个丑陋而讨厌的女人，让她买东西给我（其实，都是些品位粗俗的东西。我大多当即转手送给了烤鸡肉串店的老板），并装出兴高采烈的样子，开玩笑逗她高兴。一个夏天的夜晚，她缠着我怎么也不肯离去。为了打发她早点回去，在街头一个阴暗的角落里，我亲了她。谁知她是那么厚颜无耻，竟然欣喜若狂，当即叫了一辆计程车，把我带到了一个狭窄的西式房间里。这房间是他们为了地下运动而秘密租借的办公室。在那里，我和她一直折腾到第二天早晨。“真是个荒唐透顶的姐姐”，我不禁暗自苦笑道。
无论是房东家的女儿，还是这个“同志”，都不得不每天见面，所以，不可能像从前遇到的那些女人一样巧妙地避开。出于自己惯有的那种不安心理，我反而拼命地讨好这两个女人，结果让自己被束缚得一动也不能动。
在同一时候，我从银座一个大型酒吧的女招待那儿，蒙受了意想不到的恩惠。尽管只是一面之交，但因囿于那种恩惠，我同样感到一种被束缚得无法动弹的忧虑和恐惧。那时，我已无须再借助堀木的向导，就可以摆出一副老油子的架势来了，比如可以一个人去乘坐电车，或是去歌舞伎剧场，抑或穿着碎花布的和服光顾酒吧了。在内心深处，我依旧对人类的自信和暴力深感疑惑、恐惧和苦恼，但至少在表面上，可以和其他人一本正经地进行寒暄了。不，不对，尽管就我的本性而言，如果不伴随着败北的丑角式苦笑，就无法与别人寒暄，但现在我总算好歹磨炼出了一种“伎俩”，可以忘掉一切，向人结结巴巴地寒暄一气了。莫非这应归功于我为地下运动四处奔波的结果？抑或是归功于女人，或者酒精？或许应该主要归功于经济上的窘境吧。无论在哪儿，我都会感到恐惧。可要是在大型酒吧里，被一大群醉鬼或者女招待、侍应生包围着，能够暂时忘却那种恐惧的话，那么，我这不断遭到追逐的心灵，不是也能获得片刻的宁静吗？我抱着这样的想法，揣上十块钱，一个人走进了银座的大型酒吧里。我笑着对女招待说道：
“我身上只有十块钱，你就看着办吧。”
“你放心好了。”
她的口音里夹杂着一点关西腔。而且，她的这句话竟然奇妙地平息了我这颗心的悸动。这倒不是因为她的话化解了我对钱的担忧，而是化解了我待在她身边所感到的担忧。
我喝起酒来。因为我对她相当放心，所以，反倒无心扮演小丑来搞笑了，只是不加掩饰地展示出自己沉默寡言和悒郁凄凉的天性，一声不吭地呷着酒。
“这些菜，你喜欢吗？”
那女人把各种菜肴摆放在我面前，问我。我摇摇头。
“只想喝酒，是吧？那我也陪你喝吧。”
那是一个寒冷的秋夜。按照常子（我记得是叫这个名字，但记忆已经模糊了。瞧，我这人竟然连一起殉情自杀的人叫什么名字，都忘记了）吩咐的那样，我在银座背街的一家露天寿司摊上，一边吃着难以下咽的寿司，一边等她。（虽说忘了她的名字，可不知为何，那寿司难以下咽的味道，竟清晰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那家寿司摊的老板长着一副黄颔蛇的脸相，脑袋已经秃顶。他摇头晃脑地捏着寿司，装着手艺高超的样子，那一幕至今仍历历在目。多年以后，好多次我乘坐在电车上，会突然觉得某张面孔似曾相识，想来想去，才想起原来与当时那个寿司摊的老板很像，于是不禁一阵苦笑。在那女人的名字和脸庞都从我的记忆中消隐而去的今天，唯有那寿司摊老板的面孔，我还能记得准确无误，甚至可以轻松地画出一张肖像画来。我想，这无疑是因为当时的寿司实在是难以下咽，甚至给我带来了寒冷与痛苦的缘故。说来，就算有人带我到美味的寿司店去品尝寿司，我也从没觉得好吃过。寿司实在是太大了。我常常想，难道不能捏成大拇指一般大小吗？）
她在本所租借了木匠家二楼的一个房间。在这儿，我可以完全**自己阴郁的内心，一边喝茶，一边用单手捂住脸颊，仿佛遭到剧烈牙痛的袭击一般。不料，我的这种姿势似乎反倒赢得了她的欢心。她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个完全孤立的女人，周遭刮着凛冽的寒风，只有落叶枯枝在四处飞舞。
我一边躺着休息，一边听她唠叨自己的身世。她比我年长两岁，老家在广岛。她说道：“我是有丈夫的人哪。原本他在广岛开了个理发店。去年夏天，我们一起背井离乡来到了东京，可丈夫在东京却没干什么正经事。不久，被判了诈骗罪，现在还待在监狱里哪。我呀，每天都要去监狱给他送点东西，但从明天起，我就再也不去了。”不知为什么，我这人天生就对女人的身世毫无兴趣，不知是因为女人的叙述方式拙劣，还是因为谈话不得要领，反正对于我来说，她们所说的话都不过是耳旁风。
真是寂寞啊。
比起女人连篇累牍的痛说家世，倒是这样一句短短的喟叹更能引发我的共鸣。尽管我一直期待着，却从没有从这个世上的女人那儿听到过这样的叹息。不过，眼前这个女人尽管没有用语言说过一句“真是寂寞啊”，但她身体的轮廓中却流淌着一种剧烈而无言的寂寞，就宛若一股一寸见方的气流，只要我的身体一靠近她，就会被那股气流牢牢地裹挟住，与我自己身上那种阴郁的气氛，恰到好处地交融在一起，宛若“枯叶落在水底的岩石之上”，使我得以从恐惧和不安中抽身逃遁。
与躺在那些白痴妓女的怀中安然酣睡的感觉截然不同（首先，那些妓女是快活的），跟这个诈骗犯的妻子所度过的一夜，对于我来说，是获得了解放的幸福之夜（不假思索地在肯定意义上使用这样一种夸张的说法，我想，这在我的整篇手记中都是绝无仅有的）。
但也仅仅只有一夜。早晨，我睁眼醒来翻身下床，又变成了原来那个浅薄无知、善于伪装的滑稽角色。胆小鬼甚至会惧怕幸福，碰到棉花也会受伤，有时也会被幸福伤害。趁着还没有受伤，我想就这样赶快分道扬镳。于是，我又放出了惯用的搞笑烟幕弹。
“有句话叫‘金钱耗尽，缘分两清’，其实，对这句话的解释恰好被颠倒了。并不是说钱一用光，男人就会被女人甩掉。而是说，男人一旦没有钱，自个儿就会意志消沉，变得颓废窝囊，甚至连笑声都软弱无力，而性情也变得格外乖戾，最终破罐子破摔，自个儿主动甩了女人，近于半疯狂地甩掉一个个女人。据《金泽大辞林》上解释，就是这个意思呢。真可怜呀，我也多少懂得点那种心境。”
