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知识分子们盲目地跟着军事统治阶级走上了一战的战场，但当战败的结果打破了他们对军事统治阶级的信任后，一个个都傻了眼。停战后的几年内，这些教授们感觉就像是没有牧羊人带领的羊群。爱因斯坦涉足了一些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公共事务，由此他进到了这一混乱的环境中。这时候反对爱因斯坦的呼声开始甚嚣尘上。

对于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来说，犹太人与和平主义者是他们战争失败的替罪羔羊。他们认为好像是那帮人在背后捅了一刀导致他们战场落败，而任何那帮人运动的支持者都成了他们暴怒的对象。面对敌对情绪，爱因斯坦言语直率，就连赞同他想法的人也对此感到十分震惊。慢慢地，他开始被当成是一个标新立异的人。爱因斯坦玩不来政治，对这些政治阴谋也不感兴趣，所以他的言论或被认为幼稚或愤世嫉俗。就在他的理论赢得了英国远征考察队的赞誉并渐渐声名鹊起的时候，反对者们也开始大肆诋毁他的成就。

一时间出现了一个专门攻击爱因斯坦及其理论的组织。领头的是某个生平不详的叫保罗·韦兰德的家伙。这个组织有大量活动经费支持，但这些钱的来源无从知晓。只要有人写文章抨击爱因斯坦或是在会议上反驳他，就会得到一大笔酬劳。他们张贴大幅海报标语来组织会议，就像过去用来宣传艺术大师一样。

代表这一运动并为其摇旗呐喊的有三类人。第一类人是“右派革命”的政治代理人。他们其实对爱因斯坦和他的理论一无所知，只知道他是个犹太人，是个“和平主义者”，他在英国饱受赞誉，还有他似乎想要掌控德国民意。这些人说话最大声，脸皮也最厚。他们学着专业传道者的样子，指责爱因斯坦和他的支持者们散布了太多谣言。他们不介入任何实质性的探讨，一味曲里拐弯地暗指爱因斯坦的理论之所以大行其道，是因为有群人在一旁推波助澜，而这群人正是德国战败的罪魁祸首。既然这是这群人思维模式的特点，那我就想从德国民族主义圈享誉较高的一本文学月刊杂志上引述一段文章。从文章的标题《布尔什维克物理》来看，爱因斯坦的理论和政治局势是休戚相关的。在许多人看来，根据当时的军事形势，德国原本不必缔结停战协定，但伍德罗·威尔逊[27]总统承诺让德国人民在正义之下实现和平，因此才导致了德国战败。这篇文章是这么说的：

惊恐的德国人并不知道，每当一项新的专业成就作为科学研究的顶峰出现在热情忘我的德国人面前时，他们其实只是被威尔逊教授的高明政治手段蒙在鼓里，被专业的光环耍得团团转罢了。甚至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不幸深陷其中，从爱因斯坦教授、所谓的新哥白尼分子到威尔逊崇拜者中的许多大学老师更是如此。然而，我们正在讨论一桩臭名昭著的科学丑闻，这桩丑闻与所有政治时期大多数悲剧所呈现出来的画面都十分契合，描述这桩丑闻不需要任何矫揉造作的言词。归根结底，如果说德国的教授们让爱因斯坦所误导的话，那么我们怎能能怪工人们被激进思想所欺骗呢？

第二类人直接把枪口对准爱因斯坦。这一组的成员是几位物理学家，他们凭借一些精密的实验在专业领域也获得了一定的名望。他们惊讶于居然有人仅凭构建创造性想象而闻名于世。他们无法通过宏观的视角认识到爱因斯坦所归纳理论的深远意义。他们只会看到诚实勤勉的物理学家遭人轻视，而只会奇技**巧的轻浮发明家却广受褒奖。看到这里我们就会发现，忠实观察自然的能力是“北欧”人种的一大特点，而这点是爱因斯坦所缺乏的。

第三类人由一些哲学家组成，声称“相对论与某些哲学体系相悖”。准确地说，他们不懂相对论确切的物理学含义。于是他们穿凿附会，凭空添加了相对论根本不具有的形而上的一套说辞。然后，他们对自己发明的“哲学靶子”开始抨击。我们也据此对不同哲学家路数有个基本的概念：北欧雅利安哲学家喜欢对事物的本质做深入探讨，而其他种族的哲学家则长于多角度探讨事物本质。

但是因为物理学家和哲学家往往都很天真，或者说得更直白一点，都不太懂个体心理学和政治心理学，所以后两组甚至根本不知道他们其实是在进行着某些特定的政治宣传。

保罗·韦兰德在柏林爱乐大厅组织第一次会议时，他甚至还大费周章确保发言的人都是犹太裔，目的就是要抛出一个“烟雾弹”。在这第一次会议上，韦兰德的讲话政治意味要比科学性强得多。在他之后发言的是出色的柏林实验物理学家恩斯特·格尔克，他抨击了爱因斯坦的理论。不过虽说格尔克的实验做得无可挑剔，但可惜短于敏锐的理解，缺乏从个别案例跃升提炼的超凡想象力。这样的人通常都只愿意接受老套的假设，习惯成自然，从而忘记它们都不是事实。他们喜欢给新理论贴上“荒谬”和“违背实证科学精神”的标签。会议原本还邀请了一位哲学代表，他将要证明爱因斯坦的理论不是“真理”，而只是一部“小说”。他是犹太后裔，他的出现将会使会议达到**。他对这次会议的政治斗争一无所知，收到了多封加急电报的催促，好在有朋友向他解释了会议的真实目的，他还是在最后一刻谢绝了大会的邀请。结果，虽然对爱因斯坦的第一次讨伐还是发生了，但没有哲学方面的助力。

