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让寒门子弟突破了阶层壁垒

早在《人民的名义》刚刚开播之时，网络上已经出现过一拨关于阶层固化的争论，评论文章指出“‘阶级固化’的论调不能成立”。文章说“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阶级固化’的国家。这是由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造就的独特现象”，“连刘邦、朱元璋这种出身社会最底层的人都能做皇帝，这在其他国家是难以想象的”。

文章举刘邦、朱元璋为例，试图证明社会阶层非固化，这一例证极不妥当。刘朱辈的发迹，不过是乱世中的“时势造英雄”，绝非正常的、可普遍复制的阶层流动范例。

饶是如此，评论其实并没有欺骗你。平心而论，阶层固化在传统中国社会大部分的时间里都不存在，但这靠的并不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改朝换代，而是科举制度。

从察举制到科举制度

在科举制出现之前的两汉，政府主要采用察举、征辟制选拔社会精英。皇帝听说你有才，“征”你来做官；地方高级官员认为你有才，“辟”你为幕僚。但察举制到了东汉末时，已经丧失了选拔人才的功能，当时有民谣说：“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曹操是“举孝廉”出仕，但囿于当时的局面，开始对这种选官制度发出挑战。他的《求贤令》要求“惟才是举”，不拘品行。其子曹丕干脆废了他老子服侍的汉家王朝，连老子受惠的汉家察举制也一起废除，改为“九品中正制”，按家世、道德、才能三要素评定人才。但九品中正制到后来，基本上变成了唯血统论，“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公门有公，卿门有卿”，门阀子弟充任高官，阶层固化十分严重。

这一等级森严的阶层固化是被科举制冲破的。

一直以来，我们都习惯于从负面想象科举制度，认为科举制是维护“封建专制”、禁锢读书人思想的工具，也是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列强的文化因素。但如果我们持正公允，便会发现，科举制度其实为传统中国创造了一个开放性的士人政府，一个流动性的平民社会。

从字面的含义看，“科举”乃是“分科举人”的意思，指一种与两汉察举制、魏晋九品中正制不同的人才选举制度。最早推行“分科举人”的时代是隋代，开皇十八年（598年），隋文帝命“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所以学界有人将隋开皇十八年列为科举制度的肇造之年。

但是，这一年的“二科举人”究竟如何进行，史料语焉不详，有没有采取卷面考试的形式，也不得而知。史料有明确记载的第一次科举考试，是在隋炀帝时代：“近炀帝始置进士之科，当时犹试策而已。”当时的进士科考试要试策论。

唐承隋制，继续推行科举考试。但科举制度的完备化、科考取士的鼎盛期，要到宋代才宣告来临。

锁院·封弥·誊录

从打破阶层固化的角度而言，跟隋唐时期相比，宋代科举有几项制度创新是可圈可点的。

其一，宋朝科举考试更加强调程序的公正，更有利于寒门子弟脱颖而出。

隋朝为科举草创之时，考试制度尚很简陋；唐代科举在制度设计方面还是不甚用心，以致存在很多作弊的漏洞，比如唐朝科举允许“公荐”，每到开科之年，朝中权贵便纷纷宴请主考官——“知贡举”，向他们推荐心仪的进士人选。所以唐时的科举，往往尚未开考，而录取的名单及名次已经预定下来，考试只是走走过场而已。

唐文宗大和二年（828年），礼部侍郎崔郾被任命为知贡举，前往东都洛阳主持进士科考试，长安的公卿都来给崔郾饯行，拜托崔郾留意他们的门生子弟。其中有一个叫作吴武陵的太学博士，带着一篇《阿房宫赋》，向崔郾推荐杜牧：“侍郎请看这《阿房宫赋》，作者的才华好得不得了。”崔郾读了《阿房宫赋》，认为杜牧的文章的确写得好。吴武陵趁机说：“请将杜牧录为状元。”崔郾说：“这事不好办，不瞒你说，状元已经许给其他人了。这样吧，我将第五名安排给杜牧吧。”当时有人反对将杜牧列为第五名，称杜牧这个人品行有问题。崔郾说：“已经答应了吴君，不可食言。不管杜牧是杀猪的，还是卖酒的，都给他第五名。”