的确，我记得自己当时说了上述的那些蠢话，把常子逗得哈哈大笑。我觉得不宜久留，脸也没洗就跑了出来，可没想到，我当时胡编的那句“金钱耗尽，缘分两清”这句话，后来竟与我自己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关联。
在此后的一个月里，我都没有去见那一夜的恩人。分手之后，随着日子的流逝，我的喜悦之情也逐渐淡漠，倒是蒙受了她恩惠这一点让我隐隐约约倍觉不安，有一种强烈的被束缚感。甚至对酒吧里的所有消费都是由常子买单这种世俗的事情，也开始耿耿于怀了。常子最终也和房东的女儿、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那个女人一样，成了只会胁迫我的女人，所以即便远离了她，也还是对她满怀恐惧，而且我总觉得，如果再遇到那些与自己有过床笫之欢的女人，她们肯定会像烈火般勃然大怒，所以，我对再见到她们倍感劳神。正因为我性格如此，所以，我对银座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不过，这种怕劳神费力的性格绝不是源于我的狡黠，而是因为我还不大明白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女人这种生物在生存时，是把前一天晚上的床笫之欢与第二天早晨起床之后严格区分开来的，就像是彻底忘却了其间的关联一样，干净利落地斩断了这两个世界之间的联系。
十一月末，我和堀木在神田的露天摊铺上喝廉价的酒。喝完这一台后，这个恶友坚持要再找另一个地方续摊。我们已经花光了手头的钱，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硬是吵嚷着“喝呀，喝呀”。此时的我早已喝得醉醺醺的，胆子也变大了，说道：
“好吧，那我就带你去一个梦的国度。可别大惊小怪哟，那儿真可谓‘酒池肉林’……”
“是一个大酒吧？”
“对。”
“那走吧。”
事情就这样定了，两个人一起坐上了市营电车。堀木兴奋得欢蹦乱跳，说道：
“今夜我好饥渴，好想要个女人哪。在那儿可以亲女招待吗？”
平常我是不大喜欢堀木摆出这种醉态的。堀木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又特意问了一句：
“可以吗？我要玩亲亲哟。坐在我旁边的女招待，我一定要亲给你瞧瞧。行不？”
“没问题吧。”
“太谢谢你了！我真的对女人很饥渴哪。”
在银座四丁目下车后，仗着常子的关系，我们身无半文地走进了那家堪称酒池肉林的大酒吧。我和堀木挑了一个空着的包厢相对而坐，只见常子和另一个女招待迅速跑了过来。那个女招待坐在了我身边，而常子则一屁股坐在了堀木身边。我不由得吃了一惊：眼看着常子就要被堀木亲吻了。
我倒并不觉得可惜。我这个人，本来就没有太强的占有欲，即使偶尔也有可惜的感觉，但也没有精力来与人抗争，大胆主张自己的所有权，以致在后来的某一天，我甚至眼睁睁地默默看着与自己同居的女人遭到别人的玷污。
我竭力避免介入人与人之间的芥蒂，害怕被卷入那样的漩涡。
常子与我只不过是一夜的交情，她分明并不属于我。我不可能有觉得可惜的欲望，但我毕竟还是吃了一惊。常子就在我面前接受着堀木猛烈的亲吻，我为常子的境遇感到可怜。这样一来，被堀木玷污过的常子或许就不得不与我分手了吧，而且，我也不具备足够的热情来挽留住常子。啊，事情被迫到此结束了。我对常子的不幸涌起了瞬间的惊愕，但随即又如同流水一般，坦然接受了这一切。我来回瞅着堀木与常子的面孔，嗤笑了起来。
但事态却意想不到地恶化了。
“还是得了吧！”堀木撇着嘴说道，“再怎么样，我也不至于和这种穷酸女人……”
他一副很委屈的表情，交叉着双臂，目不转睛地盯着常子，露出了苦笑。
“给我酒。我身上没钱。”我小声地对常子说道。我真想喝个烂醉。从所谓的世俗眼光来看，常子的确是一个丑陋而贫穷的女人，甚至不值得醉汉亲吻。我突然有种五雷轰顶的感觉。我喝呀，喝呀，从没喝过这么多酒，直到烂醉如泥，与常子面面相觑，悲哀地微笑着。经堀木那么一说，我真的觉得，她不过是个疲惫不堪而又贫穷下贱的女人，可与此同时，一种同病相怜的亲近感却又油然而生（我至今仍旧认为：贫富之间的矛盾尽管貌似陈腐，但却是戏剧家笔下永恒的主题之一）。我发现常子是那么可爱，以至于我生平第一次觉察到，有种微弱却积极主动的爱情正萌动在心里。我吐了，吐得不省人事。喝酒喝到不省人事，这还是第一次。
醒来一看，常子坐在我枕边。原来，我是睡在了本所木匠家二楼的房间里。
“你说过‘金钱耗尽，缘分两清’，我还以为是开玩笑来着。莫非你是真心说的？要不，你干吗不来了？要断绝缘分也并不那么容易。难道我挣钱给你用，还不行吗？”
“不，那可不行。”
然后，女人也躺下睡了。拂晓时分，从女人口中第一次冒出了“死”这个字眼。她早已被人世的生活折磨得筋疲力尽，而我一想到自己对人世的恐惧和生存的烦忧，还有金钱、女人、学业、地下运动等，似乎就再也无法忍耐着活下去了。于是，我不假思索地赞同了她的提议。
但当时我却并没有真正做好去“死”的心理准备，其中的确隐含着某种“游戏”的成分。
那天上午，我和她踯躅在浅草的六区，一块儿走进了一家咖啡馆，各自喝了杯牛奶。
“你，先去把账结了吧。”
我站起身，从袖口里掏出小钱包，打开一看，里面仅有三块铜币。一种比羞耻更凄烈的情愫一下子攫住了我。我脑海里一闪而过的，是自己在仙游馆的那个房间，就是那个只剩下学生制服和被褥，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送去典当的荒凉房间。除此之外，我所有的家当就只有穿在身上的碎花布和服与披风了。这便是我的现实。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已经走投无路。
