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及其卫星国，遭受迫害的犹太人数量不断增加，到美国去寻求避难所的犹太人也越来越多，这些人有科学家、作家、艺术家、教师和其他职业的人。就像大量优质商品在市场上以低价卖出会导致通货膨胀一样，这些难民学者也遇到了巨大的困难。

新一轮移民潮开始时，美国仍处于经济危机之中。当然，如果不是全球的经济大萧条，德国的纳粹革命就不会出现，这当然不是一种巧合。随着移民数量的不断增加，不切实际的谣言也开始蔓延起来。据说，难民不是先锋的代表；这批移民并没有像早期移民那样做任何建设性工作，他们想的只是，怎样才可以不工作就成为富翁，怎样靠政府救济来生活。很多人因此惊恐不安，视他们为工作的竞争对手；一些人仅视他们为替罪羊，来承担各种责难和非议。很多煽动者的话语让人们相信，大量移民的涌入很快将改变美国民族和种族构成的比例结构。

英国数学家和哲学家伯特兰·罗素不能被任命为纽约大学的哲学教授，因为他对婚姻和宗教传统持批评态度。爱因斯坦支持他。爱因斯坦认为，当个人和政治对手的反对可以阻止杰出教授出任某种职位的时候，这就阻碍了科学的发展。罗素的敌人利用爱因斯坦支持罗素这一事实做文章，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标。这些人写信给报社，“罗素这么个‘**主义者’和爱因斯坦这个‘难民’怎么敢干涉美国内政！”这些人使用“**主义者”和“难民”等蔑视词汇，这种做法是值得关注的。

每一个研究机构如果想要任命一个“难民”学者，就会变得进退两难。一方面，美国大学非常愿意帮助遭遇政治迫害的受害者，也很高兴有机会能够受益于这些人的能力。但是另一方面，他们有责任对国内正在寻找学术职位的毕业生负责。出乎意料的是，有些职位全部由来自欧洲和拥有更高声誉的学者来担任，毕业生们对此非常失望。

这种状况将已有职位的“难民”学者置于一种尴尬窘困的境地。在道义上他们有义务帮助一直运气不佳的同胞。同时他们又觉得应该以照顾学生利益为主。有些人甚至说，对已经有职位的难民来说这就是他们的职责，即同一个机构不能再录用其他难民。

爱因斯坦的状况更糟糕。他再次被视为整个难民学者群体的象征和领导人。难民朋友支持爱因斯坦作为杰出难民的榜样来到美国，而对手为了反对难民群体，又必须贬低爱因斯坦。对难民来说，他们把爱因斯坦看作是天生的领袖。这些难民认为，爱因斯坦依靠自己的名声可以帮到自己，所以向他求助。

爱因斯坦收到数以百计欧洲学者的来信，他们想移民到美国，希望爱因斯坦帮他们找份工作，或帮他们获得美国移民法出具的一份“经济担保证明”。爱因斯坦竭尽所能地帮助这些学者，为很多人担保开具了“经济担保证明”。有些学者一抵达美国，就找爱因斯坦帮助，爱因斯坦都尽其所能。但是，对如此庞大的求助团体，爱因斯坦只帮到了极少一些人。

在给外国学者推荐工作时，爱因斯坦只考虑两点：第一，同情每一个蒙受苦楚的人；第二，不管在哪，追求科学的信念应该得到帮助。爱因斯坦总是乐此不疲地为他们写推荐信。他认为，如果空缺的职位需要外国的科学家，那么他的推荐会有所帮助。如果不需要，他的推荐信也不会给他所举荐的人造成伤害，对研究机构也不会造成负面影响。

假如爱因斯坦对各个大学的状况进行研究，并利用个人、经济和政治等相关因素，他能为难民做得更多。但对他而言，这些行为似乎不可能。因为对于聪明绝顶且心地善良的人来说，这样做并不很切合实际。这就解释了爱因斯坦的矛盾态度。有些人觉得，他宽厚仁慈、乐于奉献；有些人又觉得他缺少忧国忧民的情怀。

在慈善、社会、政治组织活动上，爱因斯坦会突然跟你说：“凭心而论，我只对事感兴趣，对人从来没有兴趣。”如果你问，他所说的“事”指什么，他会说“物理现象和处理这些现象的方法”。

这些新难民的心理状况也存在着问题。许多难民来自德国，这块被他们视为祖国的地方、让他们拥有共同精神和文化生活的地方，而今却被赶出来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因此而与德国切断了所有联系。来到这个友好的异国他乡，他们重新开启了新生活，这种生活甚至比之前更好。因此，如果他们太过强调德国文化，这很容易在新国家激起一种敌对情绪。

另一方面，因德国大环境原因而移民的他们，从政治和文化两方面强烈反对德国统治阶层。结果是，他们一方面被指控宣传了所钟爱的德国文化，另一方面又被指控做了反面宣传，这可能让美国和德国产生敌意，甚至因此挑起战争。不可思议的是，这些矛盾的指控经常是在同一时间提出来的。

爱因斯坦本人往往惊讶，从德国来的新移民仍旧如此依恋德国。这让他特别疑惑：犹太难民在德国遭受了太多不幸，为什么对德国还有如此强烈的归属感。我们来看艾丽卡和克劳斯·曼的一次报道，报道中爱因斯坦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我碰到过一个年轻的德国律师，所谓的雅利安人，目前生活在纽约。我问他是否想家。”

“想家？”他回答，“我！为什么？我不是犹太人。”

“做犹太人不好吗？”爱因斯坦又问。

“犹太人不是有着这样典型的特点吗？他们饱含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和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情怀。只有不自信的犹太人才没有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我也是一犹太人，”爱因斯坦继续说道，“但是，我在美国一切都好。因此，我不想念任何国家，更不用说由阿道夫·希特勒统治的德国了。”

我们知道，爱因斯坦厌恶德皇统治阶层呆板残暴的行为，而对希特勒为首的统治阶级就更加痛恨。与其厌恶之情一样强烈的情感，还有他对德国巴赫和莫扎特的音乐的钟爱之情。面对艺术，爱因斯坦在某些方面上甚至拥有着与德国民族主义者相同的品味。他不喜欢“现代”音乐，觉得很反感。一般说来，他倾心于一切源于德国的、前普鲁士和前威廉大帝时期的精神。见到周身洋溢着德国古典音乐气息和文学精神的来访者，他会很开心。他甚至很同情康德哲学，部分也许是因为康德哲学中的情感与当时的德国精神有着紧密的关联。虽然，爱因斯坦对康德哲学惺惺相惜的情感只是出于纯粹的科学视角，但是他还是在各个方面拒绝康德哲学。

令人困惑的是，尽管爱因斯坦一直反对普鲁士军国主义统治下的德国精神，他却一直喜欢和那些拥有这种德国精神的人士交往，比如德裔的美国部长，这位部长身上有着那种陈旧的德国精神。

在美国，爱因斯坦常常被官方视为犹太人的领袖。1939—1940年，世界博览会在纽约拉开帷幕，巴勒斯坦参加了这次博览会。世博会有个惯例，即展馆开放那天，各国（或地区）的大使要发表演讲。这时问题出现了，巴勒斯坦的展馆开放日由谁来发表演讲？人选没有定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政治领袖上，也没有定在犹太人学者拉比上，橄榄枝最后抛给了爱因斯坦。正因如此，爱因斯坦被官方视为犹太人的精神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