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家园林的开放传统(1 / 1)

晚清之时,西风东渐,得风气之先的上海滩,在西式公园制度的刺激下,有一批私家园林,包括豫园、申园、张园、徐园、愚园、大花园等,先后对公众开放,功能跟公园差不多,可谓是“准公园”。其中最著名的当推张叔和在上海建造的张园,是一个“集花园、茶馆、饭店、书场、剧院、会堂、照相馆、展览馆、体育场、游乐场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公共场所”,于1885年(光绪十一年)开放。有论者说,“私家花园古已有之,但像张园这样私园公用的情况却没有先例”。

但这个“像张园这样私园公用的情况却没有先例”的说法,却是不准确的。因为“私园公用”实际上是由来已久的传统,是古老的惯例,只不过近代以来,启蒙主义知识分子对此视而不见而已。今天许多人都知道古人营造的私家园林,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景致非常漂亮,巧夺天工;却未必都知道,按照传统习惯,园林的主人通常并不会独享这份漂亮的景致,而是将园林开放给大家共享(常年开放或定期开放)。

这一自发地开放私家园林的习惯,至迟可以追溯到宋代。宋代有很多私家园林,虽为私人所有,但通常都保留着对外开放的惯例,或是常年开放,或者在风景最美、游人最盛的季节开放。

在东京汴梁,“都城士大夫有园圃者,每岁花时必纵人游观”。每年元宵节过后,东京市民有游园探春的习惯:“上元收灯毕,都人争先出城探春,大抵都城左近,皆是园圃,百里之内,并无闲地,并纵游人赏玩。”

《东京梦华录》收录有一份都人赏玩的园圃名单:金明池、玉津园、学方池亭榭、玉仙观、一丈佛园子、王太尉园、孟景初园、快活林、勃脐陂、独乐冈、砚台、蜘蛛楼、麦家园、虹桥、王家园、东御苑、李驸马园、宴宾楼、祥祺观、集贤楼、莲花楼、下松园、王太宰园、杏花冈、蔡太师园、华严尼寺、养种园、药梁园、童太师园、铁佛寺、鸿福寺、庶人园……这些园苑既有皇家园林与寺观园林,也有私家园林,都任人游赏。于是春暖花开之时,“红妆按乐于宝榭层楼,白面行歌近画桥流水,举目则秋千巧笑,触处则蹴踘踈狂”。

南宋杭州市民同样保留着“探春”的习俗,“仲春十五日为花朝节,浙间风俗,以春序正中,百花争放之时,最堪游赏。都人皆往钱塘门外玉壶园、古柳林、杨府云洞,钱湖门外庆乐、小湖等园,嘉会门外包家山王保生、张太尉等园,玩赏奇花异木。最是包家山,桃花盛开,浑如锦幛,极为可爱”,包家山上“皆植桃花,都人春时游者无数,为城南之胜境也”。

杭州诸私园中,以蒋苑使园圃最为接近近代公园的形态。《梦粱录》载:“内侍蒋苑使住宅,侧筑一圃,亭台花木,最为富盛,每岁春月,放人游玩,堂宇内顿放买卖关扑,并体内庭规式,如龙船、闹竿、花篮、花工,用七宝珠翠,奇巧装结,花朵冠梳,并皆时样。官窑碗碟,列古玩具,铺列堂右,仿如关扑,歌叫之声,清婉可听。汤茶巧细,车儿排设进呈之器,桃村杏馆酒肆,装成乡落之景。数亩之地,观者如市。”

《武林旧事》亦载:“蒋苑使有小圃,不满二亩,而花木匼匝,亭榭奇巧。春时悉以所有书画、玩器、冠花、器弄之物罗列满前,戏效关扑。有珠翠冠仅大如钱者,闹竿、花篮之类,悉皆镂丝金玉为之,极其精妙。且立标竿、射垛及秋千,梭门、斗鸡、蹴踘诸戏事,以娱游客,衣冠士女至者,招邀杯酒。往往过禁烟乃已。”