看见我不知所措的样子，那女人也站了起来，瞅了瞅我的钱包，问道：
“哎？！就只有这么多？！”
尽管这句话有口无心，但分明有一种刺痛感穿透了我的骨髓。这是我第一次因爱人的一句话而倍感痛苦。说到底，不是什么“钱多钱少”的问题，而是三枚铜币根本就不算是钱，它带给我从未咀嚼过的屈辱感，一种没脸再活下去的屈辱感。归根结底，那时的我还尚未彻底摆脱富家子弟这种属性吧。也就在这时候，我才真正作为一种实感做出了去死的决定。
那天夜里，我们俩一块儿跳进了镰仓的海面。那女人嗫嚅着“这腰带还是从店里朋友那儿借来的哪”，随即解下来叠放在岩石上面。我也脱下披风，放在了同一块岩石上，然后双双纵身跳进了海水里。
女人死掉了，而我却得救了。
或许因为我是一个高中生，再加上家父的名字多少有些所谓的新闻效应吧，情死的事儿被当作重大事件刊登在报纸上。
我被收容在海滨的医院里，一个亲戚还专程从故乡赶来，处理种种后事。故乡的父亲和一家人都勃然大怒，很可能就此与我断绝关系，那个亲戚告诉我这些后就回去了。但我哪有心思顾及这些，只是想念着死去的常子，禁不住潸然泪下。因为在我迄今为止交往的人中间，我只喜欢那个贫穷下贱的常子。
房东的女儿给我寄来了一封长信，里面是她写下的五十首短歌。这些短歌的开头一句，全都是清一色的“为我活着吧”这样一种奇特的句子。护士们快活地笑着到我病房里来玩，其中有些护士总是在紧握过我的手之后才转身离去。
这所医院检查出我左肺上有毛病。这对我来说，倒是一件好事。不久，我被警察以“协助自杀罪”为名带到了警察局。在那里他们把我当病人对待，收容在特别看守室里。
深夜，在特别看守室旁边的值班室内，一个通宵值班的年迈警察悄悄拉开两个房间中央的门，招呼我道：
“冷吧。到这边来烤烤火吧。”
我故作无精打采地走进值班室，坐在椅子上烤起火来。
“到底还是舍不得那个死去的女人吧。”
“嗯。”我故意用小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回答道。
“这就是所谓的人情吧。”
接着他渐渐摆开了架势，俨然一副法官的样子，装腔作势地问道：
“最初和那女人发生关系，是在哪儿？”
他当我是个小孩子，摆出一副审讯主任的派头，为了打发这个秋天的夜晚，企图从我身上套出什么近于猥亵的桃色新闻。我很快察觉到了这一点，拼命强忍住想笑的神经。尽管我也知道，对警察的这种“非正式审讯”，我有权拒绝做出任何回答，但为了给这漫长的秋夜增添一点兴致，我始终在表面上奇妙地表现出一片诚意，仿佛从不怀疑他是真正的审讯主任，以至于刑罚的轻重都完全取决于他的意志似的。我还进行了一番适当的“陈述”，以多少满足一下他那颗色眯眯的好奇心。
“唔，这样我就大体上明白了。如果一切都从实回答，我嘛，自然会酌情从宽处理的。”
“谢谢。还请您多多关照。”
真是出神入化的演技，这是一种对自己毫无益处的卖力表演。
天色已经亮了，我被署长叫了过去。这一次是正式审讯。
就在打开门走进署长室的当口，署长便发话了：
“哦，真是个好男儿啊。这倒怪不了你。怪只怪你的母亲，生下了你这样一个好男儿。”
这是一个皮肤微黑，像是从大学毕业的年轻署长。听他突如其来地这样一说，我不禁萌发了一种悲哀的感觉，恍若自己是个半边脸上长满了红斑的丑陋残疾人一样。
这个署长的模样就像是一个柔道选手或者剑道选手，他的审讯方式也显得干练而爽快，与那个老警察在深夜进行的隐秘而执拗的好色审讯相比，真可谓天壤之别。审讯结束后，署长一边整理送往检察局的文件，一边说道：
“你得好好爱惜身体哪。你吐血了吧？”
那天早晨我有些反常地咳嗽。一咳嗽，我就用手巾掩住嘴巴，只见手巾上就像是降了红色的霰子一般，沾满了血。但那并不是从喉咙里咯出来的血，而是昨天夜里我抠耳朵下面的小疙瘩时流的血。我突然意识到，不挑明其间的真相或许对我更为有利，所以只是低下头，机敏地回答道：
“是的。”
署长写完文件后说道：
“至于是否起诉，得由检察官来决定。不过，还是得用电报或电话通知你的担保人，让他到横滨检察局来一趟。总该有一个吧，诸如你的担保人或监护人之类的。”
我突然想起，我学校的担保人就是那个曾经经常出入于父亲别墅，名叫涩田的书画古董商。这个叫涩田的人，长得又矮又胖，是个年届四十的独身男人。他和我们是同乡，常常拍我父亲的马屁。他的脸，特别是眼睛，长得很像比目鱼，所以父亲总是叫他“比目鱼”，而我也跟着这么叫他。
我借助警察的电话簿，查到了“比目鱼”家的电话号码。我拨通了电话，请他到横滨检察局来一趟。没想到“比目鱼”活像摇身变了个人似的，说起话来装腔作势的，但还是答应了我的请求。
“喂，那个电话还是消下毒为好。没看见他吐血了吗？”
当我回到特别看守室坐下之后，听见署长正用大嗓门在这样吩咐警察。
午饭以后，我被他们用细麻绳绑住胳膊，与一个年轻警察一起，乘坐电车向横滨出发了。尽管他们准许我用披风遮住捆绑的部位，但麻绳的一端却被年轻警察紧握在手中。
不过，我并没有丝毫的不安，倒是对警察署的特别看守室和那个老警察依依不舍。呜呼，我怎么会沦落到这步田地呢？被作为犯人捆绑起来，竟然反而使我如释重负，万般惬意。即使此刻追忆起当时的情形，我也会禁不住变得心旷神怡。
但在那段时期所有令人怀念的往事中，唯有一次悲惨的失败记录。它令我不胜汗颜，终生难忘。我在检察局一个阴暗的房间里接受了检察官简单的审讯。检察官年纪四十岁左右，看起来像是一个性情温和、不乏气度的人（如果说我长得漂亮，那也无疑是一种邪恶****的漂亮，但这个检察官的脸上却始终是一种聪慧而宁静的神情，使你不得不承认，那才是一种真正的漂亮）。所以，我情不自禁地彻底放松了警惕，只是心不在焉地叙述着。突然我又咳嗽了起来。我从袖口掏出手巾，蓦地瞥见了那些血迹。顿时，我涌起了一个浅薄的念头，以为或许我能把这咳嗽作为一种筹码来讨价还价。“咯，咯……”我夸张地大声假咳了两下，用手巾捂住嘴巴，顺势悄悄乜斜了检察官一眼。
“你是在真咳吗？”
