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问：古代的科举考试考什么？也许你会不假思索地说：考八股文呗。

但这个答案并不准确，至少不够全面。相对于科举制度，八股文的历史要短暂得多，科举制创立于隋朝，而八股文要到明代才出现。即使在明清时期，科举也不仅仅考八股文，明代的乡试与会试各考三场，首场试经义，此即所谓的“八股文”，第二场试“论”及应用文写作，第二场试“策”；清代的乡试与会试也是各考三场，首场试经义及韵诗，第二场试经文，第三场试“策”。在八股文尚未登场的宋代，科举考试的题目就更丰富多样了。

宋代的科考实行两级试：发解试与省试。发解试相当于初试，由各州郡主持，考生通过发解试获得参加省试的资质；省试相当于复试，由礼部主持，被录取者便可从此步入仕途。至于殿试，通常都不黜落，只排定名次。

宋代科举又分进士科以及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法、明经各个专科，以选拔专业人才；此外还有“不限前资，见任职官、黄衣草泽悉许应诏”的特别考试，叫作“制科”。其中以进士科最为重要，录取的人数也最多。后王安石罢诸科，只保留进士科与制科，另设新明法科遴选司法官。

我们要介绍的主要是进士科省试与殿试的试题。宋代省试的科目虽然屡经变革，但有四个科目差不多是必考的：诗赋，经义，论，策。殿试通常都是试策。各个科目各有其功能，用宋人的话来说，“国家以科目网罗天下之英隽，义以观其通经，赋以观其博古，论以观其识，策以观其才”。

我们都习惯将现在的高考比拟为古代的科考，其实科举要比高考重要得多，高考只是高校录取新生的门槛而已，科举却是传统社会选拔贤能之士治理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科举制度的设计目的，是识别、发现优秀的治国人才，“网罗天下之英隽”，因此需要以试诗赋考查应试者的文学才情与审美能力，以试经义考查对经典义理的理解与阐释，以试论考查应试者的学识与见解，以试策考查解决时务的识见与才干。

宋人轻诗赋而重经义、策论，如司马光极力反对以诗赋取士：“国家设官分职，以待贤能，大者道德器识以弼谐教化，其次明察惠和以拊循州县，其次方略勇果以扞御外侮，小者刑狱钱谷以供给役使，岂可专取文艺之人，欲以备百官、济万事邪？”诗赋题目在宋代科举考试中的地位逐渐下降，经义与策论的重要性则得到强化。

从答题形式上看，试经义、试论、试策都有点像今天的高考作文，都是以议论文为主，目的当然是为了测试考生对于经典、史事、时务的见解。考试时，主考官会在试场前面挂出一块帘幕，“出示题目于厅额，题中有疑难处，听士人就帘外上请，主文于帘中详答之讫，则各就位作文”，一般考三场或四场。

具体来说，试经义是出题者从儒家经书中截取一句话，请考生阐述其蕴含的义理。明清时试经义演变成考八股文，从外在的文体形式到内在的思想都严重僵化，但在宋代，人们崇尚“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此语本为陈寅恪纪念王国维的碑铭，我们借用来形容宋人之学术，陈先生必定同意，因为陈先生又说过：“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考生可以自由解经、传注、质疑古说、阐发新见，“借他题目说自家道理”，甚至不乏“全不顾经文，务自立说，心粗胆大，敢为新奇诡异之论”者。王安石设经义科目，并试图将他的新学立为考试评判标准，即受到司马光的抗议：“王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学，欲掩盖先儒，令天下学官讲解及科场程式，同己者取，异己者黜。……若己论果是，先儒果非，何患学者不弃彼而从此，何必以利害诱胁，如此其急也！”司马光所追求者，是各家各自解释经学，百家争鸣，在思想市场展开竞争。

试论，则类似于命题作文，通常是要求考生评论经史记载的某个典故或某一位历史人物。北宋嘉祐二年（1057年）进士科省试的论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典出《尚书》孔安国注文：“刑疑付轻，赏疑从众，忠厚之至。”换成现在的说法，这题目就是“论疑罪从轻”。当年苏轼的应试作文《刑赏忠厚之至论》深获主考官欧阳修的赞赏。在这篇文章中，苏轼还杜撰了一个典故：“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连欧阳修都不知出自何典。这要是放到明清时期，恐怕有欺君之罪。

试策跟今天公务员考试中的“申论”差不多，一般都是主考官就时务提出具体问题，让考生发表见解，所以又称“策问”，考生的回答则称“对策”。对策通常是千字文，但也有洋洋洒洒写了上万言的对策。由于策与论都是议论文体，宋人又将两者并称为“策论”。

策问往往可以体现出题者的“问题意识”，许多当过主考官的宋朝文人都对自己拟出的策问题目有些“敝帚自珍”，将策问收入自己的文集。

◎明　仇英《观榜图》局部

如《欧阳文忠公集》收录有策问多道，其中一道问：“周天子之田方千里，号称万乘，万乘之马皆具，又有十二闲之马，而六卿三百六十官，必皆各有车马，车马岂不多乎哉？千里之地，为田几何，其牧养之地又几何，而能容马若是之多乎哉？千里之地，为田几何？马之法又如何？今天下广矣，常患无马，岂古之善养马而今不善乎？宜有说以对也。”此题涉及对宋朝缺乏良马问题之关切，而要问答这道策问，不但需对马政有切实见解，也要掌握一定的数学、几何与畜牧业知识。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担任开封府试官，出的策问题目是：“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何也？”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试述专权的优劣”。当时王安石与宋神宗正推行新法，王氏“既得政，每赞上以独断，上专信任之”，出现专制的苗头。苏轼拟此题目，自然是想引导考生对君相“独断”时局的注意与思考。