爱因斯坦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出席了这次会议，他甚至还以友善的态度为攻击他的人鼓掌。他总是喜欢以一种剧院观众观看节目的心态看待发生在他周围世界的一切。对他来说，这个小组讨论和布拉格大学教师研讨还有普鲁士科学院会议一样有趣。

他们还召开了其他会议，那一年的“爱因斯坦案”成了新闻界持续热议的主题。大家都要求爱因斯坦公开表达自己对这些抨击的看法，这搞得爱因斯坦应接不暇。他十分反感这种假装像是在进行科学讨论的做法。他并不想公开讨论这些问题，一来大多数人根本就搞不懂，二来整场会议中讨论这个一点用也没有。最后，为了了结整件事，他在柏林的一份报纸上发文称，用科学的态度回应这些没有科学价值的争论是毫无意义的。公众判断不了孰是孰非。因此，他只是说：“不论带不带纳粹标记，如果我是一个德国民族主义者，而不是一个思想开明、放眼全球的犹太人，那么……大家也许都更好理解，科学的争议本来是什么样子的。”现在，爱因斯坦的对手们比之前闹得更凶了，他们坚称爱因斯坦是想把一场科学大讨论转变成政治事件。实际上，他再一次成了一个“标新立异”的人，他还原了一切事实以真相。他的很多朋友都宁愿他装作好像不明白反对者们动机的样子。

这个时候，他在柏林开始感到好像待不住了，他要离开德国的说法一时间传得沸沸扬扬。另外，他还在荷兰莱顿大学得到了一个教授的职位。当被问及他是否真的想要离开柏林时，他说：“这个决定有那么令人期待吗？我现在的情况就像是一个人躺在**，床是华丽的，就是臭虫叮咬吃不消。不过，我们还是再等等，看看事情会如何发展吧！”

一个大家公认的某领域的杰出科学家跳将出来的时候，这场针对爱因斯坦的运动似乎变得体面多了。我之前多次谈到了菲利普·莱纳德[28]。1905年，爱因斯坦在莱纳德观察结果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光学概念。凭借着这些和其他一些具有伟大独创性的实验，莱纳德获得了诺贝尔奖。但是，他却不太擅长将观察的结果推导为一般规律。每当他尝试着推导时，都会把自己绕进说不清的假设中。因此他当不成一个理论物理学家。

一战期间有许多的物理学家都是极端民族主义者，是英国所憎恨的敌人，莱纳德便是其中之一。战败无论是对他还是对其他持有相同政治观的人来说都是意料之外的。他把战败看成是国际势力（即和平主义者）的作祟。包括他在内有许多人开始谴责犹太人是实际的幕后操纵者。莱纳德不久便加入了希特勒集团，他是纳粹党的一名老党员了。

对于爱因斯坦战后所获得的如此巨大的成功他感到十分惊讶。首先，爱因斯坦不是个实验物理学家；其次，他提出了违背机械物理常识的“荒谬”理论；最后，抛开其他不看，他还是一个犹太人，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对于莱纳德来说，这点是他完全不能忍的。他把自己作为一名物理学家的声誉和威望全都用来服务于爱因斯坦的对手们了。他身上汇集了三类人所有反对爱因斯坦的动机：“右派革命”的代理人、纯“经验主义者”以及某种哲学倡导者。

很多事件都揭示了莱纳德狂热的民族主义。战后有一次，俄罗斯著名物理学家约非旅行经过德国，他想与德国的同事恢复联系，便去了海德堡拜访莱纳德，想和他讨论一下他的科学课题。他让研究所的看门人向莱纳德通报一下。看门人回来后对约非说：“莱纳德想让我和您说，他没空和祖国的敌人交谈，他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众所周知，电流强度的单位叫作安培，它是以法国物理学家、数学家安德烈·玛丽·安培[29]的名字命名的。但是，莱纳德规定在他的实验室里，电流的单位不准用其法国名称，而应该换成德国物理学家韦伯的名字。为此，海德堡实验室的所有实验仪器标注都进行了更改。

每年九月都会召开一个由德语科学家和科学老师参加的会议。通常都会有数千人齐聚一堂。1920年的这次会议在著名的温泉圣地巴德瑙海姆举行。几篇与相对论有关的论文也在此次会议之列。莱纳德决定借此机会当着济济一堂的科学家们的面抨击一下爱因斯坦的理论并指出其荒谬之处。