他的微笑是那么宁静，我直冒冷汗。不，即使现在回想起来，我依旧会紧张得手足无措。中学时代，当竹一那个傻瓜说我是“故意的，故意的”，戳穿了我的把戏时，我就像被一脚踢进了地狱里一样。而如果说我这一次的羞愧远远超过了那一次，也绝非言过其实。那件事和这件事，是我整个生涯中演技惨败的两大记录，我有时甚至想：与其遭受检察官那宁静的侮辱，还不如被判处十年的徒刑。
被予以缓期起诉，我却高兴不起来。我心中满是悲凉，坐在检察局休息室的长凳上，等待担保人“比目鱼”来领我出去。
透过背后高高的窗户能望见晚霞燃烧的天空，一大群海鸥排成一个“女”字形，朝远处飞去。
手记之三
一
竹一的两大预言，兑现了一个，落空了一个。“被女人迷恋上”这一并不光彩的预言化作了现实，而“肯定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画家”这一祝福性的预言却归于泡影。
我仅成了一个蹩脚的无名漫画家，负责给不入流的杂志画粗俗的漫画。
由于镰仓的殉情事件，我遭到了学校的除名。于是，我不得不住进了“比目鱼”家二楼一间三铺席大的房子。每月从老家送来极少的生活费，并且不是直接寄给我，而是悄悄送到“比目鱼”手上（好像是老家的哥哥们瞒着父亲捎来的）。除此之外，我被断绝了与老家之间的所有联系。而“比目鱼”也总是板着一张脸，无论我怎样对他赔笑，他也一笑也不笑，与过去简直是判若两人，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人翻起脸来，怎么可能如此易如反掌？这令我感到可耻，不，毋宁说是滑稽。“比目鱼”一改过去的殷勤，只是对我反复叮嘱着同一句话：
“不准出去。总之，叫你不要出去。”
看来，“比目鱼”是认定我有自杀的嫌疑，换言之，认为我有可能追随那个女人投海自尽，所以才对我外出严加禁止的。我既不能喝酒，也不能抽烟，只能从早到晚蛰伏在二楼三铺席房间的被炉里翻翻旧杂志，过着傻瓜一样的生活，连自杀的力气也被销蚀殆尽了。
“比目鱼”的家位于大久保医专的附近，尽管招牌上堂而皇之地写着“书画古董商”“青龙园”等，可毕竟只占了这栋房子两户人家中的一户。而且，店铺的门口也相当狭窄，店内落满了尘埃，堆放着很多的破烂货（本来，“比目鱼”就不是靠买卖这些破烂货为生的，而是大肆活跃于另一些领域，比如将某个“老板”的珍藏品转让给另一个“老板”以从中渔利）。他几乎从不待在店里，而是一大清晨就绷着脸，急匆匆地出门去了，只留下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计守店。当然他也负责看守我。一有闲工夫，他就跑到外面去，和邻近的孩子们一起玩那种传接球游戏，俨然把我这个二楼上的食客当作了傻瓜或是疯子，有时还像大人般对我说教一番。我天生就是一个不会与人争辩的人，所以只得做出一副疲惫不堪或是感激涕零的表情，聆听并服从他的说教。这小伙计是涩田的私生子，只是其间有些隐情，使得涩田没有和他以父子相称。而且，涩田一直独身未娶，似乎与此也不无关系。我记得过去也从家里人那儿听到过一些有关的传闻，但我对别人的事情本来就没有太大的兴趣，所以对其中的详情一概不知。但那小伙计的眼神确实让人联想起那些鱼眼珠来，所以，没准真的是“比目鱼”的私生子……设若如此，这倒也的确算得上一对凄凉的父子。夜深人静之时，他们常常瞒着二楼上的我，叫来荞麦面什么的，一声不响地吃着。
在“比目鱼”家里，一直是由这个小伙计负责主厨的。我这个二楼食客的饭菜，通常是由小伙计盛在托盘里送上来，而“比目鱼”和小伙计则在楼下四铺半席大的阴湿房间里匆匆忙忙地用餐，还一边把碗碟鼓捣得咔嚓作响。
在三月末的一个黄昏，或许是“比目鱼”找到了什么意料之外的赚钱门道，抑或是他另有计谋（即使这两种推测都没有错，至少也还有另一些我等之辈所无法推断的琐屑原因吧），他破例把我叫到了楼下的餐桌旁。桌子上竟然很罕见地摆放着酒壶和生鱼片，而且那些生鱼片不是廉价的比目鱼，而是昂贵的金枪鱼。就连款待我的主人家也大受感动，赞叹不已，甚至还向我这个茫然不知所措的食客劝了点酒。
“你究竟打算怎么办呢，这以后？”
我没有回答，只是从桌子上的盘子里夹起了一块干沙丁鱼片。看着那些小鱼身上银白色的眼珠子，酒劲便渐渐上来了。我开始怀念起那些四处游**的时光，还有堀木。我是那么痛切地渴望起“自由”来了，以致差一点脆弱得掩面哭泣。
我搬进这个家以后，甚至丧失了逗笑的欲望，只是任凭自己置身于“比目鱼”和小伙计的蔑视之中。“比目鱼”似乎也竭力避免与我进行推心置腹的长谈，而我自己也无意跟在他后面向他诉说衷肠，所以我几乎完全变成了一个傻乎乎的食客。
“所谓缓期起诉，今后是不会成为人的前科的。所以，就凭你自己的决心便可以获得新生。若是你想洗心革面，正经八百地征求我的意见，那我自会加以考虑的。”
“比目鱼”的说法，不，世上所有人的说法，总是显得转弯抹角，含糊不清，其中有一种试图逃避责任似的微妙性和复杂性。对于他们那种近于徒劳无益的防范心理和无数的小小计谋，我总是感到困惑不已，最后只得听之任之，随他而去。要么我以滑稽的玩笑来敷衍塞责，要么我用无言的首肯来得过且过，总之，我采取的是一种败北者的消极态度。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其实当时要是“比目鱼”像下面这样简明扼要地告诉我，事情就会是另一个样子，可是……我为“比目鱼”多此一举的用心，不，为世人们那不可理喻的虚荣心和面子观念，感到万般的凄凉和阴郁。
“比目鱼”当时要是这么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就好了：
“不管是官立的学校还是私立的学校，反正从四月开始，你得进一所学校。只要你肯进学校读书，老家就会捎来更充裕的生活费。”
后来我才了解到，事实上，当时情况就是这个样子的。若是那样，我是会言听计从的吧。但是，由于“比目鱼”那种过分小心翼翼、转弯抹角的说法，我反倒闹起了别扭，以至于我的生活方向也全然改变了。
