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德国教授们的最高理想就是撇清科学和政治的关系。但是，当政权落入希特勒总理及其政党手中时，这个政党的首要原则就是将政治凌驾于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比如经济、艺术、宗教，还有科学。

如果你记得这个新国家不仅以新政治组织的形象出现，还宣称代表了生活中各个领域的新观点和新方向，那么新政府的立场就可以解释得通了。新的指导方向就是，这个国家所有的行动都要有利于德国人民和日耳曼民族，这是科学和其他一切活动的终极目标。

德国政府的新理念是，大学应当传播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给大学老师带来了很大压力。但是考虑到“科学自由”是教授圈子中最受重视的口号，新政府觉得，在强制推行该政策的同时，应尽量保留原有的表达。所以保留了“自由”这个好字眼，但赋予了新的含义。“自由”这个词在早期德国哲学中的含糊使用，为该词被纳粹主义借用奠定了基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背景下，西班牙裔美国哲学家乔治·桑塔亚纳在其论文“德国的自由”中写道：

德国哲学中所说的自由有其特殊的含义。它不是指选择的可能性或个人的主动性。德国人所说的自由，相当于天堂里的天使，他们可以自由见上帝，却不违反教规。这种自由是对新兴事物的一种深刻理解，而你却无法拥有。你可以盗用、你可以赞美，可以觉得是天赐的一种自我精神的表现形式。当你同情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国家甚至整个宇宙，你就被同化了，再也区分不出造物主、国家和你自己。这种自由就变成了强制性的服务。

在此期间，德国教学领导者克里克清楚地呈现了对这种深刻的，形而上学理论的实际应用。他表示：

需要被限制的不是科学本身，而是那些科学调查者和老师。只有那些科学天赋极强、并宣誓效忠国家、支持世界种族概念、投身德国使命的人，才应该继续在德国的大学里教书、做科研。

这种对自由的解读，为德国大学“清洗”教职员工的行为奠定了哲学基础。

高等学校的老师首当其冲遭遇“清洗”运动的迫害。根据该理论，老师的种族渊源致使不配教育年轻人。这次运动，把不属于日耳曼人或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老师称作雅利安人。而既不属于日耳曼也不是雅利安的这群人则叫犹太人。大家普遍认为，因历史和教育的原因，犹太人被视为阻碍新统治者树立权威的人群。“犹太人”这个词并不专指信奉犹太教的人。新政府对犹太教这种宗教形式采取中立态度。纳粹主义者认为，犹太人应当按照种族区分，却没有清晰的标准来界定犹太人。因为界定很难，有时只能靠主观推断。因此小心谨慎的德国教授们认为，不会发生种族“大清洗”这样的事情。因为“犹太人”没有清晰准确的界定，德国政府应该不会有什么大动作。

可惜，教授们还是不熟悉这个新哲学的“实用”精髓。对“犹太人”的界定很快就出台了。该界定没有采纳德国教授的要求，即兼顾人类学、人种学、哲学的精准知识和逻辑的一致性来定义。从一开始，“雅利安人”的界定就不科学，他们将雅利安人界定为说“雅利安语系”的人，这样的界定是不可信的。因为如果这样界定的话，那说意第绪语[35]的人也属于雅利安人，而这种语言只是德国的一种方言。因此，最初的定义是针对“非雅利安人”下的，并非针对“雅利安人”。非雅利安人指祖父母、外祖父母中至少有一个是非雅利安人。而只要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信奉犹太教，他们就被定义为非雅利安人。根据这个界定标准，从人种学来讲，界定的标准与种族没有任何关系。德国统治阶层理所当然地认为，两代之前，有犹太血统的人是不会信奉基督教的。

把血缘和宗教结合起来的定义巧妙地实现了政治目的：驱逐一整群可能影响学生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人。德国大学的教授需要的并不是没有科学准确性和清晰性的界定，大学政治“大清洗”运动应该以一种科学的，无可厚非的方式进行。

清洗各地犹太人的工作碰到很多困难。根据纳粹上台前的“雅利安人”的定义，还有一种包括犹太人在内的非雅利安人群。匈牙利人和芬兰人初时感觉不快，他们被纳粹主义者贴上非雅利安人的标签。事实上，将匈牙利人称为雅利安人有点牵强。最后裁定，非雅利安人的身份识别根据其祖父母及外祖父母信奉的宗教来界定。可是，即使一个人，比如匈牙利人能证明自己不是非雅利安人，但是这并不能证明他是雅利安人。因此，传统逻辑的根本规律之一，排中律就这样被打破。传统逻辑首先把排中律当作事物的规律，意为任一事物在同一时间里具有某属性或不具有某属性，而没有其他可能。排中律同时也是思维的规律，即一个命题是真的或不是真的，此外没有其他可能。然而，根据官方的界定，匈牙利人既不属于雅利安人，又不属于非雅利安人。

随着新政权在政治上的成功，既不是雅利安人又不是非雅利安人的这群人的数量激增，日本人很快就荣升为这群人的杰出成员代表。但是，新政权的反英政策致使纳粹主义者向闪米特阿拉伯人靠拢，该族群被认定为非雅利安人。之前，犹太人遭到反对就是因为他们被认定属于闪米特种族。现在犹太人不属于这个崇高的民族，因此，有人断言，犹太人根本不属于任何种族，自成一种混杂的“反种族人群”。

现在仍需一个并非依靠宗教信仰来界定种族的标准。标准最后规定，居住在密集居住区的种族与日耳曼民族有一定联系，而犹太人是散居在各个城市和商业中心的。

千呼万唤始出来的这个界定被证明是成功的。根据这一定义，大学遭到了彻底的大清洗。起初，还有几个例外。首先，由德意志帝国政府任命的教授得以继续任职，因为在大家看来，德意志共和国是亲犹太人的。其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德国或其盟军而战的教授，也得以继续任教。之后，再也没有任何例外了，大清洗变得更加疯狂。根据官方的界定，妻子是非雅利安人的所有教授均遭解雇。

与种族清洗同时进行的还有政治清洗，但其标准没有那么明确。被解雇的教授包括曾在社会民主党或共产党中任要职的人、共济会成员和反战组织成员。除此之外，其他原则都是模糊不清。相对于之前的种族清洗，这次的政治清洗更让人莫名其妙。因为，在种族清洗中，人们的结局都是命中注定的，改变不了什么。而在政治清洗中，则可以用良好的行为来抵消之前的政治错误。这样，先前是民主主义者的教授突然表示赞同种族清洗，并认同执政党的口号。之后，他们开始投身于种族理论的应用研究。另外，从前支持民主主义者和君主主义者的人，对新政权的统治者保持缄默，其实很多人是之前大清洗的受害者，因为他们表现了进步的迹象，其地位得到了恢复。

为了使变化更为彻底，对于那些没有种族问题和政治问题的许多老教授，新统治者强行向他们发放养老金，迫使其退休。新政权的统治者认为，这些老教授们无法适应新政权。结果是，新上任的老师都是新政府信得过的老师，他们以一种全新思想进行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