这一消息迅速传开，像在等着激烈的决定性议会会议一样，大家对这次会议翘首以盼。马克斯·普朗克是此次会议的主持人。这位伟大而杰出的科学家不喜欢闹腾。他努力地掌控着会议的全程，为的是让此次的辩论始终围绕在科学家通常会讨论的事项之上，防止有人将与科学无关的观点带到会议上来。他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大部分时间都是用来讨论一些纯粹数学和技术性的论文。而留给莱纳德抨击爱因斯坦和进行下一步辩论的时间所剩无几。整个安排都是为了防止出现任何意外。

这些满是数学公式的长篇报告并没有涉及任何原则问题。接着轮到莱纳德进行简短的发言，他抨击了爱因斯坦的理论，但没有代入任何的感情色彩。他的论据既不是说爱因斯坦的理论不符合实验结果，也不是说该理论存在逻辑矛盾，而只是说它与普通“常识”所构思出理论的方式不相符。从根本上说，他这是批评爱因斯坦的理论表述有问题，认为那不是机械物理该有的语言。

爱因斯坦简短地进行了回应，接着另外两个人也简要地表达了对爱因斯坦的支持与反对。这届会议渐渐接近尾声。会议终于圆满结束了，没有出大的岔子，普朗克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了。镇守在大楼附近全副武装的警察也都撤离了。普朗克十分幽默地用一个非物理学家之间很流行的小笑话结束了此次会议：“很遗憾，因为相对论还不能延长会议的绝对时间间隔，所以我们这次的会议必须得结束了。”

从一定程度来说，许多专业物理学家不了解爱因斯坦理论的哲学意义，这会阻碍一场真正能够向善意的对手们解释这一理论奥义的大辩论。但最后的结果却是，人们所看到的爱因斯坦的理论除了可能会对数学家有点意义外，从哲学的思维出发，它仍然存在诸多荒谬之处。

而莱纳德自己所看到的是人们并没有足够重视他的论点，而且大批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还没有机会参加一场真正重要的大规模讨论。此刻，物理学家们可能会松一口气，因为没有发生什么更糟糕的事。然而，机会还没向许多科学家和受过教育的人打声招呼，就已经溜走了。

莱纳德和他的支持者们因为某个事实，无法再反对爱因斯坦的理论了：尽管人们将这一理论的基础定性为“荒谬”和“糊涂”，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个“荒谬”的理论却能得出许多推论，每一位科学家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理论的实用性和重要性。即使是爱因斯坦最强劲的对手，只要他是物理学家或化学家，他就必须得用到一个表示质量和能量之间关系的公式。如果放出一些能量E，那么损失的质量即为E/c2，其中c是光的速度（详见第三章）。即使是最狂热的“右派革命”拥护者想要穿透原子核的话也必须得用到E=mc2这个公式。因此，莱纳德和他的团队就想方设法要把这条法则从爱因斯坦的理论中分离出来。他们要证明早在爱因斯坦之前，就已经有一位种族和观点都为大家认可的物理学家提出了这一法则。

有人撰写论文时不惜一切代价要避免出现爱因斯坦的名字，因此我们会发现质量转化为能量定律经常被写成“哈泽内尔准则”。为了对爱因斯坦研究工作的整个氛围有所了解，也许将故意隐去他的名字不提这件事情拿来说道说道还颇耐人寻味。

我们早就知道光离子一旦被抛到了物体表面，就会对这一表面产生压力。1904年，奥地利物理学家哈泽内尔从这一点现象中归纳出：如果将光辐射装进一个容器，那么它就会对容器壁施加压力。即使容器本身没有任何质量，但由于封闭其中的辐射所产生的压力，在力的冲击下它也会表现得像一个有质量的物体。而这个“表观”质量就与封闭的能量成正比。根据E=mc2，当容器放射出能量E时，“表观”质量m将会减小。

这一法则显然是爱因斯坦定律的一个特例。如果物体本身已经包含了辐射，则放出辐射时其质量就会减小。但是爱因斯坦的定律更具有普适性。他说：不论物体的性质如何，无论其以何种方式释放出能量，其质量都会减小。

但是莱纳德和他的团队却在寻求“爱因斯坦”这个名字的替代品。赞成使用哈泽内尔这个名称的外因有几点。在一战期间，他曾在奥地利参军，也就是说他站在德国这边，并且在四十岁的时候战死沙场。因而在爱因斯坦反对者的眼中他是一个理想人选，是德国青年的英雄、楷模，完全不同于爱因斯坦这个鼓吹国际和平主义的彻底的投机分子。其实，哈泽内尔是一位诚恳能干的科学家，是爱因斯坦真诚的崇拜者。

这一传奇故事竟然出自莱纳德的《科学巨人》一书。莱纳德发表了一系列的伟人传记，其中有伽利略、开普勒、牛顿、法拉第[30]等，当然还有哈泽内尔。为了把他和前面那些英雄联系起来，他这样评价哈泽内尔：“他热爱音乐和小提琴，就像伽利略热爱他的鲁特琴一样；他热爱家庭，为人谦和如同开普勒一般。”他对哈泽内尔作了总结陈述：“今天，尽管这一想法的应用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虽然几乎总是冠以他人之名。”这里的“他人”显然指的就是爱因斯坦。