“如果你没有诚心来征求我的意见，那我就无可奈何了。”
“征求什么意见？”我就像丈二和尚一样摸不着头脑。
“关于你心中想的一些事情罢了。”
“比如说？”
“比如，你自己打算今后怎么办？”
“还是找点活儿来干好吧？”
“不，我是问你自己究竟是怎么想的？”
“不过，即使我想进学校，也……”
“那也需要钱。但问题不在钱上，而在于你的想法。”
他为什么不挑明了说一句“老家会捎钱过来”呢？仅此一句话，我就会下定决心的。可现在我却坠入了五里雾中。
“怎么样？你对未来是否抱有希望之类的东西呢？照顾一个人有多难，这是受人照顾者所无法体会的。”
“对不起您。”
“这确实让我担心哪。我既然答应了照顾你，也就不希望你半途而废。我希望你拿出决心来给我看看，走上一条重新做人的道路。至于你将来的打算，如果你肯诚心诚意地告诉我，征求我的意见，我是愿意与你一同商量着办的。因为我‘比目鱼’是个穷光蛋，能够给你的资助也有限，所以，如果你还奢望过从前那种大手大脚的生活，那你就想错了。不过，要是你的想法切实可行，明确制定出了将来的方案，并愿意找我商量，就算我帮不了多少，也还是愿意助你重整旗鼓的。你明白吗，我的良苦用心？说呀，你究竟以后打算怎么办？”
“如果您不愿意收留我，我就出去找工作来干……”
“你是真心那么说的吗？在如今这个世上，就算是大学的毕业生也还……”
“不，我又不是去做什么公司职员。”
“那做什么呢？”
“当画家。”我一咬牙就说了出来。
“嘿？！”
“比目鱼”缩着脖子一阵嗤笑，他当时那狡黠的面影让我记忆犹新。那嗤笑的面影里，潜藏着一种近于轻蔑却又不同于轻蔑的东西。倘若把人世间比作一片大海，那么，在大海的万丈深渊里就分明曳动着那种奇妙的影子。我正是透过那种嗤笑，管窥了成年人生活的深层奥秘。
最后他说道：“如果是这样，那根本就没法谈了。你的想法一点也不靠谱。你再想想看吧，今晚你就好好地想一晚上吧。”听他这样一说，我就像是遭到追撵似的，赶紧爬上了二楼。躺着想啊想啊，也没想出什么别的主意。不久，天开始拂晓了。黎明时分，我从“比目鱼”家逃了出来。
“傍晚时我肯定回来。我去找下面这位朋友，商议将来的出路，请您不必为我担心。我保证。”
我用铅笔在便笺上写下上面的一番话。然后，又写下堀木正雄的姓名和在浅草的住址，悄悄地溜出了“比目鱼”家。
我并不是因为对“比目鱼”的说教感到懊恼，才偷跑出来的。正如“比目鱼”所说的，我是个想法一点不靠谱的男人，对将来的愿景完全没有头绪。如果一直待在“比目鱼”家当食客，未免对不起“比目鱼”。就算我发奋图强，立下宏志，可一想到每个月都得让并不富裕的“比目鱼”来资助我，顿时感到黯然神伤，痛苦不堪。
不过，我逃离“比目鱼”家，并不是真的想去找堀木之流商量什么“将来的出路”。我只是想让“比目鱼”暂且放下心来，才循着记忆，把堀木的住址和姓名随手写在了便笺的角落上（而我则可以趁机争取时间逃得再远一点，正是出于这种侦探小说式的策略，我才写下了那张留言条。不，不对，尽管不无这种心理，但更准确的说法或许是：我害怕自己冷不防带给“比目鱼”太大的打击，害得他惊慌失措。尽管事情的真相迟早要败露，但我还是惧怕直截了当地说出来，所以必须想办法掩饰。这正是我可悲的性格之一，尽管它与世人们斥之为“撒谎”而百般鄙弃的行径颇为相似，但我却从不曾为了牟取私利而进行掩饰。我只是对气氛骤然变化所带来的扫兴感到近于窒息般的恐惧，所以，即使明知事后对自己不利，也必定会像往常一样，进行拼死拼活的服务。尽管这种“服务”是一种被扭曲了的、微不足道而又愚蠢至极的东西，但正是出于这种为人“服务”的精神，我才在许多场合下不由自主地加上一两句修饰语。然而，这种习惯却常常给世上的所谓“正人君子”们带来了可乘之机）。
我离开“比目鱼”家，一直步行着来到新宿，卖掉了揣在身上的书。这下我真是穷途末路了。尽管我对每个朋友都友爱而和善，却从未真正体会过那种所谓的“友情”。像堀木这样的玩伴另当别论，所有的交往都只给我带来痛楚。为了排遣那种痛楚，我拼命地扮演丑角，累得精疲力竭。只要在大街上看到熟识的面孔，哪怕只是模样相似的面孔，我也会大吃一惊，被那种令人眩晕的痛苦战栗牢牢地攫住。即使知道别人喜欢自己，我也缺乏爱别人的能力（不过，对世人是否真的具备爱别人的能力，我持怀疑态度）。这样的我，不可能拥有所谓的“挚友”，再说，我甚至不具备走访朋友的能力。于我而言，他人的家门比《神曲》中的地狱之门还要阴森可怕。这并非危言耸听，我真有这样的感觉：某种如可怕的巨龙般散发出腥臭的怪兽，正匍匐在别人家门内蠢蠢欲动。
我和谁都没有往来，我没地方可去。
还是去堀木那儿吧。
这是典型的假戏真做。我决定按照留言条上所写的那样，去走访住在浅草的堀木。在这之前，我从没主动走访过堀木家，大都是打电报叫他过来。可眼下，我连电报费也掏不出来了，更何况凭我这副潦倒之身，光发个电报，堀木恐怕也不会来见我吧。我决定来一次自己并不擅长的“走访”，叹息着坐上了电车。对于我来说，难道这世上唯一的救命稻草就是堀木吗？一想到这儿，一种冷彻脊梁的寒意便蓦地笼罩住了我。
堀木在家。他家是一栋两层的建筑，位于肮脏的胡同深处。堀木住在二楼的房间里，仅有六铺席大小。他年迈的父母和一个年轻的工匠正在楼下敲敲打打，缝缝补补，忙着制作木屐鞋带。
那天，堀木向我展示了他作为都市人的崭新一面，即俗话所说的老奸巨猾的一面。这个冷酷而狡诈的利己主义者，令我这样的乡巴佬瞠目结舌。原来，他远不是像我这样不断漂泊流转的男人。
“你真是让我大吃一惊哪。你家老爷子原谅你了吗？还没有？！”
我没敢说自己是逃出来的。
我像平常那样搪塞着。尽管马上就会被堀木察觉，但我还是敷衍道：
“总会有办法的。”
“喂，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就算是我对你的忠告吧，干傻事也该有个分寸。我嘛，今天还有点事呢，这阵子真是忙得不可开交。”