蒋苑使园圃不但有亭台花木,还在旅游旺季举办斗鸡、蹴踘等活动,又设立跳蚤市场,以吸引游客。跟现代的城市公园实在没什么差别。

◎清 吴宏《柘溪草堂图轴》上的江南园林,

南京博物院藏

洛阳尤以园林名闻天下,“贵家巨室园囿亭观之盛,实甲天下”。唐时洛阳园林多达千余家,后多数毁于五代战火,北宋有所修复,名园仍数以百计。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记述了19处名园:富郑公园、董氏西园、董氏东园、环溪、刘氏园、丛春园、天王院花园子、归仁园、苗帅园、赵韩王园、李氏仁丰园、松岛、东园、紫金台张氏园、水北胡氏园、大字寺园、独乐园、湖园、吕文穆园。这些名园基本上都是私人园林,但都向游客开放,任何人都可以进园游赏。

宋人邵雍有一首《洛下园池》诗,就透露出洛阳名园对外开放的信息:“洛下园池不闭门,洞天休用别寻春。纵游只却输闲客,遍入何尝问主人。”邵雍的儿子邵伯温,写过一部《邵氏闻见录》,里面也描述了洛阳私园的开放性:“洛中风俗,岁正月梅已花,二月桃李杂花盛,三月牡丹开。于花盛处作园圃,四方伎艺举集,都人士女载酒争出,择园亭胜地,上下池台间,引满歌呼,不复问其主人。”连主人是哪位都不用问,也完全不必担心会被人赶出去。

怪不得范仲淹晚年时,子孙希望他在洛阳修座园林作为养老之所,老范却坚决不同意,说:“西都士大夫园林相望,为主人者莫得常游,而谁独障吾游者?”他的意思是说,洛阳的私家园林多得是,我想游就游,何必另造园林?最后老范用他的一生积蓄,在苏州成立了一个宗族公益基金,叫“范氏义庄”。

除了东京、洛阳与临安的私园之外,其他地方的私家园林基本上也是对游人开放。北宋宰相蔡确在繁昌县建造的北园,“岁时佳节,又得与邑人共之。人之游者,往往徘徊而不能去”;另一名宰相蔡京在苏州的私园——南园,“每春,纵士女游观”;吴兴的丁氏园,“春时纵郡人游乐”;绍兴的沈氏园,即陆游题《钗头凤》的地方,也是任人游览的,否则陆游与唐婉不可能到这里游园;大奸臣朱勔修建在苏州的私家花园,“植牡丹数千本,花时以缯彩为幕覆其上,每花标其名,以金为标榜”。男性游客入内观赏,需购门票:“游人给司阍钱二十文,任入游观”;“妇稚不费分文”,不但免费,还有酒食相待、礼品相送:“春时纵妇女游赏,有迷其路者,老朱设酒食招邀,或遗以簪珥之属。”

宋代的私家园林,因其开放性,我认为也是可以归入“准公园”之列的。

宋人私园开放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一名清代文人记录说:“吴下园亭最胜,如齐门之吴氏拙政园,阊门之刘氏寒碧庄,葑门之瞿氏网师园,娄门之黄氏五松园,其尤著者,每春秋佳日,辄开园纵人游观。”苏州如此,扬州亦是如此:“扬州繁华……池台之精,不可胜纪。而张氏容园为最著……花史修花,石人叠石,水木清湛,四时皆春,每日午前,纵人游观。”位于金陵的袁枚随园,也是“每至春秋佳日,士女如云,主人亦听其往来,全无遮拦”。

这些对公众开放的私家园林,通常都是免费的,但也有一些私园会收点门票费,比如明代苏州葑门内一家私园,“广至一二百亩,奇石曲池,华堂高楼,极为崇丽。春时游人如蚁,园工各取钱方听入”。这类门票钱,在有些地方又叫作“扫花钱”,如清时苏州,“春暖,园林百花竞放,阍人索‘扫花钱’少许,纵人浏览”。

有的私园还需凭票入园,如清代扬州的一家私园,“是园有园票,长三寸,宽二寸,以五色花笺印之,上刻‘×年×月×日,园丁扫径开门’,旁钤‘桥西草堂’印章”。“园票”的出现,说明私园的开放制度更趋完善。

私园的公共化,是近代公园形成的演化路径之一,近代欧洲的一些公园便是从私园开放而来的。而且,西方近代城市的公园建制确实刺激了当时的国人,使清政府中的开明之士将建设城市公园提上市政日程,也促使上层社会的士绅将自家的私园改造成公园。但是,我也反对“私园公用没有先例”之类的说法,因为这一说法实际上包含了启蒙主义知识分子的根深蒂固的成见:将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将西方刺激视为现代化的唯一动力。

我坚持认为,现代是从传统生长出来的,近代西方确实提供了刺激,但现代化的动力也一直内在于传统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