这种名为公荐、实为请托的做法，到了宋代就不被允许了。建隆四年（963年）正月二十七日，宋太祖下诏：“礼部贡举人，今后朝臣不得更发公荐，违者重置其罪。”为杜绝朝臣请托，宋政府在科举考试中推行“锁院制”，即主持考试的知贡举确定下来后，马上进入贡院，不得出外，不得与外人交通，食宿都得在贡院之内。（美国的大陪审团遴选出来后，要求与外界隔离，以免受干扰）

宋太宗时，又创设“封弥制”，即将考生答卷卷首的考生姓名、年甲、乡贯等个人信息密封，代之以字号，又叫“糊名考校”。这样考官在评卷的时候，由于不知道某卷的考生是何人，就算想给熟人卖一个人情，也无从下手。（今日的高考评卷还沿用宋人发明的封弥制）

不过，“糊名考校”并不能完全杜绝考官徇情，因为考官还可以通过辨认笔迹或暗记，认出答卷是不是出自熟悉的考生之手。到宋真宗时，朝廷又设立“誊录制”，堵住了“封弥制”的制度漏洞。所谓“誊录制”，是说每一份考生交上来的试卷，都要经专门的书吏用红笔抄录成副本，然后将副本送考官进行评卷。

◎明　仇英《观榜图》局部

应该承认，锁院制、封弥制与誊录制的推行，使得宋代科举的考试程序更为公平，“一切以呈文任去留”，能力之外的资本等于零。从中受益的，当然是那些朝中无贵人、胸中有才学的寒门读书人。

“矫正的平等”

其二，宋朝科举取士不问家世，甚至有意抑制世家，照顾寒门利益。

隋唐之时，门阀制度尚有遗存，政治几乎为世族垄断，社会也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门第壁垒。这一门阀制度遗存在科举中也有体现，比如世家子弟占有得天独厚的教育资源与人脉资源，可以通过“公荐”获得主考官的照顾，因此，寒门子弟借科举考试出人头地的机会尽管存在，但不可高估。

赵宋立国后，有意在科举考试中抑制世家子弟。开宝元年（968年）三月开科，翰林学士陶谷之子陶邴名列第六，但宋太祖说：“闻陶谷不能训子，陶邴安得登第？”命宰相加以复试，陶邴在复试时成绩及格，才被录取。之后宋朝立下了一条原则：“食禄之家，有登第者，礼部具姓名以闻，令复试之。”

雍熙二年（985年）还发生过这么一件事：宰相李昉之子李宗谔、参知政事吕蒙正的从弟吕蒙亨、盐铁使王明之子王扶均在科考中名入上等，但殿试时，宋太宗认为，“势家不宜与孤寒竞进”，俱罢之，将名次让给寒门子弟。此举看似对“势家”不公，但从化解阶层固化的角度看，却体现了一种“矫正的平等”——类似道理，可参考美国黑人的平权运动。

宋朝的地方政府也相继设立“贡士庄”与“贡士库”，资助参加科考的当地士子。贡士庄是地方政府拨出若干公田放租，以田租为基金，给当地赴考的读书人提供经济资助。贡士库则是地方政府拨出若干公款，成立一只基金，基金的本金通常用于投资解库（相当于钱庄），再以放贷收取的利息资助应考的当地士子。

贫家子弟参加科考的经费有了着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童话才有变现的可能性。

宋朝进士出寒门

其三，宋代取士的规模远超隋唐时期，寒门子弟被录取的机会也更大。

隋朝时的科举考试，录取人数极为有限，“秀异之贡，不过十数”。唐朝也是如此，每榜不过录取一二十人；而且，由于允许“公荐”，这寥寥可数的一二十个录取名额，也多数被世家子弟占据。研究者对《旧唐书》记载之人物的出身进行分类统计，发现：“《旧唐书》所载从唐肃宗到唐代末年之间的人物，大约有将近十分之七出自名族和公卿子弟，出身于寒素者不及七分之一，如果以宰辅的家世作比较，两者的比例更加悬殊（80%：7%）。”（参见梁庚尧《宋代科举社会》第九讲“社会流动及其局限”）

这一情况到了宋代就扭转过来了。宋代是历史上第一个全面通过科举取士的王朝，每榜录取的进士数目扩大了10倍以上。据研究者统计，两宋三百余年，总共通过科举考试录取进士及诸科登科人数超过10万名，是唐至五代登科总人数的近10倍、元代的近100倍、明代的近4倍、清代的3.8倍。在这10万多名宋朝进士中，布衣出身之人超过半数。