“有事？！什么事？！”
“喂，喂，你别扯断坐垫上的绳子好不。”
坐垫的四个角上都带有那种像稻穗般的细线，也不知道该说是线头子，还是绑绳儿。我一边说话，一边无意识地用指尖鼓捣着其中一根，还不时用劲地拉扯一下。看来，只要是家里的东西，就算是坐垫上的一根细线，堀木也爱惜无比，甚至不惜横眉竖眼地责备我，没有半点害羞。回想起来，在以前与我的交往中，堀木也从没吃过什么亏。
堀木的老母亲把两碗年糕小豆汤放在托盘上，送了上来。
“哎呀，您这是……”
堀木一副十足的孝子模样，在老母亲面前表现得诚惶诚恐，话语中也有几分不自然了：
“对不起，是年糕小豆汤吗？这也太奢华了。原本不必这么费心的，因为我们有事得马上出去哪。不过，一想到您特意做了拿手的年糕小豆汤，不吃未免太可惜了。那我们就喝了。你也来一碗。这可是我母亲特意做的哪。啊，这玩意儿真好喝。太奢华啦！”
他兴奋无比，津津有味地喝着，那神情也不完全像是在演戏。我也啜了一口小豆汤，只闻到一股白开水的味道。我又尝了尝年糕，觉得那压根儿就不是年糕，而是一种我所全然不知的莫名物体。当然，我绝对不是在这里蔑视他们家的贫穷（其实当时我并不觉得难吃，而且老母亲的心意也令我大为感动。即使我对贫穷有一种恐惧感，也绝没有什么轻蔑感）。多亏了那年糕小豆汤和因年糕小豆汤而兴高采烈的堀木，我才清楚地看到了都市人那节俭的本性，看到了东京人家庭那种内外有别、惨淡经营的真实面貌。我发现唯有愚蠢的我不分内外，接二连三地从人的生活中四处逃窜，甚至还遭到了堀木这种人的嫌弃。这怎不令我惶恐？我鼓捣着漆面剥落的筷子，一边喝年糕小豆汤，一边感到难以忍受的凄寂。我只想记录下当时的这种心情。
“对不起，我今天有点事，”堀木站起身，边穿上衣边说道，“我要先走一步了，真是对不起哦。”
这时，正好有一个女客人来拜访堀木。不料，我的命运也随之急转而下。
堀木一下子精神大振，说道：
“哦，真是对不起。我正寻思着要去拜望您哪。可谁知来了个不速之客。不过，没关系，喂，请进吧。”
他一副方寸大乱的样子。我取出自己身下的坐垫，翻个面递给他。他一把夺过去，又翻了个面，然后请那女人就座。房间里除了堀木的坐垫外，就只剩下一个坐垫供客人使用。
女人是一个瘦高个儿。她把坐垫往旁边挪了挪，在门口附近的角落上坐了下来。
我茫然地听着他们俩的谈话。那女人像是某个杂志社的人，貌似不久前约堀木画了什么插图，这一次是来取画稿的。
“因为急着用，所以……”
“已经画好了，而且是早就画好了。这就是，请过过目吧。”
这时，送来了一封电报。
堀木看了看电报。他原本兴高采烈的面孔一下子变得阴森起来。
“喂，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是“比目鱼”发来的电报。
“总之，请你赶快回去。能亲自送你回去固然好，可我眼下实在没那工夫。瞧你，明明是从家里逃跑出来的，却一副满不在乎的表情。”
“您住在哪儿？”
“大久保。”我不由得脱口而出。
“那正好是在敝公司附近。”
那女人出生在甲州，今年二十八岁，带着快满五岁的女儿住在高圆寺的公寓里。据说她丈夫已去世快三年了。
“您一路长大，像是吃了不少苦头哪。怪不得很善解人意。也真够可怜的。”
从此，我第一次过上了男妾似的生活。在静子（这就是那个女记者的名字）去新宿的杂志社上班时，我就和她名叫繁子的五岁女儿一起看家。此前，当母亲外出时，繁子总是在公寓管理员的房间里玩耍，而现在来了个“善解人意”的叔叔陪她玩，她自然是很兴奋。
我在那儿稀里糊涂地待了一周左右。透过公寓的窗户，看见一只风筝绊在了不远的电线上。裹挟着尘土的春风把风筝吹得七零八落，但它却牢牢地缠在电线上不肯离去，就像是在不停地点头一般。
每当看见这一幕，我都忍不住苦笑、脸红，甚至被噩梦魇住。
“我需要钱。”
“……需要多少？”
“需要很多很多……俗话说‘金钱耗尽，缘分两清’，此话一点不假啊。”
“你犯什么傻呀。那不过是句从前的老话而已……”
“是吗？不过，你是不会明白的。照这样下去，没准儿我会逃走的。”
“到底是谁穷呢？又是谁要逃走呢？你还真是奇怪哪。”
“我要自己挣钱，用挣来的钱买酒，不，是买烟。就说画画吧，我也自认为比堀木画得好哪。”
这种时候，我脑子里会不由得地浮现出中学时代所画的那几张自画像，也就是竹一所说的“妖怪”。它们是被散佚的杰作。尽管在多次搬迁中遗落了，但我总觉得，唯有它们才称得上优秀的画作。那以后，我也尝试着画过各种画，但都远远抵不上那记忆中的杰作，以至于我总是被一种空****的失落感所裹挟，恍若整个胸膛快要打开一个窟窿。
一杯喝剩的苦艾酒。
我就这样暗自描述那永远无法弥合的失落感。一提到画，那杯喝剩的苦艾酒就会在我眼前忽隐忽现。我被一种焦虑感搅得心神不宁。啊，真想把那些画拿给她看看。我要让她相信我的绘画才能！
“哼哼，怎么样啊？看你那样作古正经地开玩笑，还真是可爱哪。”
这不是开玩笑，而是真的！啊，我真想把那些画拿给她瞧瞧。我就这样徒劳地焦灼着。突然间，我改变主意，干脆断了那个念头，说道：
“漫画，至少画漫画，我自认为比堀木强。”
不曾想，这句用来搪塞的玩笑话，倒让她信以为真了。
“是啊，其实我也蛮佩服你的。你平常给繁子画的那些漫画，让我看了都禁不住扑嗤大笑呢。你就试着画画看，怎么样？我也可以帮你拜托一下我们社的总编哦。”
她们杂志社发行的是一种没什么名气的月刊杂志，主要面向儿童。
“……一看到你，大部分女人都巴不得为你做点什么呢……因为你总是一副战战兢兢的样子，却又是一个出色的滑稽人物。……虽然有时候你显得茕茕孑然，郁郁寡欢，但正是那模样才更让女人为之心动哪。”
除此之外，静子还说很多奉承话来抬举我，可一想到那恰恰是属于男妾的可鄙特征，我就变得越发消沉，萎靡不振。我暗地里忖度着，金钱比女人更重要，我迟早会离开静子，去过自食其力的生活。我也为此煞费了苦心，可反倒越来越依赖静子了。包括我从“比目鱼”家出走的善后事宜等，几乎全都由这个不让须眉的甲州女人一手操持，让我不得不在静子面前越发“战战兢兢”了。