我没有检索到当年考生的应试作文，不过南宋宝祐四年（1256年），文天祥参加殿试时的一篇长篇对策（全文超过一万字），其中一段话倒是可以用来回答苏轼的策问：

臣闻公道在天地间，不可一日壅阏，所以昭苏而涤决之者，宰相责也。然扶公道者，宰相之责，而主公道者，天子之事。天子而侵宰相之权，则公道已矣。三省枢密，谓之朝廷，天子所与谋大政、出大令之地也。政令不出于中书，昔人谓之斜封墨敕，非盛世事。国初三省纪纲甚正，中书造命，门下审覆，尚书奉行，宫府之事无一不统于宰相。是以李沆犹以得焚立妃之诏，王旦犹得以沮节度之除，韩琦犹得出空头敕以逐内侍，杜衍犹得封还内降以裁侥幸。盖宰相之权尊，则公道始有所依而立也。……

然或谓比年以来，大庭除授，于义有所未安、于法有所未便者，悉以圣旨行之。不惟诸司升补上渎宸奎，而统帅蹿级、阁职超迁，亦以寅缘而行恩泽矣。不惟奸赃湔洗上劳涣汗，而选人通籍、奸胥逭刑，以钻刺而拜宠命矣。甚至闾阎琐屑之斗讼、皂隶猥贱之干求，悉达内廷，尽由中降。此何等虮虱事，而陛下以身亲之。大臣几于为奉承风旨之官，三省几于为奉行文书之府。臣恐天下公道自此壅矣。

景祐间罢内降，凡诏令皆由中书、枢密院，仁祖之所以主张公道者如此。今进言者，犹以‘事当间出宸断’为说。呜呼！此亦韩绛告仁祖之辞也。朕固不惮自有处分，不如先尽大臣之虑而行之。仁祖之所以谕绛者何说也！奈何复以绛之说，启人主以夺中书之权，是何哉？宣和间创御笔之令，蔡京坐东廊专以奉行御笔为职，其后童贯、梁师成用事，而天地为之分裂者数世，是可鉴矣。臣愿陛下重宰相之权，正中书之体，凡内批必经由中书、枢密院，如先朝故事，则天下幸甚、宗社幸甚。

文天祥此段策论的核心意思，是说，国家的执政权归于宰相，因为宰相由选举（科举也是一种选举）产生，代表着“公道”；而君主虽身份尊贵、地位崇高，却不可“侵宰相之权”。实际上，这也是宋人的共识：君主当垂拱而治，以执政权付宰相，以监察权付台谏。换言之，宋人是反对君主专权的。北宋韩绛曾劝宋仁宗收揽权柄，被仁宗拒绝，两百年后还受到文天祥的抨击。

有些士子还在策论中对皇帝本人提出激烈批评。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二十三岁的苏辙参加制科考试，仁宗问策数十条，包括询问对“阙政尚多”“浮费弥广”等问题的见解。苏辙年少轻狂，对策七千言，矛头直指宋仁宗：“窃闻之道路，陛下自近岁以来，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陛下赋敛烦重，百姓日以贫困，衣不盖体，则是陛下未得以财结民也。吏之不仁，尚可以为吏之过；赋敛之不仁，谁当任其咎？”意思很明显，陛下你难辞其咎。

这篇直言不讳的策论在朝廷掀起轩然大波，有人提议：“陛下恭俭，未尝若是。辙言狂诞，恐累盛德，乞行黜落。”但宋仁宗极力回护苏辙：“朕设制科，本求敢言之士，辙小官，敢如此极言，特与科名，仍令史官编录。”并未降罪，反而授予苏辙秘书省校书郎之职。

宋朝是国家全面推行科举取士的第一个王朝（唐朝虽有科举，但每榜不过录取一二十人，宋代的进士选取数目扩大了十倍以上），科举制度为宋王朝源源不断地输送治理国家的优秀人才，特别是宋仁宗嘉祐二年的省试，出现非常多的牛人：苏轼、苏辙、曾巩、张载、吕大钧、程颢、王韶、吕惠卿……后来的宰相章惇也参加了这一次考试，但因耻于名列其侄子章衡之下，放弃了功名，嘉祐四年又参加考试，名列进士甲科。这份名单，庶几囊括了当时最优秀的政治人才、文学人才与哲学人才。其实，宋仁宗朝四十年间，无数才俊都被科举制发现，进入国家的储才库，几乎做到了“野无遗贤”。

我们看看宋代科举考试的题目，便会相信它确实可以遴选出有才学、有见识的国家治理人才。今天有些朋友将科举考试想象得那么不堪，显然是对科举制度的历史缺乏了解、又先入为主地存有偏见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