从南宋宝祐四年的《登科录》来看：当年录取了601名进士，其中平民出身的有417名，官宦子弟只有184名，寒门进士占了绝大多数。

研究者还发现：“《宋史》列传中的北宋人物，出身于高官家庭的不过四分之一左右，而出身于布衣的则超过二分之一，而且随着时间的演进，时代愈晚，布衣出身的比例也愈高；以宰辅的出身来作统计，情况也大体相似。而布衣官员入仕的途径，在北宋初期以科举出身的约占三分之一，在北宋中期已超过四分之三，到北宋晚期更超过五分之四。”（参见梁庚尧《宋代科举社会》第九讲“社会流动及其局限”）

范仲淹的“人生小目标”

正是在这样的“唐宋变革”历史背景下，一名生活在宋朝的寒门子弟，才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制度通道，被选拔进政府，乃至晋升为政府领袖——宰相。

后来成为宰相的北宋杜衍，自幼丧父，母亲改嫁钱氏，少年时投奔母亲，却不容于继父，生活非常落魄，以帮人抄书为生。官至参知政事的欧阳修，也是四岁时失去父亲，“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家里穷得买不起纸笔，只好用荻草在地上练习写字。

杜衍、欧阳修的朋友范仲淹，也是一位寒门子弟，出身寒微，两岁丧父，之后随母亲改嫁朱氏，从苏州吴县迁至山东长山县。所以现在有两个地方都宣称是“范仲淹故里”，一是江南的苏州，一是山东的淄州。

长山朱家算是殷实之家，但少年范仲淹过的却是清苦日子。他在山寺读书，每日饮食都是咸菜就粥：“惟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经宿遂凝，以刀画为四块，早晚取二块，断齑数十茎，酢汁半盂，入少盐，暖而啖之。”稍后，范仲淹求学于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也是以稀粥为食，“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

尽管日子过得清苦，但范仲淹从未对未来失去信心。他十六岁时便立下一个“人生小目标”：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立志从医的人生理想比较寻常，我读中学时的几个小伙伴，今天都当上医生了。而立志成为良相，那就不简单了，首先你得成为一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

一个寒门子弟，又没有朝中大人物做靠山，居然放言要问鼎相位，这不是白日梦吗？如果范仲淹生活在门阀制度森严的魏晋时期，他的“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誓言，大概会被同窗传为笑话。如果他生活在世族制度犹存的隋唐，当上宰相的机会也微乎其微，近乎“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但在全面推行科举取士的宋代，没有人敢取笑范仲淹的“人生小目标”。

公元1015年，北宋大中祥符八年，范仲淹考中进士，从此踏上一条尽头便是相位的通道。至于能不能走到尽头，就看他的造化与能力了。入仕之初，范仲淹被任命为广德军司理参军。广德军，今在安徽广德县；司理参军，即州一级政府的司法官。这个经历，跟祁同伟有点接近，都是被下放到偏远地方当司法官员。

之后，范仲淹当过知县、书院教习、州通判、知州，还在陕西领过兵，跟西夏人打过仗，论人生的剽悍，范夫子远胜于祁厅长。1043年，即庆历三年，五十五岁的范仲淹被宋仁宗任命为参知政事，进入权力中枢，领导“庆历新政”。宋朝的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不妨说，范氏庶几实现了拜相的人生目标。

从少年范仲淹“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梦想，我们可以看到宋朝读书人对于社会上升通道的信心；范仲淹的仕途经历也让我们相信，那个时候的社会上升通道确实是值得信任的。

而这一社会上升通道的维持，主要便得益于科举制度的实行。

元朝时科举式微，但明清两朝，科举制度又继续为无数寒门子弟提供了进入社会上层的制度通道。旅美华裔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的研究发现，从明代至清代，虽然平民向上流动的机会出现渐减的趋势，但就整个明清时期来说，社会仍然具有相当程度的流动。

遗憾的是，由于从朱元璋时代开始，朝廷偏好以僵化的“八股文”取士，以至于选拔出来的官员，对“兵刑、财赋、河渠、边塞之利病”漠不关心；及至获授官职，治理一方之政时，却“懵然于中而无以应”。特别是晚清之时，局势大变，这种庸碌的官员更是难以适应近代化的挑战，导致科举制度无辜受累，遂于1905年被清政府宣布废止。

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时代宣告结束，但历史似乎尚未做好准备迎接新时代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