在静子的安排下，“比目鱼”、堀木以及静子进行了三方会谈，最终达成了协议：我就此与老家彻底决裂，而与静子“光明正大”地开始同居生活。在静子的多方奔走下，我的漫画也意外地赚了些钱，我就用那些钱来买酒和烟。谁知我的不安和悒郁却反而有增无减。我闷闷不乐，日渐消沉，在我为静子他们杂志画每月的连载漫画《金太郎与小太郎的冒险》时，竟突然想念起故乡的家人来。由于过分落寞，有时我会戛然停下手中的画笔，伏在桌子上泪流满面。
这种时候，能带给我些许安慰的，就只有繁子了。繁子已经毫不忌讳地把我叫作“爸爸”了。
“爸爸，有人说只要一祈祷，神就什么都会答应，这话可当真？”
说来，我倒是正需要这样的祈祷哪。
啊，请赐给我冷静的意志！请告诉我“人”的本质！一个人排斥欺侮另一个人，难道也不算罪过？请赐给我愤怒的面具！
“嗯，是的，对繁子嘛，神什么都会答应的。可是对爸爸呢，恐怕就不灵验了。”
我甚至对神也充满了恐惧。我不相信神的宠爱，而只相信神的惩罚。我觉得，所谓的信仰，不过就是为了接受神的鞭笞，而俯首走向审判台。就算可以相信地狱，也怎么也无法相信天国的存在。
“为什么不灵验呢？”
“因为爸爸违抗了父母之言。”
“是吗？可大家都说，爸爸是个大好人哪。”
那是因为我欺骗了他们。我也知道，这公寓里的人都对我表示出好感，可事实上，我是多么畏惧他们啊！我越是畏惧他们，就越是博得他们的喜欢，而越是博得他们的喜欢，我就越是畏惧他们，并不得不远离他们。可是，要向繁子说清我这种不幸的怪癖，显然困难至极。
“繁子，你究竟想向神祈祷什么呢？”我漫不经心地改变了话题。
“繁子我想要一个真正的爸爸呢。”
我吃了一惊，眼前一片晕眩。敌人。我是繁子的敌人？抑或繁子是我的敌人？总之，这里也有一个威胁着我的可怕大人。他人，不可思议的他人，尽是秘密的他人。顷刻间，我从繁子的脸上读出了这一切。
原以为只有繁子属于例外，没想到她身上也隐藏着“无意中抽死牛虻的牛尾巴”。打那以后，我在繁子面前也不得不提心吊胆了。
“色魔！在家吗？”
堀木又开始上这儿来找我了。在我从“比目鱼”家出走的日子里，他曾让我陷入那么孤寂的境地，可现在我却无法拒绝他，而只能笑脸相迎。
“不是听人说，你的漫画很受欢迎吗？像你这样的业余画家，倒很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胆量啊。真拿你没辙。不过，也别得意忘形。就说你的素描吧，简直惨不忍睹呢！”
他在我面前摆出一副绘画大师的派头。要是把我那些“妖怪的画像”拿给他看，他会是怎样一种表情呢？我又像往常那样开始徒劳地焦躁起来。我说：
“你别那么说我，我都差点尖声大叫了。”
堀木越发得意起来：
“如果仅凭为人处世的才能，迟早有一天总会露馅哟。”
为人处世的才能……听他这么一说，我除了苦笑，无以对答。
我居然具有为人处世的才能！有句俗话叫作“明哲保身，得过且过”，这似乎成了一种处世训条。莫非我那种畏惧人类，唯恐避之不及，只能敷衍蒙混的性格，竟然与遵从这种处世训条的狡猾做法，在表现形式上竟然相同？啊，其实人们彼此互不了解，明明看错了对方，却自以为是对方唯一的挚友，一辈子都对事实真相浑然不觉。等对方死后，不是还要上门吊唁，痛哭流涕吗？
堀木算是我离开“比目鱼”家之后那些善后事宜的见证人（他肯定是在静子的央求之下，才勉强答应的），所以，他摆出一副助我重新做人的大恩人或月下老人的派头，煞有介事地对我说教，或是深更半夜喝得烂醉跑来借宿，或是开口找我借五块钱急用（每次都无一例外是五块钱）。
“不过，你玩女人也该到此为止了吧。再玩下去的话，世间是不会容忍的。”
所谓世间，又是什么呢？是人的复数吗？可哪儿有“世间”这个东西的实体呢？之前，我认为它是一种苛烈、严酷而且可怕的东西，并一直生活在这种想法中，如今听堀木那么一说，有句话差一点就迸出了我的喉咙口：
“所谓的世间，不就是你吗？”
我害怕激怒堀木，所以，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世间是不会容忍你的。）
（不是世间，而是你不会容忍吧。）
（如果那么做，世间会让你头破血流的！）
（不是世间，而是你吧。）
（你不久就会被世间埋葬。）
（不是被世间，而是被你埋葬吧。）
对自己的可怕、怪异、恶毒、狡诈和诡谲，你要有自知之明！——诸如此类的话语在我胸中你来我往。尽管如此，我却只能用手巾揩着汗涔涔的脸，笑着嗫嚅道：
“这是冷汗，冷汗！”
打那时候起，我萌发了一种堪称“思想”的念头：所谓的世间，不就是个人吗？
自从有了这个念头之后，与以前相比，我多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了。借静子的话来说，我变得有点任性了，不再像以前那样战战兢兢。再借堀木的话来说，我变得出奇地吝啬和小气了。而借繁子的话来说，我不大宠着她了。
我变得不苟言笑，每天一边照看繁子，一边应各家杂志社之约（渐渐地，静子他们以外的出版社也开始向我约稿了，不过，都是些比静子他们杂志社还低俗的所谓三流出版社），画《金太郎与小太郎的冒险》，还有明显是模仿《悠闲爸爸》的《悠闲和尚》，以及《急性子小阿平》这类连自己也不知所云的连载漫画，其标题就充满了自暴自弃的意味。我满心忧郁，慢条斯理地画着（我的运笔速度算是相当缓慢的），以此来挣点酒钱。当静子从杂志社回到家里，这下就轮到我外出了。我阴沉着脸走出家门，在高圆寺车站附近的摊铺上，或者是简易的酒馆里，啜饮着廉价的烈性酒，等心情变好之后，才又回到公寓里。我对静子说：
“越看越觉得你的长相怪怪的。其实啊，悠闲和尚的造型就是从你睡觉时的模样中得到灵感的。”
“你睡觉时的模样，也显得苍老了很多耶。就像个四十岁的男人。”
“还不是都怪你，都被你榨干了。人生无常如水流，河畔柳枝何需愁。”
“别瞎闹了，早点休息吧。要不，给你来点饭？”她是那么镇定自若，压根不理睬我那一套。
“如果是酒的话，我倒想喝一点……人生无常如水流……无常人生如流水，不……人生无常如水流……”
我一边哼唱着，一边让静子给我脱衣。然后，我把额头埋在静子胸前，睡了过去。这便是我的日常生活。
相同之事也反复发生在明日
只需遵从与昨天同样的惯例
只要避免过度的狂喜
自然不会有悲哀造次
蟾蜍总是会迂回前进
躲开阻挡前方的路石
当我读到这首上田敏翻译的夏尔·克罗的诗时，不禁满脸通红，就像火苗在燃烧。
蟾蜍。
（这就是我。世间对我已无所谓容不容忍，埋不埋葬了。我是比狗和猫更劣等的动物。是蟾蜍，只会趴在地上缓慢蠕动。）
我的酒量越来越大。不仅到高圆寺车站附近，也到新宿、银座一带去喝酒，有时还在外面过夜。为了避免“遵从与昨天同样的惯例”，我在酒吧里装出无赖汉的模样，抱着人乱亲一气，总之，我又回到了殉情之前的状态，不，成了比那时更粗野更卑贱的酒鬼。没钱可花时，还把静子的衣服拿去当掉。
自从我来到这个公寓，望着那破烂风筝露出苦笑后，已经过去了一年多。当樱花树长出嫩叶的时节，我悄悄偷走静子和服上的腰带和衬衫，拿到当铺去典当，然后用换来的钱去银座贪杯。我在外面连续过了两夜，到第三天晚上，毕竟觉得于心不安，无意识中蹑手蹑脚地走回到静子的住处。只听到里面传来静子与繁子的谈话声：
“干吗要喝酒？”
“爸爸可不是因为喜欢酒才喝的。只因他人太好了，所以……”
“好人就要喝酒吗？”
“倒也不是那样，不过……”
“爸爸准会大吃一惊的。”
“没准会讨厌呢。瞧，瞧，又从箱子里跳出来了。”
“就像漫画里的‘急性子小阿平’一样。”
“说得也是。”
能听到静子那压低了嗓门，但却发自肺腑的幸福笑声。
我把门推开一个缝，朝里瞅了瞅，原来是一只小白兔。只见小白兔在房间里欢蹦乱跳着，而静子母女俩正追着它玩。
（真幸福啊，她们俩。可我这个混蛋却夹在她们中间，总有一天会毁了她们。朴实的幸福。一对好母女。啊，倘若神能听见我这种人的祈求，哪怕一生中只有一次，我也祈求神能赐给她们母女俩幸福。）
我真想原地蹲下，合掌祈祷。我轻轻拉上门，又回银座去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回过那个公寓。
不久，我又寄宿在京桥附近一家小酒馆的二楼上，过起了男妾式的日子。
世间。我开始隐隐约约地明白世间的真相了。它就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争斗，而且是即时即地的争斗。只需要当场取胜即可。人是绝不会服从于他人的。即使是奴隶，也会以奴隶的方式进行卑屈的反击。所以，除了当场一决胜负之外，人不可能有别的生存之道。虽然人们口头上主张大义名分，但努力的目标毕竟属于个人。超越个人之后依旧还是个人。说到底，世间之谜也就是个人之谜。所谓的汪洋大海，实际上并不是世间，而是个人。想到这里，我多少从对世间这一大海之幻影的恐惧中解放了出来，而不再像从前那样，凡事谨小慎微，操心不尽。换言之，我多少学会了要厚颜无耻，以适应眼前的需要。
离开高圆寺的公寓后，我来到了京桥的一家小酒吧。“我和她分手了。”我只对老板娘说了这一句，便足够了。亦是说，一锤子就定了胜负。从那天夜里起，我便毫不客气地住进了那里的二楼。尽管如此，那本该十分可怕的“世间”却并没有加害于我，而我自己也没有向“世间”进行任何辩解。只要老板娘不反对，一切便不在话下了。
我既像是店里的顾客，又像是店里的老板，也像个跑腿的侍从，还像是某个亲戚。在旁人眼里，我无疑是个来路不明的人。对此，“世间”却不足为怪，店里的常客们也“阿叶、阿叶”地叫我，对我充满了善意，还请我喝酒。
慢慢地，我对世间不再小心翼翼了。我渐渐觉得，世间这个地方并非那么可怕了。换言之，此前的那种恐惧感很有点杞人忧天的味道，就好比担心春风里有成千上万的百日咳细菌；担心澡堂里隐藏着成千上万导致人双目失明的真菌；担心理发店里潜伏着秃头病的病菌；担心火车车厢的吊带上蠕动着疥癣的幼虫；担心生鱼片和生烤的猪肉牛肉里埋伏着绦虫的幼虫、吸虫的虫卵等等；担心赤脚走路时会有小小的玻璃碴扎破脚心，而那玻璃碴竟会进入体内周身循环，戳破眼珠，使人失明等等。总之，我就像是被那种所谓的“科学迷信”吓破了胆似的。的确，从“科学”的角度看，所谓“成千上万的细菌在那儿蠕动”，或许确有其事吧。但同时我也开始懂得了：只要我彻底无视它们的存在，那么，它们也就成了与我毫无关联，并转瞬即逝的“科学幽灵”。人们常说，如果饭盒里吃剩三粒米饭，一千万人一天都剩下三粒，那就等于白白浪费了好几袋大米；还有，如果一千万人一天都节约一张擤鼻涕的纸，那么，将会汇聚成多大的一池纸浆啊。这种“科学统计”曾让我多么害怕啊。每当我吃剩一粒米饭，或是擤一次鼻涕时，我就觉得自己白白浪费了堆积如山的大米和纸浆。这种错觉死死地攫住我，使我黯然神伤，仿佛自己正犯下重大的罪孽一样。但这恰恰是“科学的谎言”“统计的谎言”“数学的谎言”。在黑灯瞎火的厕所里，人们踩虚脚掉进粪坑里，这种事的概率有多大呢？还有，乘客不小心跌进电车门与月台外缘的缝隙中，这种人的概率又是多少呢？统计这种概率性是愚蠢可笑的，同样，三粒米饭也不可能被汇集到一处。即使作为乘法和除法的应用题，这也是过于原始而低能的题目。尽管它的确有可能发生，但真正在厕所的茅坑上因踩虚脚而受伤的事例，却从没有听说过。然而，那样一种假设却作为“科学事实”灌输进了我的大脑里，直到昨天为止，我还完全把它作为现实来加以接受，并担惊受怕。我觉得自己是那么天真可爱，忍不住想笑。我开始一点点地了解“世间”的实体了。
尽管如此，人这种东西在我眼里仍旧十分可怕，要从楼上下去见店里的顾客，我必须得先喝杯酒给自己壮胆。可俗话说，越是害怕越想看，所以我每天晚上都去店堂里，像小孩子总是把自己害怕的小动物紧攥在手中一样，我开始在喝醉之后，向店里的客人吹嘘拙劣的艺术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